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 梦□

　　在血液供应紧张的情势下，亲友互助献血作为一种“曲线自救”的办法，可以暂缓临床用血之困。然而，随着“血头”屡禁不止、家属身份确认难、抬高手术门槛等诸多“衍生”问题的出现，这一制度受到社会各方的质疑。
　　“血头”作祟
　　从中牟利  
　　“是互助的吗？”2月20日11时，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 4名穿着休闲的年轻人正蹲在马路边上吸烟，见记者往血液中心走，其中一名穿黄色羽绒服的人赶紧站起身来询问记者的来意。见记者停下脚步，“黄衣服”继续追问需要多少血、什么血型等。
　　这些人口中的“互助”指的是互助献血，在医院用血紧张时，医生鼓励和动员需要用血患者的亲友、同事等献血，他们在医院输血科填写登记表后，到正规血站进行无偿献血，血站对血液进行检查后，再负责调配合格血液给患者。
　　在血液中心门口和记者搭话的人被俗称为“血头”，他们通常用低价雇人献血，再利用患者家属急需用血的心理高价卖血，从中牟利。记者获悉，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附近出现“血头”，于是佯装成前来互助献血的家属进行了暗访。
　　献血大厅在血液中心业务楼的一层，大厅里的献血业务看起来十分繁忙，大厅右侧临时设置了一个咨询台，2名护士负责接受咨询和信息录入。看见记者，一名护士主动问是不是来互助献血的，得到肯定答复后，她告诉记者需要填表、做检验，检验合格后要拿着身份证去做登记。
　　等待区的几排坐椅上坐满了等待献血的人，有20多名，大多正在填表格。在血液中心提供的献血咨询表上，一名年轻人快速地在每一项健康咨询项目后画着“√”或“×”。在另外一张“互助献血申请表”上，献血人和用血人的关系、用血人需要的血液品种等信息都已填好，并加盖了申请用血医院的公章。看到记者凑过来，年轻人热心地介绍互助献血需要准备的手续，但当记者问他为哪位家人献血、家人需要多少血时，他却低头说：“不知道”。
　　记者走出献血大厅的短短几分钟内，先后有几拨人询问是否需要用血，并主动提供了手机号码。记者提出需要800毫升A型血，其中一拨人说：“A型血现在的‘行情’是400毫升3000元，800毫升最低5000元。”记者借口价格贵离开后，又有一人悄悄跟上来：“我800毫升只要3000元，我不是‘血头’，都是自己的人来献血。如果需要你就给我打电话，保证明天早上8点有俩A型血献血人在这儿等着。”
　　按规定，互助献血者应该是患者的亲戚或朋友，如果被查出身份有假，会不会影响到患者用血？对于记者的疑问，这些人都显得不屑一顾：“现在根本就没人去查这个”。
　　走出血液中心大门，记者又遇上了那位“黄衣服”。问清记者需要后，他大声冲着街对面问：“有没有俩A型？”
　　“有一个。”记者寻声看过去，街对面的一家便利店门口站着五六个和“黄衣服”一般年纪的年轻人，那个回应的人正在打着电话。
　　“黄衣服”告诉记者，在北京，很多医院规定互助献血是可以调配血型的，比如病人是A型血，而互助献血献的是B型血，血液中心也会返回等量的A型血给医院。他让记者问问医院能否调配，并特别提醒说：“这也看医生心情，要跟医生好好说”。
　　交谈期间，一位老大爷也加入了“谈生意”的行列。老人的家属正在北京某三甲医院住院，需要1200毫升AB型血等着做骨科手术。对于“黄衣服”8000元的要价，他一口回绝：“你这也太贵了”。
　　“最近管得正严，前几天北京刚抓了100多人，1200毫升最低也得8000元。”“黄衣服”回答得也很坚决。
　　老人告诉记者，家属所住医院规定，A型血、B型血可以任意调配，O型血不能调配，而AB型血只可以用O型血调配。“需要用那么多血，血型还有限制，我们家实在凑不齐人，所以不得不花这份钱。但8000块钱太贵了，我没法承受。”老人说，在医院陪床时，曾有护工给了他一个“血头”的电话，“我问过了，说要6000块钱，我觉得价格应该还可以再谈”。
　　亲友知情权
　　难以满足   
　　北京某媒体从业者林女士的婆婆患了卵巢癌，不久前入住北京某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入院时，病人的病情已属中晚期，不能做微创治疗，而开腹手术需要大量用血。“医院已经把手术排到了第二天，头天开始备皮、灌肠，做术前准备，到了快中午的时候，突然告诉我们血库没为我们备血。婆婆的手术需要大约800毫升血，但因为一些我听不太懂的原因，医院要求我们准备1600毫升血，当时的口气不容商量。我和爱人一下子特别紧张，赶紧动员亲戚朋友到血液中心去献血。”
　　林女士向记者抱怨，这样的突发状况让她和家人很焦虑。她说，从住院开始，她和家人经历了许多诊断、检查，中间有很多反复，已经拖得人心里很烦躁，现在医院又要求家属准备血，这让他们更加紧张和不安。
　　林女士说，手术患者是否需要家属互助献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要看医院的安排。在这次手术排期前，医院曾为她婆婆排过一次手术，那一次医院备好了血，并没有要求家属准备献血。这次手术前一天突然要求家属备血，可能是因为医院的血不够。她表示，她和家人都能理解医院用血紧张，而且从入院时医院就已经告知他们要做好献血的准备，但是如果必须家属献血，医院应该尽早说明情况，至少要提前几天，以便家人做好准备。
