中经摘要：
　　• 以辉瑞生产的大扶康为例，这款用于治疗艾滋病引发脑膜炎的药物，在有专利保护的肯尼亚售价为每200毫克18美元，而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泰国则为每毫克0.3美元，价格差距达到60倍。因此，许多国家并不愿意轻易将药品专利颁给国外药企。
　　• 很多人认为仿制药研发成本很低，这是个误区，后续在仿制上的研发投入可能会是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原美国FDA资深药物审评专家龚兆龙认为，化学仿制药研发需3～5年，研发费用为100万～500万美元;生物仿制药研发需8～10年，研发费用1亿～2亿美元。
　　• “中国药品注册、审批流程繁琐，直接拉长了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流程。”中信国健生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成海认为，仿制药注册审批之难已经成为很多药企身上的重压。
　　•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表示，新药临床试验的技术审批需要90个工作日，实际操作时间通常在8个月以上，如果考虑排队受理期，前后可能长达一年以上，与欧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2个月的审批流程相比周期过长。
　　• 目前中国大量仿制药无非两种标准：“一种无效但安全，一种略有效果但安全。”若长此以往，中国仿制药市场可能终会被撕下“安全”面具。

　　两个月后，世界上最大制药公司辉瑞研发的万艾可(俗称“伟哥”)专利保护期行将结束，这意味着中国药企可通过仿制方式进军垂涎已久的市场。这一原本辉瑞要抛弃的用于治疗冠心病的药品，在1991年被偶然发现对男性性功能障碍有突出疗效，随后神奇的蓝色药片以“伟哥”之名风靡全球。
　　万艾可在美国上市第一周便交出了1.5万份处方的亮眼成绩单，当年《时代周刊》甚至少见地用不矜持的文字称“世界等待此药已经4000年”。截至2013年，万艾可在全球已售出3亿片，也成为辉瑞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最赚钱的“金矿”。
　　两年前，万艾可在韩国专利过期，市场上瞬间出现28款万艾可仿制药，这让辉瑞痛失韩国57%的市场份额。眼下，万艾可的“护身符”在中国市场也临近交还期，中国药企已经开始考虑“后辉瑞时代”的万艾可市场谁主沉浮。
　　截至目前，江苏联环药业、四川源基制药、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北京中天康达医药、广东生物化学制药等中国药企已在申请类似万艾可的药品相关批文，一场“后辉瑞时代”的万艾可之战悄然打响。
　　万艾可只不过是全球专利药专利到期引发仿制药市场震荡的一个缩影。从2012年开始的3年内，全球将有600余种药的专利相继到期，对于超过九成药品均为仿制药的中国市场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诱惑。
　　4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委联合解读《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优先审评批准数量不足的临床急需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毫无疑问，一场仿制药的上市热正伴随着专利药过期潮渐行渐近。然而，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直言，中国仿制药企业更多的还是以简单模仿为主，众多企业涌入单一仿制药市场是一种资源浪费。“中国尽管有超过5000家仿制药企业，但并未形成真正的仿制药市场。”世界最大仿制药公司梯瓦制药公司前总裁Israel Makov如是说。
　　难产的中国“伟哥”
　　早在万艾可在中国上市前的1994年，辉瑞已向世界超过100个国家申请了枸橼酸西地那非(万艾可主要成分)用于治疗男性勃起的发明专利。在这份辉瑞发往各国的统一专利申请文案中，辉瑞撰写了长达11项的权利要求申请，万艾可热销背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专利之战。
　　药品拥有市场所在地的专利权，不仅能让企业占据极为有利的市场地位，还能拥有充满诱惑的定价权。
　　以辉瑞生产的大扶康为例，这款用于治疗艾滋病引发脑膜炎的药物，在有专利保护的肯尼亚售价为每200毫克18美元，而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泰国则为每毫克0.3美元，价格差距达到60倍。
