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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另一种阅读和解析：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建拾贝

来源：科技日报时间：2008-09-25 11:09:52 热度：3460 

    50年义无反顾的105岁寿星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语气平和，思路清晰。

　　“生物物理研究所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亲历者，我深知，是以50年义无反顾坚持学科交叉、坚持服从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办所方针，换来了生物物理所今日的蓬勃发展。”

　　“当年，对于生物物理学是否一门独立的学科，异议和反对意见不绝于耳。而我们竟在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生物物理所，又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立了生物物理学系，面临的非议和压力可想而知，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说这话的老人是贝时璋。贝先生是目前健在的年龄最大的中科院院士，今年10月10日将度过105岁诞辰。我国生物物理学科的诞生和蓬勃发展，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半个世纪前，贝时璋亲手创建了我国生物物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设计了中国生物物理学的框架，随之而来，也培养和造就了我国蛋白质科学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如今，由他创建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迎来50华诞，这位老寿星追夕抚今，写下《50年义无反顾》的文章，对正在筹建中的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关心备至，对我国开展的生命科学研究殷切寄语，给予我们比百科全书还要凝重而深沉的思考。

　　金秋，让我们到生物物理所，以及正筹建中的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寻访，进行生命的另一种阅读和解析。

　　奠基者一份丰厚的思想财富

　　“生物物理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生命科学，特别是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起到了一些引领作用，总结其经验和规律，大致可以归纳为学科交叉、立足前沿、结合应用、技术创新等几点。”梁栋材院士对记者如是说。

　　“贝时璋先生本身既不是学物理的，也不是搞技术的，却能以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人们怀疑的目光和质疑的声音中，多年持之以恒地加以倡导和推进，这非常难能可贵。立足学科交叉的前沿，既抓住了基础，又抓住了应用，科研密切联系了国家需求，直至今天，研究所这两者也结合得很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梁栋材主持生物物理所工作期间，与邹承鲁、杨福愉几位先生一起，着实花了大量精力对生物物理学的内涵做了探讨和学习。“入门考试让我很好地了解了生物物理学，特别是它的学科交叉特性。”

　　回顾研究所50年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历程，杨福愉院士总结的经验与梁栋材院士的见地大致相同：研究所多学科交叉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组建一支进行交叉科学研究的多“兵种”队伍；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国家重大任务的关系；精心组织、积极协调。

　　“研究所多年来一直重视技术方法的创新，重视仪器设备的自主研制。”生物物理所如今正“值班”的当家人、第六任所长徐涛作了并非闲笔的点评，“今天国家越来越重视科研仪器的自主研制和技术方法的创新，回过头来看当年贝老的决定，不禁感叹贝老的高瞻远瞩。”

　　“三驾马车”牵引生物大分子

　　建立在生物物理所的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邹承鲁、梁栋材和杨福愉三位先生联手，共同组织策划，将分子酶学、结构生物学、膜生物学结合在一起，向国家申请成立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于1989年正式成立。多年来，该实验室在国家多次综合评估中均一直保持领先，连续三次评估为“优秀”，2006年被免评为“优秀”，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实验室。

　　“三驾马车”形成的合力，始终牵引着实验室的朝向。邹承鲁院士领衔的分子酶学研究发展到蛋白质的折叠原理，梁栋材院士牵头的生物大分子研究发展到蛋白质复合体的三维结构，杨福愉院士为首的线粒体发展到生物膜，这三部分在实验室的研究中，始终代表着战略国家队英勇而遒劲的实力。

　　2003年5月，北京，SARS在肆虐，刚上任的生物物理所所长饶子和在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之间来回奔命，带领精锐的攻关小组，全力以赴开展对SARS病毒进行研究。7月底，研究论文发表在《PNAS》上，研究速度之快，全球为之侧目。这个在全球首次解析出的SARS病毒主要蛋白酶及其抑制剂复合物的晶体结构，为抗SARS药物的开发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正因为我们实验室早有知识储备、具备攻克世界尖端科研难题的实力，所以才能在SARS暴发的短短几个月内取得研究成果。”饶子和这样回首往事。