　　医生通知献血的当天，林女士和家人就来到了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但刚献完血，她就得知医院已经为婆婆备好了血。“来献血前，医院说血库没有血，需要家属互助献血落实后才能保证患者用血，现在却又一下备好了血，我们感觉像是被骗了一样，心里很别扭。”
　　对互助献血制度心存疑虑的远不止林女士一个人。近日就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讲述了帮朋友互助献血的不爽经历。
　  该网友朋友的父亲因患癌症急需大量输血，在朋友的请求下，他很痛快地到血站参加了互助献血，但献血后朋友告诉他，虽然参加了互助献血，但在用血的时候，医院收取的费用和没有参加互助献血的人是一样的。“一分不少，具体是什么价格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价格绝对不低”。他对此表示质疑，“既然我们的献血目标人是亲友，你就收取其中的采集、储存、运输等费用以及合理的利润就可以了，但还要按照市场价来收，这根本说不过去”。
　　最终，对于自己的不解和郁闷，该网友也只能“喝一杯茶，连同怒气一起咽下去。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不去献，朋友的父亲可能就会无血可用。”
　　亲友互助献血也是医院为缓解血液紧张而采取的举措之一。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主任黄伟青说：“互助献血在医院用血中占多大比例，我们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在手术科室应用最多。互助献血的确让医生在做治疗时心中有底，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黄伟青强调，医院在推行互助献血的过程中，注意和患者家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病人家属对互助献血的疑问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的家属曾经献过血，质疑为什么还要互助献血才能用血。二是有的病人家属按要求去互助献血，而最终病人没有用掉那么多，那么剩下的血去了哪里。对此，医院要做好相关的解释和沟通，这样能避免许多矛盾和纠纷的发生。
　　管理空白
　　留下隐忧    
　　“对亲友身份的鉴别是一个难题。”武汉市血液中心副主任姚立说，血液中心及卫生管理部门都没有鉴别患者亲友身份真伪的职能，仅通过身份证检查证实为本人就可献血，对于假身份证则无法鉴别。而“亲人”的概念又太宽泛，“朋友”就更难界定，同事、熟人甚至网友都是朋友。这些都给“血头”留下了操作空间，须制定配套细则予以规范。
　　加强对“血头”的打击也是规范互助献血的重要方面。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说，在我国，打击“血头”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血头”依然屡禁不止，这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深受其扰。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血头”的存在严重干扰了血液中心的正常工作秩序，增加了血液安全风险，对采供血机构“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公益形象也造成恶劣影响。鉴于此，他们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措施进行干预，比如安排中心安保人员加强对献血大厅的巡视，对进出中心的人员身份加强排查，并积极配合警方完成前期侦查等。
　　“但血液供需间存在的巨大利益空间，依然让这些人趋之若鹜。卫生行政部门和血站因为没有相关职能，管理起来也就没有力度。”该负责人说。
　　在结束此次采访之际，一位熟知我国采供血事业现状和发展规律的专家给记者发来短信说，规范互助献血的关键，在于提高各方认识和工作的细致程度，并增强对参与者的人性化关怀。这位专家说，目前，我国无偿献血事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在正常采血工作不足以改变血液供应紧张的现实下，一些不得已的“非正常路径”应运而生。而人们对采供血领域内一些扭曲社会现象的思考和辩论，也许可以引发人们对无偿献血事业的关注、理解，最终应该唤醒的是全社会积极参加无偿献血的意识。
　　“这是一场社会博弈。”这位专家说。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