　　因此，许多国家并不愿意轻易将药品专利颁给国外药企。2000年英国直接驳回了辉瑞的专利申请，而原本决定授予辉瑞专利许可的欧洲专利局在美国礼来公司的不断“活动”下也最终拒绝了辉瑞的专利申请。
　　不过在美国，辉瑞成功获得了期限至2019年的万艾可专利。一年后，万艾可在日本的专利权也被辉瑞收入囊中。
　　2000年万艾可登陆中国市场，第一份万艾可处方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出。在万艾可入华的同时，中国药企也积极备战类似万艾可的药品研发，17家制药企业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生产成分为枸橼酸西地那非的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品。
　　辉瑞在英国的专利申请失败让中国药企看到了希望。数家中国药企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加快国产枸橼酸西地那非类药物上市审批，同时不批准万艾可在中国获得发明专利。2001年2月超过10家中国药企获得了枸橼酸西地那非类药物临床试验许可。
　　不过这为时已晚——2001年9月19日，在1994年已将专利申请提交给中国的辉瑞万艾可获得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发明专利，期限至2014年。
　　中国药企的逻辑自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熬过漫长的专利保护期，仿制药企业还有机会。中国药企经过13年的卧薪尝胆，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辉瑞虽然不情愿，但也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独霸万艾可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不得不与他人分享每年8亿元的市场。然而，中国药企真的能吃到这块“蛋糕”吗?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库中，记者未能查到中国版“伟哥”的批准文号。
　　中国仿制“伟哥”为何迟迟没能获准批文?
　　仿制药像个黑屋子
　　“花开在眼前，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由歌手韩磊主唱的《花开在眼前》中的一句歌词，深深触动了周新华。
　　周新华是上海嘉和生物药业(下称嘉和生物)有限公司的CEO，看着多款在全球销售属于“重磅炸弹”的单抗类生物药即将脱离专利保护期，他显得有些兴奋——公司正在开发多种抗体仿制药，其中一种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另外两种正在等待临床实验批文，后续几个也会陆续递交临床实验申请。这种被称为单克隆抗体的生物药在全球拥有70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全球处方药销售额前20位中就有6个为单克隆抗体药物，其中有5个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以罗氏制药生产的单抗药美罗华为例，其10ml单价已接近4000元。
　　为了在这些“重磅炸弹”抗体药专利到期以后，为中国患者提供更加可及和可负担的药物，嘉和生物多年前已经开始开发单抗类生物仿制药。周清是周新华团队的成员之一，作为嘉和公司首席科学官参与了公司多款仿制药的研发。“仿制药的研发远没有听上去容易。”他说道。
　　4年前，留美20余年的周清选择回到国内。在他看来，中国正在大量引进生物制药技术，产品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是个机会。“我和同事在国外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知道怎么能做得更好。但是国外的产品和工艺早已定型，就像锯木头锯下来的锯末，不能再锯一遍了。而中国在产品和工艺开发上更多的是空白，犹如一张白纸，可画更好的图画，这是后发优势，能让国外累积的经验有用武之地。”周清说。
　　周清选择加入嘉和生物制药团队，和其他几位海归成员一起进行单克隆抗体药的早期研发和工艺开发。在大展拳脚、施展抱负的同时，抗体仿制药项目上的困难接踵而来，处于不惑之年的周清已经两鬓斑白。
　　“抗体仿制药的开发就像在一个摆满障碍物的黑屋子中探索，屋子很大很黑，出口却很小也很光亮——那代表着与原研药在质量、药效和安全性方面的高度相似。工艺开发就是要越过黑暗中的一个个障碍，爬到那个很小的出口。”伴随着抗体仿制药研发领域越来越热，周清和同事四处摸索，努力朝向出口处的光亮探索。