　　如今，这个实验室不仅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还培养凝聚了一批优秀人才，除了王志新、王志珍、饶子和、王大成、常文瑞、陈润生等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外，国家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9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名，“百人计划”26名。

　　在世界科学高峰的攀登中，爬不到“6000米大本营”就免谈冲击顶峰。王志珍2001年当选为院士，她今天取得的科研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邹承鲁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并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6000米的大本营”工作多年，得以向蛋白质折叠的世界科学高峰发起冲击。

　　“邹承鲁、梁栋材、杨福愉三位先生的贡献巨大而不可磨灭，他们无论搞科研、带队伍，起到的人梯作用有目共睹。”王志珍说，“在实验室里工作，只要人们叫一声‘老师’，我就感到非常的温馨和满足。”

　　由一位“老师”成为参政议政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变化大概连王志珍自己也始料未及；不过，除了全国政协一些必要的会议和调研，她的身影还是经常出现在实验室里，一如既往地在科苑忙碌耕耘。在国家“十一五”重大科学研究蛋白质研究计划中，王志珍领衔承担的是“重要功能蛋白质复合体的功能与结构研究”。

　　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

　　中科院1998年开始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为生物物理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2003年之后，饶子和及杨星科两位人物登场，将研究所带入一个全新的起点。

　　饶子和2003年3月竞聘生物物理所所长。对属虎的他而言，显然这个位置是更能施展自身才华的舞台；对中科院而言，首开先河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生物物理所的所长，对该所未来发展的希冀和良苦用心也足见一斑。

　　饶子和对应聘所做的报告显然胸有成竹。他在报告中说，若自己成为该所的所长，要在任期内引进招聘30位“百人计划”人才，用“语惊四座”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参加所长应聘答辩的人员，除了有领导和专家组成的强大阵容外，旁听的还有研究所近百名“各路神仙”。饶子和话音未落，就遭到了旁听者的嘘声，连个别评委也怀疑他是在“忽悠”。

　　好在评委对饶子和的领军能力和“施政纲领”有着基本的肯定，他被称为“过于胆大”的这一举，后来也就有中科院党组在给他撑着腰杆：曾任中科院动物所党委书记和中科院人教局主要领导的杨星科，随即被派到生物物理所任党委书记，成为饶子和的得力搭档。

　　生物物理所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并重，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早年把小狗“送上天”，为如今我国的载人航天奠定了宇宙生物学的坚实基础，早年为国家的核爆炸试验提供环境安全保障，对全国各种辐射源的辐射问题交付出满意问卷；在“探索生命奥秘、创造人类幸福”的过程中，生物物理所也参与了诸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研究工作，同行们把它比喻作“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这种标杆作用，奠定了生物物理所在我国生命科学领域重镇的地位。

　　“中科院党组对生物物理所未来发展期望值之高，路甬祥院长为此专门和我谈话，他对21世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敏锐的科学洞察眼光，我都能够体察。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我只有‘以身饲虎’。”“揭秘”当年自己履新的这段小插曲，杨星科感慨万千。

　　研究所两位新任领导配合默契，率先出手中科院所属系统少见的人才招聘创举：2003年7月，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科学》《自然》刊登招聘广告，广揽高端人才加盟。“我们不仅要取得实际的招聘效果，还要看潜在的心理影响：生物物理所有广揽天下贤人的气魄和能力，而能够在《科学》和《自然》上看人才招聘广告的科学家，他们的段位起点都不会太低。”饶子和自信地对杨星科说。

　　果然不出饶所料，凭生物物理所这坛“好酒”在海外的知名度，再加上盛情又热切的高声“吆喝”，很快就有一批海外俊杰闻讯报名应聘。

　　研究所筑巢迎凤，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机制改革的举措，到2004年底至2005年上半年，更是迎来海外杰出人才入选“百人计划”、并且能够全时到岗的人才回归和积聚高峰。

