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李秋

　　央视网消息（记者曹晓波 王佳勇）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李秋向央视网记者透露，她提交的《发挥三方调解优势 依法处置医疗纠纷》的建议，与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到的“加快建立医疗纠纷预防调解机制”不谋而合。
　　李秋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分管医患关系工作，她表示自己时常陷入焦虑中，病人的诉求和院方往往是错位的，如果有第三方介入，就能够使医患双方的权益都得到维护，理智、依法地解决问题。
　　不容乐观的医患关系
　　一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发生医疗纠纷11.5万起，较2013年下降8.7%，呈现出医疗服务量增长而医疗纠纷下降的态势。经各级医学会鉴定，2014年医疗机构负主要责任以上的重大医疗事故同比下降18.9%。
　　李秋说，虽然数据上总体有下降，但是医疗纠纷仍然是困惑病人与医院的难题。
　　李秋分析说，过去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是医患双方直接协商，“这样省时、省事，却常常是医院方示弱让步，‘拿钱买平安’，其实更多地助长了患方得寸进尺，无理取闹，无法满足时则容易使矛盾进一步加剧。”
　　另外一种方式是，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但由于医学会与卫生局、医院之间存在“血缘”关系，让很多患者对其公正性心存怀疑而不愿选择。而提起司法诉讼，由于程序繁、耗时长、成本高，且司法鉴定所层次和技术能力高低不一，医患双方也不愿选择。
　　“实践证明，三种解决方式都存在诸多不足。”李秋说，随着患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以及医院质量管理缺陷等因素影响，甚至出现停尸闹事、伤害医务人员、打砸医院设施、封堵工作场所等恶性事件，严重干扰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也影响社会稳定安全。
　　患者对第三方调解缺乏认知
　　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做法可以追溯到2011年，浙江省宁波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不用找医院，而是找医疗调解委员会和保险理赔中心。
　　此后，各地根据自身特点推出了“天津模式”、“南通模式”、“济宁模式”等。李秋介绍，这些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第三方解决医疗纠纷在医疗纠纷总体解决量上仍占少数。
　　李秋举了一个例子，某家医院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其中进入第三方调解的仅占医疗纠纷总数的20%左右，患方对第三方调解途径不知晓、不认同，部分患方仍然选择在医疗机构周边静坐，甚至扬言以自杀、跳楼，可能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
　　在李秋看来，第三方调解机制亟待完善，包括第三方调处机构的权威性，与其他解决途径工作的衔接，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的依法处理，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社会公众对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理解。
　　建议医院纳入公共场所管理
　　李秋建议将医疗机构纳入公共场所进行管理，能够更快捷地依法解决医疗纠纷。
　　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应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由司法局牵头，综治办、法院、卫生、公安、保险为支撑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处体系建设，组建医学、法学专家咨询库，为其配备人员编制，配置房屋设施，财政保障其运行经费。
　　医患双方调解不成时启动第三方调处的工作衔接，调解分歧过大时启动医学鉴定的工作衔接，调解不成时启动法院民事诉讼之间的工作衔接。
　　同时，制定“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及“医疗纠纷综合处置的工作指引”等行政文件，进一步细化各部门的职责、程序和工作细则，让医疗纠纷处置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李秋认为需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由保险公司根据案情理赔，避免院方与患者的直接争执和讨价还价。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