　　仿制药的成功与否技术上只有一个标准——要与原研药高度相似。“这实际很难，生产原研药的企业不会透露工艺，你可以把产品拿过来掰碎了、揉烂了，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周清说，虽然见识过国外多个项目的工艺开发，然而它们成功应用于抗体仿制药，做起来确实很难。在满足与原研药相似性的前提之下，仿制药的工艺开发又需要再创新，这样才能使仿制药有更好的成本优势。
　　分析文献、研究专利，这是仿制药的第一步，但仅靠参照文献便想仿制成功几乎过分天真了，“需要分析大批量直接样本”。所谓的直接样本便是原研药成品，这不是简单去药店买就能解决的问题。分析原研药样品的另一个目的是确定相似性的合理范围。
　　因为生物药结构复杂，又都是活细胞产生的，即便在严格控制的工艺条件下，每一个批次药品都会有微小的差别。因此生物药的原研药很多特征都是在一个可接受范围之内波动，而不会改变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若只研究单一批次的原研药，可能根本无法准确掌握这个可接受的波动范围，因此也无法把握仿制的标准。周清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举例说，瑞士一家仿制药公司，为了获得某抗体原研药某些关键性质参数的可接受波动范围，花费了巨额的资金购买罗氏公司生产的失效期横跨2008年11月到2011年4月期间的20多个不同批次的样品进行分析，最终发现有些参数在较宽范围内波动，但没有影响药物的安全和有效性。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为抗体仿制药开发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启示。
　　什么时候算是对原研药的信息搜集差不多了呢?“从来没有觉得搜集的差不多了。”周清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周清认为，在对原研药信息搜集的完美要求与仿制成本控制的现实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除了对仿制目标的结构和性质进行深入分析以外，在仿制药开发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研发的各阶段和各方面都需要仿制品和原研药的比较研究。”周清介绍说，“这显然会推高仿制药开发的成本。通常一个抗体仿制药的工艺开发和临床前研究的投入大约要上千万元，其中购买原研药的费用就会占几百万元。后续的临床研究中设置原研药对照，最终证实临床疗效与原研药具有可比性，那将是一个更加巨大资金投入的过程。”
　　周清认为，抗体仿制药的临床实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设置原研药对照的问题，而是如何更聪明地设计实验和设置对照，更高效地证实两者间的可比性，同时又能有效控制研究成本，缩短临床实验周期。因为中国药企将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仿制药市场，可能不会获得哪怕一分钟的中场休息。
　　很多人认为仿制药研发成本很低，这是个误区，后续在仿制上的研发投入可能会是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原美国FDA资深药物审评专家龚兆龙认为，化学仿制药研发需3～5年，研发费用为100万～500万美元;生物仿制药研发需8～10年，研发费用1亿～2亿美元。
　　“如果让我写一本关于仿制药的书，我会写需要购买大批次原研药，研发工艺追求精益求精，但实际做是另外一回事，在对原研药研究透彻之前我们已经着手做了，因为没有人会把地图研究好了再上路。”周清说。
　　注册审批之难
　　比起嘉和生物受困于原研药，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国健)在仿制药的道路上遇到了另一种困惑。
　　2005年年底，中信国健的益赛普上市，这款主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生物仿制药是中国首款批准上市的抗体类药物。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双收，2008年中信国健单凭益普赛实现赢利8000万元，并为公司拿下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但中信国健并非总被光环围绕，业内对其也不乏质疑之声，最大的质疑源自其保守。从2002年创立到2011年，中信国健几乎处于一款药“打天下”的状态。尽管2011年4月10日，中信国健的新药健尼哌上市，但对被资本界预估市值数10亿元的药企而言，仅有两款主打药品并非值得庆祝的事。