　　在中科院领导的肯定下，“百人计划”尝试研究所的“自费”、推行“项目聘用”……如此这般吸引人才回归和积聚的举措，生物物理所在中科院系统率先作出了一些大胆的探索。

　　生物膜世界标杆上显示的应有高度

　　膜蛋白质的结构解析，一直被各国科学家公认为是项难度极高的工作，一个有代表性的膜蛋白质的结构解析，往往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要跳过的一个新高度。在“饶杨组合”有声有色地将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向前推进之时，由本所常文瑞领衔并联合兄弟单位的中国团组，率先成功破解了参与光合作用的膜蛋白晶体结构之谜。2004年3月出版的《自然》介绍了这一突破性成就；其测定的2.72分辨率的晶体结构彩图成为当期杂志的封面，“重磅特写”的说明惊世骇俗，称其愿景旨在开创未来的“能源工厂”。

　　常文瑞感谢梁栋材先生在他1997年回国时，交给他这项高难度、高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全体同事6年多艰苦奋斗，终于取得成果的突破，“在度过了兴奋、激动和一番忙碌后，平凡而又单调的探索和追求又在重复着，继续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是肩上多了些责任，脸上多了些苍老，心里多了些宽慰。”

　　2005年7月，饶子和的团组拿到了生物膜研究的第二个奖牌。饶子和线牵生物物理所和清华大学两头的联合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率先解析出线粒体上一个和呼吸氧化作用密切相关的膜蛋白质复合体，证实了该膜蛋白质复合体是“穿膜蛋白复合物”，而不是传统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外周膜蛋白质”。

　　生物物理所的徐建兴研究员长期从事线粒体功能研究，2002年初，徐建兴希望与当时在清华大学的饶子和合作，进行与呼吸相关的膜蛋白复合物Ⅱ晶体结构研究。饶子和以自己的眼力看出项目“很有意思”，“完全值得一试”，便将课题接过手来，并安排给博士研究生孙飞等人来做。两年过去，结晶的探索却没有太多的眉目。饶子和鼓励学生一旦看准方向就要紧咬不放：科学研究贵在持之以恒，往往就是要将今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明天可能的事情。

　　饶子和领衔的团组解析出的这第二个膜蛋白质，也标志着我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世界先进之列。

　　命门：还是学科交叉

　　我国近年来非常重视蛋白质科学的研究，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除了国家制定的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有具体的描述，科技部也部署了蛋白质研究计划。与国家的相关研究计划呼应并衔接，2004年3月，中科院也迅速启动了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建设。第一期的研究平台建设各项总投入在8000万元以上。

　　在更高的国家层面，拟选择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作为支撑体，筹建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暖风也在频吹，生物物理所作为最具竞争能力的实力派，当然也在政府决策者的视野之内。

　　贝时璋50年前成功创建生物物理所，得益于学科交叉；现在，要让生物物理所在新世纪更上一层楼，并为国家实验室花落自家门庭奠定基础，更要大力推进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研究所以前的学科布局，一直是围绕“结构与功能”做文章。饶子和当所长后，新领导班子根据世界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走向，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审时度势地调整了学科布局，顺序改为“功能与结构”。

　　“别看这是个字面顺序上的微小变化，其实着力点完全不同。”徐涛对记者介绍。

　　以往研究所结构生物学的力量虽然很强，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主动性，要跟着人家的发展方向走，看着人家的脸色行事，“这样我们要起到科研国家队的引领作用就很难；再者，生命科学研究的世界潮流也在起变化，特别是人类基因组测序以后，蛋白质功能研究本身也越来越凸显出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们确定把‘功能’放在‘结构’的前面，用‘功能’导向‘结构’。由此也带来人力资源、特别是PI及其团队配置的变化，2/3的人要做‘功能’，只有1/3的人做‘结构’，这是非常重大的人才结构上的调整。”徐涛说，研究所要大量引进“功能”方面的人才，向这方面倾斜。而感染免疫学科的敲定，就是考虑到国家战略需求，要针对一些新生及重大的传染病开展研究，比如SARS、乙肝等。

