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晖

　　许多年里，在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都可以看到一位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查房、看病人。他就是中国现代急诊医学第一人——邵孝鉷教授。虽然退休已近20年，但他仍然割舍不下这个耗费了他大半生心血的地方。
　　直到2010年，邵孝鉷教授因股骨颈骨骨折，才“被迫”在家休息。2012年他再次入院治疗时，尽管他已经眼花看不了文献，也记不清我们这些后辈的名字，却很高兴地与我们聊天。虽然已是耄耋之年，说到急诊科的点点滴滴，他的记忆仍是那么清晰。2013年，他因肺部感染住进了急诊重症监护室。这一次，他没能赶上他91岁的生日……
　　在1983年之前，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执行“急诊主治医师负责制”，由内科一名对急诊工作比较了解的主治医师长期值班，负责巡查在急诊室留观的病人并救治危重病人。邵孝鉷就是这个制度下的第一任主治医师。
　　两年后，急诊室的状况有所改善，事故和纠纷几乎没有，内科却希望把邵孝鉷调回去。邵孝鉷觉得这个对急诊病人有益的制度不能就此终结，于是写了两份报告，分别给内科主任张孝骞和党委书记王辅民，要求把自己的人事关系调到门急诊科。两位领导都同意了他的请求。
　　1983年，北京协和医院决定设立独立的急诊科，邵孝鉷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建科之初，急诊科只有邵孝鉷一位医生和几名护士。每当讲起那段时光，邵孝鉷教授总会笑着说：“当时不是流行一部电影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么？别人就说我是‘傻帽和我的一群女儿们’。”
　　关于急诊科的命名，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邵孝鉷受《中华内科杂志》邀请撰写一篇介绍“Emergency medicine”的论文。他将这一英文词汇译成了“急救医学”。张孝骞在审稿时将其改成了“急诊医学”，并解释说：“如同手术是外科的重要诊治手段一样，急救也只是急诊医学的一种手段。急诊医学包含的范围更为广阔。”急诊医学这个叫法就此延用下来。
　　在90岁高龄的时候，邵孝鉷教授谈到急诊科的现状和发展时仍显得又兴奋又严肃。他清楚地告诉年轻人，目前急诊医疗体系由院前急救中心或救护站、医院急诊室和医院内专科医疗监护室三大部分组成；急诊医学的发展不仅受限于医学科学发展的水平，而且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院前急救，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关系到应付突发事件的重大抢救工作，应该得到重视。
　　这些年来，我国的院前急救和院内重症监护室都在快速发展。而且，我国多数大中型城市已基本建立起急救网络，把院前和院内急救紧密连接起来，对危重病人实施最快速有效的救治。从院内急诊医疗的发展看，重症监护室的发展是这几年的一个新契机。在这一背景下，很多医院都建立起急诊重症监护室。和邵孝鉷当年一个光杆司令的情形比，现在又何止是鸟枪换炮？
　　邵孝鉷教授心里永远装着急诊科的发展和急诊的未来。他经常提到，老一辈急诊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要靠年轻人。他对年轻人总是满怀希望，同时也严格要求。他认为年轻大夫一定要多看病人，才能积累经验；要有能力在没有什么辅助手段的时候，救人于生死之间。
　　急诊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在第一时间内最快地为病人提供有效的救治。这要求我们从事急诊工作的人员，必须有强烈的急诊意识和高超的业务素质，具有全面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和快速、灵活的应急应变能力。归纳起来，就是“高速度、高效率、高度责任感，一切为急伤病患者”。而这，也是急诊科建科时邵孝鉷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时任院长陈敏章一起拟定的科训。
　　在医院最繁忙、最紧张、风险最大的部门，经常是吃力不讨好，且不容易发文章、出成果，邵孝鉷教授仍如此执著地在这个领域奋斗了30年。对此，他的回答是：“一位医生首先要积累临床经验，解决病人的生命之虞。而急诊室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医生。每当我看着那些饱含痛苦和恳切的眼睛时，总是感到一名急诊医生责任重大。在有限的生命里，把全部的学识和经验奉献给危急重病人，是我最大的心愿。”
　　邵孝鉷教授那一代人，很多人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甚至是生命献给了医学事业。他们有家，却没有享受团聚的时间；他们有儿女，却没有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可以享受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最起码让他们可以健康、有尊严地活着。
　　尊严这个词，恐怕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了。在邵孝鉷教授弥留之际，他的家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老人有尊严地离开。在我们心中，尊严与邵老的生命伴行。他给了无数人尊严，包括数十万的急诊病人。他永远是最富有的那个。虽然在他的人生档案里，没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和炫目的光环，但我们在总结回顾中国急诊医学的发展史时，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