　　而这正是中信国健长大后的烦恼。
　　“中国药品注册、审批流程繁琐，直接拉长了仿制药的研发和生产流程。”中信国健生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成海认为，仿制药注册审批之难已经成为很多药企身上的重压。
　　事实上，许多药企进军仿制药看重其注册流程比新药简单，能节省成本。但从中信国健主攻的单抗药领域来看，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曾有媒体报道，中信国健在研的重磅药品“注射用重组抗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已经进入现场检查，如果一切顺利，有望今年内获批生产。这种仿制于罗氏的药物被业内称为赫赛汀，在2013年全球的销售额达68.39亿元。赫赛汀作为靶向抗乳腺癌用药，临床认可度很高，但治疗费用高昂，一个疗程的费用达3.2万美元，仿制药的上市将有望大幅降低用药费用。
　　据药品审批数据库资料，中信国健在2004年获得了注射用重组抗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临床批件，但在2007年申请生产批件时未能获批，2011年中信国健再次申请生产批件。该仿制药若成功上市，将是国内首个赫赛汀仿制药。
　　为了获得准确消息，记者多次向中信国健了解审批进展情况，但中信国健以不宜公开相关数据为由，没有回复。可以确定的是，审批流程是中信国健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目前，国内仿制药流程跟新药几乎一样，甚至比新药更复杂，因为多了一项和原研药作对比的流程。”张成海说。据了解，单抗仿制药审批时间普遍在10年左右，审批流程成为全行业心病。
　　对此，业内不乏相同声音。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新药临床试验的技术审批需要90个工作日，实际操作时间通常在8个月以上，如果考虑排队受理期，前后可能长达一年以上，与欧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2个月的审批流程相比周期过长。
　　“从实际来看，目前国内专利到期的化学药品的仿制注册审批周期更加漫长。”郭广昌说。
　　而最让企业担心的是，漫长等待后将失去竞争优势。在国外药企纷纷觊觎中国仿制药市场的背景下，审批流程的繁琐可能让企业错过最佳时机。
　　在仿制药领域，专利将到期的明星药品都是企业眼中的香饽饽，甚至有些企业在多年以前就开始暗中研发。而仿制药研发绝非朝夕可成的事，如果因为审批流程冗长而让企业没有获得应有的市场回馈，将严重影响药企的研发积极性。
　　针对将过专利保护期的化学药品仿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郭广昌曾建议药监部门启动早受理、早审评机制，在建立审评沟通机制的同时，为企业补充材料提供往返绿色通道，保证专利到期后仿制药顺利上市。
　　这并不仅是中信国健和复兴药业自己的事情。
　　地奥的仿制逻辑
　　2003年“非典”爆发，当时市面上用来治疗非典的主流药品之一是进口的日达仙(注射用胸腺肽α1)。而以生产地奥心血康闻名的成都地奥制药公司，在这一年成为英雄，凭借仿制药迈普新在全国抗击“非典”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迈普新多年占据着中国胸腺肽α1(迈普新主要成分)类药物销量首位，但这款主治乙肝和提升免疫力的药物从仿制之日起并不是为了应对“非典”。
　　地奥制药集团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及元乔直言：“最开始研发迈普新是为了给地奥创新药找到一个资金支撑点。”以仿制药养创新药是地奥的发展逻辑。
　　这家创立于1988年、脱胎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四川企业，基因里散发着浓郁的学术气息。在地奥内部听不见“某总”、“某主任”的称呼，统一口径是“某老师”。
　　在推出地奥创新药心血康近10年后，梦想锁定在创新药的董事长李伯刚深感资金压力巨大。其实这不是地奥一家的难题。2011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旗下的29家跨国药企共在新药研发上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而一个医药行业公认的规律是，每开发10种药物最多只有3种有望收回成本。为了支撑新药科研，李伯刚决心通过仿制药寻找新的赢利点。