　　研究所众志成城，从2003年到现在，大幅度提升了蛋白质三维结构与功能、生物膜与膜蛋白、蛋白质翻译与折叠等八大学科交叉的研究实力。

　　严谨中或多或少有点儿“酷”

　　徐涛在中科院2003年初的公开招聘中，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从华中理工大学应聘到生物物理所任副所长、研究员。

　　徐涛谈起当年应聘的初衷：“我对生物物理所一直情有独钟。它是我国生命科学里非常重视科学仪器研究的一个所，也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科发展最好的一个科研机构，更接近于国际相关领域的先进水平。所以我抓住了这个应聘的机会。”

　　“我国体育已经在本届奥运会上得了金牌总数第一，我国科研也应该在众多领域拿到金牌，生物物理所多年形成的科研积累、文化氛围，让科学家们拿金牌的可能性更大了。”

　　2004年，年仅34岁的徐涛，担任了国家973项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的首席科学家。这个国家“973”支持的第一个生物膜研究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了囊泡转运与分泌研究等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2007年4月，因饶子和已经调任南开大学校长，徐涛出任生物物理所所长众望所归。

　　徐涛以自己走过的这些年科研成长道路和亲身经历体会到，科研环境对人才非常重要。“实际上我2003年来生物物理所应聘，也不是冲着副所长的位置而来，我本质上还是个科研人员，希望能做出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现在让我当所长，我更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要为这个研究所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徐涛无论33岁当副所长，还是37岁当所长，都是在当时中科院系统内最年轻的之一。这位“少帅”和党委书记杨星科搭档，继续带领着研究所阔步前进。

　　徐涛喜欢一边在电脑上工作，一边听流行歌曲，比起他在科研上的严谨，这或多或少有点儿“酷”。

　　战略！战略！战略！

　　2005年底，生物物理所已经完成了中科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的一期建设，通过两年多的运行，平台一期装备普遍运行良好，先后为院内外150多单位提供了服务。

　　机遇和挑战往往同时并存。生物物理所在一路高歌猛进时，且不说国际一些著名的科研机构在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成果迭出，不断绽放出学科交叉带来的诸如获得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的奇花异葩，国内一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体制改革中催生的新型科研机构，在生命科学领域内整合各路研究力量也如异军突起。生物物理所未来发展之路漫漫，将走向何方？

　　战略！战略！战略！在知识创新工程中，中科院把战略研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生物物理所而言，其战略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何尝不是如此？

　　2006年7月，香山科学会议召开。这个主题为“蛋白质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生物物理所既是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讨论会深入分析了国内外蛋白质科学的发展态势和最新进展，研讨了我国蛋白质研究领域的实施战略。

　　2006年12月，科技部第二批国家实验室建设启动，确定生物物理研究所负责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的建设，这是近期即将启动的10个国家实验室之一，筹建国家实验室敲响了紧锣密鼓。

　　2007年4月，中科院召开结构生物学战略研讨会，同样是为生物物理所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的筹建目标、凝练研究方向搭台：来自海内外的近40位知名专家参会，围绕中国结构生物学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而且通过构建结构生物学海外团队以及与海外学者商谈回国工作意向，实质性推进了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进程。

　　2008年7月中旬，在烟台召开的发展战略研讨会，徐涛提出实验室发展要将国家需求与国际前沿相结合、团队攻关与自由探索相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参会的杨福愉院士发表自己意见：“我们的学科交叉一定要有勇气，团队协作一定要有胸怀。”他说这话尤其显得语重心长。

　　战略！战略！战略！它牵动着生物物理所老中青三代科学家敏感的神经，无不为之殚精竭虑。

　　“只要我努力去做了，就问心无愧”

　　在以上几个战略研讨会上，一个对未来的生物物理所以及筹建中的蛋白质国家实验室，或许将起到举足轻重影响作用的人物闪亮登场，他就是来自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教授许瑞明。

