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曹 政□

　　李平说，她就想知道一个结果。尽管这个结果可能会让她更加痛苦。
　　十多天来，这位年轻的农村母亲，一直生活在悔恨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中。8月初，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生张素霞因为涉嫌贩卖婴儿被警方刑拘，3个孩子被解救。李平这才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如此轻易的放弃
　　2007年，李平被送到待产室。因为自己的姐姐和时任妇产科主任的张素霞认识，因此受到了额外的关照，如帮忙联系救护车什么的。一切顺利，李平有了一个男孩。
　　没想到两天后，张素霞来到病房，严肃地告诫李平和她的家人，马上去给孩子做检查。“她说，你看娃一哭，嘴唇发青发紫，娃儿心脏不好，赶紧去做个检查。”李平回忆说，当天中午她的丈夫就抱着孩子去县人民医院挂号拍片，取回单子后顾不上再找别的医生，直接送到了张素霞手里。
　　张素霞拿着片子，一边指点着，一边对李平的丈夫说：“你看，这里不对劲，是先天性心脏病。”面对这位被公认技术最好的产科医生，李平一家对这个结论没有表示任何怀疑，而是对如何应付这一难题惶恐不已。
　　张素霞说：“你们把孩子抱回家，少则几天，多则半年，就会离开你们。到时候你们会更难受。我给你们找个人来处理。”
　　考虑了一晚，李平一家选择把孩子交出去。
　　到公安局报案时，李平才发现，还有50多个家庭和她有着相似的遭遇：她们都定期做产检，产检结果显示孩子都很健康，最后却被张素霞告知孩子有病，养不活。
　　张素霞通过这样简单的过程就能得手，让多位在北京、西安等大城市工作的医生觉得匪夷所思。事实上，家长只要对张素霞的说法稍加质疑，就可能发现问题。这起贩婴案第一个报案的来国峰，就是妻子到富平县另一家医院检查，并未发现患梅毒或乙肝后报的警。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任何孩子家属向医院提出质疑，反而都不约而同地在出院后丢弃或者烧毁了当时的病历资料，这也导致现在的查证工作难度颇大。
　　李平没有收到立案的消息，她只能每天都去打听自己的报案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农村家庭的恐惧
　　富平是国家级贫困县，村落之间，广阔的玉米地一望无垠。尽管有年轻人外出打工，但村里许多人依然靠天吃饭。传统的村庄里，“斯巴达式”的生育观念不可撼动。
　　李平说，她的婆婆当时有顾虑，如果把生病的娃抱回家，最后养不活，村里人就会笑话她家。她怕家人和自己今后的生活遭人非议，也怕缺陷儿在后期手术时带来的风险和经济负担。
　　富平县人民医院一位退休的产科老医生说，在她的印象里，农村出生缺陷儿的成活率明显低于城镇。“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第一感觉是羞愧和负罪感，有的母亲甚至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哪怕有些经矫形、修补后可健康存活的缺陷儿，也常会被家人遗弃。”
　　封闭村庄的舆论压力，未知的经济支出，让李平一家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并非只有李平能感受到。
　　在富平县薛镇，祁昆峰家的双胞胎被张素霞以先天疾病为由骗走，幸运的是，孩子被警方解救。得知消息的媒体涌到祁家，有记者问祁昆峰：“假设事情真如张素霞所说，小娃生了很快就活不成了，大娃长大不是脑瘫就是傻子，你会怎么办？”
　　祁昆峰沉默不语。
　　记者：“如果政府把娃后半生管了呢？”
　　祁昆峰说：“不光是钱的问题，有缺陷的娃在社会上会遭受歧视。学不好上，工作不好找，生活会很痛苦。”
　　记者：“如果政府尽量解决了问题，应该能留下孩子吧？”
　　祁昆峰反问道：“如果孩子的病一直治不好，岂不是痛苦一生？”
　　从目前警方披露的调查显示，张素霞正是利用了农村家庭对缺陷儿的恐惧。她费尽心思篡改病历，伪造证明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能够轻松获得孩子的控制权，利用恐惧还只是第一步。
　　被默认的灰色程序
　　李平至今还记得，作出放弃孩子决定之后的次日早晨9时，一名穿着灰色上衣的老头，跟着张素霞一起进入产房。“从进来到出去一句话也没有说。”李平说。张素霞提醒说要50元的“处理费”，慌忙中，李平的丈夫从钱包里零散凑了50元，递给了老头。
　　尽管对于死婴的处理，医疗机构通常都有严格的制度，对于家属想抛弃的缺陷新生儿，医院都会想方设法交给家属，不允许医护人员私自处理。
　　但李平一家对于张素霞明显不合理的处理过程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一方面是对于“熟人”张素霞的信任。“她是我姐介绍的，不相信她就是不相信我姐。”李平说。
　　这样的处理程序在富平县已运行数十年，其“合理性”已被默认。
　　2001年，家住富平县美原镇的郑先生的妻子在县妇幼保健医院作产前检查时，发现孩子腿部畸形，决定引产放弃孩子。
　　郑先生回忆，妻子做完引产手术后，张素霞征求了他们的意见，问孩子是要自己处理还是交由她帮忙处理。在收取了100元“处理费”后，一个穿着蓝大褂的老头来到产区，用塑料袋装走了小孩。
　　事实上，这样的程序并非张素霞的“独创”。家住富平县庄里镇的小黄告诉记者，她在3月30日产下一女婴后，新生儿科医生周某告诉她，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主动带着孩子前往富平县人民医院复查，回来后口头向家属确认了先心病的诊断。
　　小黄说，周医生当时告诉自己，放弃吧，与其看着孩子死在自己手里，不如处理掉。在被劝服之后，小黄的丈夫在一份没有公章的“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之后，一个老头来医院抱走了这个新生儿，小黄丈夫付给他150元“处理费”。
　　对于李平和众多家庭来说，在确信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之后，这种处理方式恐怕也符合他们的需要：不声张，就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因此，在孩子被“处理”掉后，大多数家庭扔掉了病历和检查单，就不难理解了。
　　抛弃病残儿是社会现象
　　“也不能说这些家庭有什么不对。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富平县公安局一位民警说，抛弃婴儿的事情并不鲜见，不久前，他们刚刚救回了一个背部有肿瘤的孩子。“3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孩子就那么被扔在野地里，要不是路人报警及时，估计就没救了。”
　　这位民警所说的“并不鲜见”，在西安市西安北方儿科医院也多少得到了印证。这家专门负责全市范围内弃婴、弃儿体检和救治工作的医院曾做过一项统计，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间，该院共收治了540名弃儿，其中患有各种疾病的患儿为524位。
　　“中国现在90%以上的弃婴都是病残儿童。”有研究儿童福利的专家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深层的原因是医保政策对儿童的保障不到位，特别是对新生儿的保护不足，孕期筛查和畸形预防的家庭指导和培训也存在很多漏洞。如果医保体系能够对这些贫困家庭有充分的支持，家人可能就不会遗弃孩子。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平为化名）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