　　“当时考察了很多款专利过期药。”及元乔回忆当时集团在选择仿制药产品时，主要考虑了市场需求和准入门槛。
　　在李伯刚看来，低准入门槛的仿制药品容易进入，但不能长期稳定地成为地奥的优势产品。“一般小企业能做的仿制药地奥就不做了，因为就算做了在市场竞争中也显不出优势。”及元乔说，当时地奥选择迈普新正是因为这是高门槛的仿制药。
　　在迈普新上市前，中国胸腺肽α1类药物仅有进口的日达仙一款，单价高达980元。“一般医院根本买不到，只对特护病房少量提供。”而这款药因为高价而导致的市场空白正是地奥选择进入的另一原因，“当时国内除了我们研发外，就几乎没有别的药企研发了，所以是很好的市场机会。”
　　在仿制药市场，越高的准入门槛意味着更为困难的研发。胸腺肽α1类药物在生产时需要特殊设备，且只能从美国进口。“我们进口了一台小型试验用设备，价值60万美元。”至今回忆起这台设备的价格，及元乔都连连呼“贵”。
　　一切似乎进展顺利，2002年地奥生产的胸腺肽α1类药迈普新正式上市，以198元的价格迅速打开市场。“地奥不是单纯的模仿生产，而是通过创新进行药品改良。”及元乔说。2002年迈普新上市时，其胸腺肽α1成分纯度已经高于日达仙标准。
　　突如其来的“非典”让胸腺肽α1类药物名列原卫生部防治重点药物名单，地奥要在极短时间内将销量翻倍。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原有的小型设备根本不足以满足庞大的生产需求。
　　“当时有两个选择，进口美国大型设备或自己研发设备。”进口大型设备不仅会让地奥承担巨大资金压力，其长达一年的交货时间也让地奥等不起。
　　李伯刚亲自与工程师一道将60万美元的小设备“开膛破肚”，在近一个月的摸索后，地奥做出了第一款大型仿制设备，生产成本仅为进口价格的1/4，且产量更大。
　　在风险和收益间，李伯刚找到了平衡点。随着胸腺肽α1类药物市场的激增，2005年地奥实现迈普新营业收入破1.52亿元。
　　“我觉得地奥的经验是仿创结合的路径。”及元乔认为，目前中国一些仿制药企业盲目一拥而上，在某款仿制药大热时把脚步放慢或是正确的选择。
　　从迷失中走出
　　中国仿制药产业的现实是，大量药企集中于低研发、资金准入门槛的廉价仿制药市场。这不仅让众多仿制药企业根本赚不到钱，更让部分企业逐渐忘却了研发之重，过度沉迷于价格战。
　　仿制药对原研药价格的冲击，利于原本高端的小众药变身大众药，但为数众多的企业瞬间涌入单一药品市场其实并不利于仿制药的良性发展。
　　一位不愿署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目前中国大量仿制药无非两种标准：“一种无效但安全，一种略有效果但安全。”若长此以往，中国仿制药市场可能终会被撕下“安全”面具。
　　即将爆发的“伟哥”之战，或是中国药企一次从迷失中走出的良机。不过，中国药企要先看清危机。截至明年年底，中国药品市场将有631款药的专利到期，蕴藏超千亿美元的巨大商机，且不说中国药企关注，就连曾对仿制药不屑一顾的辉瑞公司也开始放下身段备战仿制药。
　　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统计，截至2012年，协会旗下的37家会员公司，70%以上已在中国设立超过50家制药厂进军仿制药，其中不乏阿斯利康、诺华制药等巨头。
　　此外，世界仿制药市场还有来自印度、南非等国家的玩家，仅2012年印度就有超过20家药企的仿制药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南非企业生产的仿制药甚至占据了美国10%的市场份额。
　　面对前狼后虎，中国仿制药企业似乎并未做好准备。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会把仿制药定义为山寨药，甚至质疑仿制药的研发难度。这种质疑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国内仿制药多半技术含量不高且终端市场竞争激烈。
　　中国仿制药不足10%的利润率还不到国际水平的一半，低利润背后是中国仿制药较高的研发成本和混乱的价格竞争。以退烧药安乃近为例，这款单片均价不足0.1元的药品，吸引了国内100余家药厂角逐。
　　在研发环节，国内繁杂的审批流程也延迟了仿制药上市的时间，甚至让药企错失商机。“在欧盟，做仿制药审批不需要检验原研药的合理性，只需比较仿制药和原研药的药效，这比国内简单得多。在国内需要验证原研药的药效，而原研药的药效早已经得到了印证。”周清告诉记者。
　　除了审批和注册程序的简易化，欧美国家还对仿制药质量要求更为严格和明确。
　　中国医学科学院细胞工程中心副主任、病毒生物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宁宁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仿制药质量的规范和要求并不明确，更多还只是停留在没有副作用、安全的基础上，而对于仿制药的法规至今没有规范的要求出台。”