　　许瑞明这样描述他和生物物理所的渊源：“我以前一直搞理论物理，1993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后出站，到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工作，科研方向才转到结构生物学。1997年我回国时，通过朋友来生物物理所看了看，并应邀作了场学术报告。那时大家争先恐后往国外跑，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回来工作。但有人告诉我，1996年饶子和就已决定回清华大学。”

　　“生物物理所是中国研究结构生物学的大本营，2003年饶子和当所长后，引进了很多国内外人才，我和研究所的沟通越来越多，和龚为民等研究员也有了更多的联系。”

　　“2007年4月中科院组织了香山会议，当时我并不知道，实际上其中蕴含的一个内容，就是希望这些科学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回国，包括参加国家实验室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回国的问题。”

　　“2007年4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竺到美国，我们一起吃了顿饭，他回答了我的一些疑问。陈竺很真诚，从与他的这次交流中，我感觉到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很大，未来会越来越好，最后促使我到国内工作。”

　　今年3月3日，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主任招聘答辩评议会召开，许瑞明着重阐述他对未来国家实验室在建设目标、管理机制、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理解，并提出了建设实验室的一些具体建议。

　　“你毕竟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5年，现在回国后工作，难道不担心自己可能带来的水土不服，就像其他一些‘海归’那样？”许瑞明到任就意味着全时归来，这也是继生命科学领域王晓东、饶毅等为数不多的正教授华裔科学家回到中国之后，又一位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回归。记者采访许瑞明，不由有些疑虑地这么问他。

　　“别人做得如何不会对我产生太大影响，谁都会面临人生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当国家实验室的领导。但事在人为，只要我努力去做了，就问心无愧，不在乎人家的评头论足。”

　　“我会不会三五年之后，后悔现在自己的这个抉择呢？我想，或许我不是百分之百能够取得成功，但只要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花心思认真去做，我就义无反顾。”

　　许瑞明的回答很沉稳。

　　人才回归“练南拳北腿的潜质”

　　各路人才迅速地聚集到了生物物理所的“高地”上。

　　梁伟全全时回来了。2003年底，他从美国一回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就迅即参与率先组建国内蛋白质与多肽药物实验室，以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研究为主攻方向。梁伟全和他带领的团队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成功发现了一种纳米尺度的输送载体，不仅能将化疗药物输送到肿瘤细胞之间，也可穿越细胞膜进入肿瘤细胞内部，更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细胞“好歹”，有效增强药物的抗肿瘤效果，并且降低药物的毒性。

　　国外同行对他的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这是个简单但能有效地将药物和合适的载体整合起来产生很好效果的例子。

　　梁伟全的研究成果被评为我国2007年的十大科技进展之一；今年年初，国内某著名纳米医药公司和中科院相关单位一拍即合，已签署了数份合作合同范本，目前正进一步协商推进产业化合作事宜。

　　他对记者说：“感谢研究所为我提供的发展平台，研究所的国际性、包容性都很强。所领导是我们实验室的后勤，我则是实验室的后勤。”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范祖森全时回来了，“研究所领导在我决定要回来时说，回来就会给我一个课题组账号，马上就能投入研究，缩短回国适应期。”范祖森对记者谈他回来的体会，“有研究所的领导给我们撑腰，我们前进方向就不会摇摆。”

　　唐宏在病毒感染的天然免疫机制等研究领域多有建树，他的科学眼光比较独到，但对科研环境的选择也很“挑剔”，但2004年底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到生物物理所工作，出任研究所新成立的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

　　在973计划等的支持下，唐宏与合作者在T细胞抑制天然免疫细胞炎症反应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文章在线发表于2007年9月的《自然—医学》杂志。随后，唐宏与合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关于新生小鼠病毒性肝炎重要研究成果的论文，第一次阐述了天然免疫系统发生与进化的新观点，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2008年8月，《自然中国》发表评论文章进行专门的评述。

