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陈绍洋

□本报记者  孙  梦  通讯员  王  立  杨  颜□

　　头戴浅蓝色手术帽，身着短袖手术衣，如果是在冬天，还会裹上一件军大衣，一路风风火火、脚步匆匆……这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兼重症监护室主任陈绍洋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今年8月4日，陈绍洋停下了匆匆的脚步，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患者和亲友。
　　2012年3月29日，在手术台前连续奋战8个小时、滴水未进的陈绍洋，在准备为一位重症患者实施麻醉时，突然肝区剧痛。次日，在家属和同事们的“逼迫”下，他去做了超声检查。检查发现，陈绍洋肝脏上长了4个鸡蛋大小的肿瘤，确诊为肝癌晚期。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陈绍洋说身后要捐献自己的双肾，对医学事业作最后一点贡献。
　　■出身护校的麻醉大腕
　　1980年，17岁的陈绍洋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护理学校。“我和绍洋是同学。入学时许多同学都很灰心，认为我们毕业后只能当个护士，没有多大前途。但绍洋说，只要好好学习，就一定能做个有用的人。”西京医院数字化中心主任田玉兔说。
　　从那时起，陈绍洋的书包里就始终装着3类书：护理专业书籍、三年制大专教材和五年制本科教材。晚上宿舍熄灯后，他打着手电筒钻进被窝里学习；怕影响舍友们休息，他常到厕所对面的水房里学习。通过自学和旁听，陈绍洋在护校毕业后不久，就自修完成了本科课程。他总跟同学说：“如果我每天多学3个小时，那3年下来我不是比别人多上了1年学吗？”
　　工作后，他如愿成为一名麻醉技师。西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董海龙刚到麻醉科时发现，科里存放器材的库房一角挤放着一张书桌，堆满了各种书籍和专业期刊，同事告诉他，那是陈绍洋的学习室。“他白天工作，下午回家吃过晚饭再来办公室学习，一直到凌晨才回家，工作30年，他一直坚持这个习惯。”董海龙说。
　　靠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勤奋，1995年，年仅32岁的陈绍洋凭借无可争辩的实力，在学校的“人才打擂”中脱颖而出，破格晋升副高职称。
　　近年来，陈绍洋先后承担了世界第二例、全国首例换脸术，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移植，全国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世界年龄最小新生儿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等30多项重大手术麻醉任务，总结出一整套安全、有效、可行的大器官移植术麻醉方案。他在专业领域内潜心探索，先后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内的７项重大奖项；他探索总结的23项新技术、新业务陆续运用到临床，服务于患者。
　　■“在他心中，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西京医院，陈绍洋留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忙碌。“每次路上碰见他，我都苦笑着摆摆手说‘您先走’。”麻醉科护士长王雅丽说，“我从来跟不上他走路的速度，有时跟他开玩笑说，‘要不要给你买双溜冰鞋，好跑得更快一些’。”
　　“陈绍洋是一位好医生，好多患者都指定请他做麻醉。他也是医院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工作量是常人的两倍都不止。”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说，在西京医院，他就是麻醉科的“总值班”。
　　“在他心中，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陶开山说，不管患者身份、地位如何，手术是大是小、病情是轻是重，每台麻醉，他都始终坚持术前查房和术后随访。“只要是他麻醉的患者，晚上他一定会来看。”陶开山说。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神经高度紧张，陈绍洋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皮炎和神经性耳聋。
　　陈绍洋在一次耳聋治疗期间，遇到一位煤气中毒重症患者急需抢救，他毫不犹豫地对患者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为挽救生命和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患者成功获救，但他的耳聋却更重了。
　　陈绍洋的肝癌病情确诊后，西京医院举全院之力为他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
　　2012年5月21日傍晚，陈绍洋正在移植中心病房进行术后恢复性锻炼，在经过监护室时，透过玻璃看见肝移植术后病人李志铭起身时忽然晕倒。他忘了自己也是术后重症病人，冲进监护室参与紧急抢救。
　　医护人员赶忙劝他：“陈教授，您赶快回房休息，这里有我们呢。”他一边主持抢救，一边着急地说：“这种情况我有经验，救人要紧。”
　　1分钟后，李志铭心脏恢复了跳动，苏醒过来，而虚弱的陈绍洋已是满头大汗。
　　■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肝脏移植术后不到1个月，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的陈绍洋，不顾大家劝阻，搬来了电脑，撑起了小饭桌，摆上各类书籍，把病房布置成了办公室，重新开始了自己一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和工作。
　　从发病到离世的1年多时间里，陈绍洋审阅各类稿件30余篇，批改研究生论文十几万字，查阅了百万字的文献资料，指导科研课题8项，编写20余万字的教材。
　　陈绍洋的老师、著名医学专家，85岁高龄的臧益民教授带着老伴来探望他。看着他忙碌而消瘦的身影，老师心疼地劝他要好好休息。陈绍洋却说：“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虽然我现在身体很差，但脑子还没坏，趁还能撑得住的时候，尽量多做一点。”老教授的眼眶湿润了，缓缓地举起右手，给自己的学生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8个月后，因为癌细胞转移，陈绍洋又接受了股骨头置换手术。在术前讨论时，他给出的意见是，在手术方式的选择上，要尽量考虑帮他清除病灶，不要怕损伤功能，也不要怕术后疼痛。哪怕身体残了，只要生命在，只要脑子清楚，他就可以继续他最为钟情的麻醉事业。
　　“股骨头置换术后，陈绍洋定时服药像做学问一样严谨，坚持锻炼像做手术一样拼命，常常推轮椅推到双手打满血泡，做拉伸做得双腿肌肉血肿。”陈绍洋的妻子罗兰说，面对死神的步步紧逼，陈绍洋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反过来安慰关心他的人们：“不是还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吗？”
　　然而，命运是如此残酷。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遗憾地对妻子和女儿说道：“我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物质的享受，希望我的精神能陪伴着你们。”
　　罗兰说，她从家里的窗户就可以看见陈绍洋办公室的灯光。结婚20多年，夫妻俩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天涯。“我常有一个错觉，觉得他仍在隔壁大楼宽阔的手术室里穿梭奔忙，如同这20多年里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