　　希望国家尽快出台有科学依据、可以执行、符合国情、清晰的执法依据，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的最多呼声。
　　面对万艾可等明星药品专利保护将过期，广州药业公司曾说，将在专利到期前仿制出“伟哥”，当然如此声明的不仅一家，但究竟谁能先推出中国“伟哥”，目前还没有答案。
　　马宁宁：仿制药不是山寨药
　　仿制药和山寨药的概念，在国内并没有清晰的区分。这不仅来源于消费者的误解，更来自于企业研发实力和技术的缺失。对于这一误解，深圳生物药物研究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细胞工程中心副主任马宁宁在接受《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专访时，可谓极为痛恨，怒其不争。在马宁宁看来，未来对于仿制药，一方面应该引导企业改变研发观念；另一方面需要主管部门在放松审批的同时，加强后期监管。
　　仿制药目前只是相似药
　　CEI：今年被称为是药品专利过期年，国内将有千亿元的仿制药市场。这对国内企业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仿制药的情况?
　　马宁宁：目前国内的药基本上都是仿制药，但是大部分只做到了仿制的第一步，把人家药做出来。至于像不像、工艺和品质能否达到原研药的要求，我认为还没有。
　　仿制的“仿”字很简单，能把东西做出来就可以，但是后期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药效不一样，质量控制上达不到原研药的水准等。整体看，国内仿制药的水准达不到国际水平。
　　现在国内企业欠缺翻译后修饰和质量控制，以蛋白领域为例，各厂家都可以弄清楚细胞并且正确排序，但是序列表达出来之后，细胞会对蛋白进行各种修饰，这就是翻译后修饰。而翻译后会形成各种蛋白，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翻出来之后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修饰是完全由细胞决定的，到底应该修饰到什么阶段，怎么修饰，细微的差别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
　　生物药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国内企业没有办法完全修饰做成翻译后修饰，因此我更习惯叫它相似药。因为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修饰却不同。这一步骤对药效和安全性有很大影响，如果这一问题控制不好，即使是一样的药，也达不到相似的效果。
　　CEI：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
　　马宁宁：国内企业普遍面临知识、经验、人员的缺失，技术水平达不到国外的要求。对于国外原研药怎么做出来的，懂的人很少。而对于企业来说，不能是一个人懂，而是应该团队都懂，每一个点都要有人懂。但大多数企业都不具备如此实力的团队。
　　企业不仅缺人才，而且缺经验，要怎么做才能像，究竟应该哪方面做得像，怎样做才能达到要求，这些都不知道。比如一种药，国外可以做成液体制剂，但是中国企业不行，必须要先冻干再溶解才可以。这是一个现实，国内技术无法达到国外技术那么稳定。有时候同样的成分，国内的工艺做出来会多一个氨基酸，而这个部分在国外可以技术性处理掉。
　　CEI：既然这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企业为什么不去改进技术?
　　马宁宁：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企业会问，为什么要去做。现在的药在国内完全可以销售，也有人买，质量要求没那么严。只有企业要去国际市场，国外要求做到精益求精，企业才会进行技术改良。而目前在国内，技术难度大就要增加经费，研发成本已经够大了，如果还继续增加成本，那做仿制药的优势在哪?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困难的。
　　另外，对于企业来说，审批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试想一个已经拿到审批的药，企业如果要修改技术和工艺，还要重新审批。而仿制药的审批，经常是按照新药去报，流程不仅繁琐而且冗长，等再次拿到审批可能就是若干年后了，那时候市场又变了，企业为什么还要去改?