　　刘志杰2005年10月作为被引进的海外杰出人才回来了。他是美国东南区结构基因组研究中心Crystallomics实验室主任，曾提出并构建了该中心的基因到结构的高效流水线。目前正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863”重大项目“关于肝脏代谢及肝病相关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研究”。

　　刘志杰对记者讲述了回国的小插曲：“2005年3月，我给以前就有过许多接触的饶子和所长打电话联系，他在电话里大着嗓门对我说：‘你还不赶快回来呀？我们非常欢迎你加盟，’但是‘过了这村可就没了这店’！于是一星期之后我就赶到研究所，做了应聘‘百人计划’的报告。到2006年10月就全时回来了。”

　　“在海外几年，生物物理所就像一条无形的线，始终在牵着我，拽着我。”刘志杰对记者笑曰，“回来就要好好做些事情，我绝对不会像买股票似的，过几年后悔自己买错了。何况生物物理所还是绩优股、潜力股！”

　　王江云以用新型分子探针做化学生物学见长，2007年从美国伊利斯诺Scripps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本已拿到香港某著名大学的职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生物物理所，因为在这里更有利于学科的交叉，当他提出研究所搞化学合成的条件还不太具备，研究所就为他专门搭建了化学合成实验室。他在科学网上建立自己的博客，张贴了幅出生不久的爱子在啃脚趾头的照片，网友对此调侃：“哇塞，了不起！有练南拳北腿的潜质！”或许，研究所之所以看上王江云，王江云之所以看上研究所，也是因为各种学科的交叉中“有练南拳北腿的潜质”。

　　知识创新需要“流程再造”

　　杨福全加盟生物物理所，更堪称是“南拳北腿”交汇融合的经典。

　　2003年秋天，在美国NIH工作却有心回国的杨福全在网上了解到，生物物理所虽然在蛋白质结构的解析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但却没有质谱这一块的高端人才，就毛遂自荐，给饶子和写信：我多年从事生物质谱的技术研究，希望能够为研究所建立生物质谱的平台尽绵薄之力。饶子和快速反应，回信说：研究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2004年初，徐涛借到美国开会之机专程到了NIH，对杨福全谈了研究所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的预算，以及首先要购买哪些仪器设备的事宜，“徐涛十分坦诚，我见到他，第一印象就觉得他已完全把我当‘自己人’，将所里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支撑、建设平台的计划全盘托出，没有丝毫要试探我、考核我的意思。”

　　2004年6月7日杨福全刚回到北京，第二天研究所电话就打来了。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一期建设，所有的仪器都进入招标阶段，杨福全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迅速进入了角色，“经过大家讨论，将两台质谱仪器、两台蛋白质斑点处理工作站基本的型号确定下来，我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

　　“生命科学研究需要很多检测技术和方法，它是一个定量的科学，而不只是一个定性的科学，我们应该综合应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徐涛对记者说，“国立研究所必须要有一支稳定的技术支撑队伍。比如蛋白质研究要做质谱分析，像杨福全这样既有科学研究背景、又有技术绝活的高端人才，我们就必须挖空心思地引进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研究所给了杨福全“百人计划”的待遇，衔头是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的质谱首席技术专家。“待遇对我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研究所建好了研究的技术平台，我也有了一个实现自我的平台。”杨福全如是说。

　　贝时璋先生在生物物理所建所初期就重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队伍共开发了100多个生物物理仪器，覆盖了辐射、空间、仿生、分离提纯、光谱、波谱、图像分析、医疗诊断等广泛领域，为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江丕栋是技术创新队伍的一名优秀代表，他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从事科研仪器的研制工作。“饶（子和）杨（星科）组合”“徐（涛）杨（星科）组合”，更把技术创新为基础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年过七旬的技术专家王秀春、林波海、逯建英老当益壮，回到研究所发挥自己余热，为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维修了不计其数的仪器设备。“平台的仪器设备只要人家能够造的出来，我们就都能够修！研究所今天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老同志的心里也都更加舒坦！”王秀春的这话堪称经典。

　　徐涛本人也是技术创新的一把好手。由他领衔的课题组，承担了科技部和中科院支持的“激光全内反射荧光成像装置”“单分子荧光成像装置”研制，“通过集成创新和技术创新，研制新的装置系统，可以更精确地确认蛋白质在活体中的定位和功能！”

　　“当今，科学家和工程师彼此的作用不可替代，这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现有的体制，需要我们在知识创新的价值链上，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作用重新认识。实际上，生物物理所50年的科研成果，对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也应该包括向社会技术转移和辐射，前些年发起成立、至今还在控股的如中生北控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北京百奥药业公司等。”杨星科说。

　　“攀登科学高峰固然我们要得世界‘金牌’，但技术的支撑作用也至关紧要，有了技术舵手的‘保驾领航’，科学之舟才能顺利地到达彼岸。”杨星科继续点题，“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和技术支撑这两种不同工作的人员队伍，应该制定出不同的考评体系。我最近一直在提‘流程再造’。生物物理所虽然主要搞的是基础研究，但倡导科学家要尽可能掌握和应用现代先进技术，工程师要最大程度地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撑作用。大家都能在各自的节点上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尽善尽美地完成知识创新的全‘流程’。”

　　生命需要传承精神需要传承

　　“这个孩子提的问题吓出了我一身冷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确。”美国俄勒冈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DaleE.Tronrud说，“他们的提问都很尖锐，我常常被尖锐的提问包围。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喜欢这里的孩子。”

　　DaleE.Tronrud教授说的这个“孩子”是生物物理所的博士生周小宏。

　　2008年初夏，冷泉港实验室结构生物学中的X-射线晶体学研讨班在生物物理所举办。这个讲习班曾为世界各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蛋白质晶体学家，毕业的学员中不乏国际结构生物学知名学者，如诺贝尔奖得主RodMacK鄄innon教授等。这次在中国举办的研习班，是20年来第2次在除美国之外的国家举办。

　　和研讨班的讲师展开讨论，频频发起“攻击”的那位“孩子”周小宏，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通过这个学习班，我能够更好地了解国际主流‘行情’，视野开拓了许多。”周小宏说。

　　“这个研讨班对中国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可以说，参加本次研讨班的学员中，有些是有潜力能成为未来中国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研讨班的组织者之一刘志杰断言。

　　X-射线晶体学讲习班组织者、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教授GaryGilliland更是不虚此行，他对自己过去的同事、现已出任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主任的许瑞明说：“我通过这个研讨班孩子们的提问，通过对你所在研究所及实验室的深入了解，也知道你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了！”

　　高度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生物物理所的一个优良传统。

　　孙飞在2006年年仅26岁时，就“连破三格”，在博士刚毕业就成为研究员，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如今，孙飞主持自己研究组的组会已经是有板有眼，非常的‘老到’。”研究所的所长助理孙命介绍。

　　不到30岁就成为研究组长和研究员的，还有从德国回来的“海归”秦燕，她如今领导的小组，开展以体外重组蛋白质翻译体系为平台的核糖体延长因子的功能和结构研究。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贝时璋先生只要有研究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要问研究所对年轻人才的培养情况，问研究生的来源主要是哪些大学。

　　“我们要加大自身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江涛研究员就是我们所‘土生土长’起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带领的研究组近些年有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问世。”杨星科说。

　　生命需要传承，精神需要传承。科学事业也需要传承，需要一代更胜一代。

　　生命是什么？“阅读”贝时璋老人的百岁传奇故事，“阅读”生物物理所50周年写就的辉煌长卷，我们不由地这样思考。

　　生命是什么？“解析”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功之道，蛋白质国家实验室筹建中的人才聚集，“解析”生物物理所老中青三代科学家的人生追求，我们不由地这样发问。

　　报效祖国而不功利，但生命就这样得到了张扬；献身科学而不浮躁，但生命就这样得到了喧嚣。就是他们这些科学人，研究“生命”，也最懂得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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