　　有人会说，修改了工艺后，药效会更好，对于企业长期发展是有利的。但这个系统研究需要从头到尾的对照，这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这对于企业来说影响并不大，只要没有副作用，在国内销售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种有效且没有副作用的药，企业没必要非要再去改良。
　　这种情况从严格的角度看存在潜在风险，除非企业能证明潜在风险不存在。可实际情况是，企业不能证明，因为仅证明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大量临床试验，需要大量资金，也需要更高的技术门槛。相比之下，企业倒不如去修改技术，门槛还相对低一些。
　　放松审批和严格监管
　　CEI：你刚才提到了审批环节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
　　马宁宁：监管环节我认为应该再严格一些，加强质量监管，同时对审批放松要求。近年来，药品中心对质量的要求更严格了，药品中心看得更细，审得也更细了，毕竟临床试验证明一定要是有效的，副作用也要是可控的。
　　对于质量来说，药品中心应该好好去提高质量监督门槛，这样不管对于仿制药来说，还是对企业来说，都是好事。多花点心思，市场就会不一样。
　　而至于审批这块应该适当放松。其实中国审批严格是可以理解的，美国审批是假定企业提交的材料全部是真的，如果有造假、隐瞒，出了问题由企业负责。而中国药品出了问题是由药监部门负责，药被药监部门批了，之后出了问题，如果不是企业掺假造成的，而是因审批时没有足够重视风险造成的，就要由药审的人负责。所以药审部门的每个人都要对批的药终身负责。
　　在这一背景下，药品审批变得复杂且艰难。这个问题需要改变得从法规上进行，政府部门应加强对药品的监管，是在药品上市之后。
　　CEI：如何改变才合理?政府应从哪方面下手?
　　马宁宁：中国有4000～6000家制药企业，而法国只有1家，英国只有2家，美国多一些也不超过10家。现在要做的是整合中国医药企业，扶持龙头企业，把控好质量，把竞争交给市场。同时，也不能过分规范，不少中国企业一规范就会死掉，这是中国医药企业怪圈，很难完全改变。
　　未来，中国应该走政府引导加市场主导的道路。这些问题，50年前在国外已经不是问题了。而大部分企业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才是问题，企业的技术达不到，怎样都不行。
　　我国的聪明药企并不多，人人满足于做“山寨药”，这是我很痛恨的，消费者不知道详情让药品蒙混过关。很多企业靠销售站稳脚跟，对提高药效则根本不去考虑。近些年国家对药效有更高要求了，才慢慢有药企开始加大研发力度。
　　中国药企应该生产一流的药，一流的产品，进入欧洲一流的市场，可很多企业明明可以努力去做，但是安于现状。
　　CEI：药的问题回到根上是民生的问题，改是一定要改的，但是应该怎样去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马宁宁：提高要求。国家药审中心的指南已经在明确一些要求，由国家主管部门画杠杠，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不要在国内争来争去，而是面向国际市场。
　　虽然国际市场不易进入，但可以进行合作。印度药已经打开市场，韩国的生物仿制药也已经进入欧洲了。而中国的药呢?现在中国企业没有一家进入国际市场，中国所有生产仿制药的企业和产品，国外企业都注意到了，如果还没有关注的，一定是还没有申报的，不是做得好的企业。
　　现在，大量药的专利将过期，在这个大背景下，业内在期待催生出龙头企业。会有大企业脱颖而出，但由于国内企业要么品种新工艺旧，要么技术好研发时间短，所以会有企业抓住市场壮大，但是暂时还不会出现业内期待的龙头企业。现在中国医药企业要做的是提高研发水平，不要停留在做“山寨药”的基础上。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