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开斌访谈录

本报记者 徐蔚冰

    黄开斌，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专家组组长、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理事、中国脊柱健康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世界脊柱健康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多年从事健康问题、健康学理论和健康技术的研究与实践，出版健康学相关专著多部，成功举办多次学术研讨活动。

    2015年9月，国家卫计委开始全面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2020年）》编制工作，健康中国升至国家战略。这一规划是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而编制的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中长期规划。随着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健康产业也将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浪潮。在此形势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社和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联合设立 《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旨在通过研究为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咨询建议。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程采访了课题专家组组长、北京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开斌先生。
    中国经济时报：您好！黄院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请您谈一下设立《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的背景与愿景。为什么首先要重塑健康观念？
    黄开斌：近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期，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但是国民健康状况随着经济增长却日显忧虑，这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钱了，也有了好的医疗条件，可以解决疾病问题，但却没有较大程度上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个任务很艰巨！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打造人民的健康，建设一个健康中国呢？依然单纯地用“医疗卫生方式”能解决人民健康的全部问题吗？还有什么有效的途径？这是中央提出健康中国的战略后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健康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就是基于上述这样一个背景设立的。这个课题的愿景就是：找寻中国国民健康问题的现状和根源，探寻正确的健康发展道路，研究制定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同时希望解决三个问题：破解医改难题、探明中医出路和引导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从而更有力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要实现上述目标和愿景，首先就得要转变现有的健康观念，如果观念不转变，发展健康事业的思路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现有的健康观念是建立在疾病的基础上，医疗卫生方式成了我们的健康总路线。我并不是说医疗卫生不好，医疗卫生是用于防病治病的，它对健康和生命起到很好的安全保障作用。但是，对健康的维护、恢复和提升来说，现有的医疗方式就有些力不从心了，甚至在某些时候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反思，要转变观念，要寻找新的健康方式和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您对我国国民健康状况及问题的根源有何看法，您对健康事业、健康产业如何解读？
    黄开斌：事实上我国目前的国民健康状况很不乐观，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对医疗、医药和医院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了。一个仅仅依靠医疗卫生方式来保卫健康的民族或国家是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 “全民健康”的。近年来的一些数据表明，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殖健康能力正逐年下降，新生儿出生率缺陷也越来越高。还有目前正在大量爆发的慢性疾病和亚健康等，不能仅归结于工业化带来的恶果，实际上许多是过度依赖药物和过度医疗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行进在快速发展的大道上，但是，如果整个国民的身体健康素质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上，那复兴之路又将如何谈起！令人欣喜的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日渐对此予以重视，并开始战略谋划。有理由相信，健康将成为我们复兴之路的根基。
    再说健康产业。如今的健康产业正如火如荼，但由于缺少规范和标准，有些混乱不堪。我认为作为健康事业发展实践行为之一的健康产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和正确的方向。但我们现在还是医疗产业独领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风骚，这不能不令人堪忧。事实上，当全世界的人都只通过发展医疗科技水平来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时，那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医疗科技水平可以满足对疾病强行治压的需求，但对健康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供给方式或消费需求。况且，医疗卫生对国民经济的消耗或吞噬也是巨大的。在此，我认为：仅仅靠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健康消费需求，并用医疗产业来提振国民经济，显然是不够的。
    我国国民健康问题的根源无外乎三个方面，第一是生存方式，即生存环境恶化带来的健康问题；第二是生活方式，即不良生活方式或新的生活方式转变，以及竞争压力给人们身心健康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第三是医疗方式，它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根本任务是用武力镇压或消灭疾病，其本质特征如同“战争”。我们以此方式来防治疾病，保卫健康和生命，虽有价值，但全部用此武力方式来解决健康问题就有些不合适了。医疗科技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在铲除疾病的同时，对健康造成的损害是经常相伴而生的。因此，医疗方式比前面说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和威胁可能更大、更可怕，我们应该予以深刻反思、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对策。
    中国经济时报：那您认为我国健康道路应该如何选择，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医改工作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黄开斌：自建国以来（甚至更早）我国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一直是以“医疗卫生”体制来统领的，也可以说是用医疗卫生体系替代或包办了健康保障体系或健康事业，这种制度安排和卫生战略如果说在建国之初是正确和急需的，那么在6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疾病谱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还把它作为国家战略和健康事业发展的总纲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而把“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人类健康发展道路的主体，以及把“疾病”和“医疗”放在第一位，更是值得商榷的。医疗卫生防病治病固然很重要，但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其对健康的贡献率只有8％。那么，比医疗卫生防病治病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保健强健之“医养强生”，即把“健康”和“医养”放在第一位，通过“医养”方式对健康进行帮助恢复和建设提高，由自身的健康能力去痊愈和康复自生的各种慢性疾病以及亚健康，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健康模式，也是我们发展健康事业的主体和正确道路。
    基于此，我们应该选择“医养强生”的健康发展道路，而不是“医疗卫生”之路。要以“健康建设”为中心，以“营养、保养、调养、静养和修养”等方式，积极主动帮助人体恢复和提升自我康复机制和能力。在这里，由于我国中医是直接面对健康进行帮助和提高，而间接治愈疾病的，因此，要更加发挥我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降低“医疗卫生”模式下，以“疾病防治”为中心的“药疗、刀疗、放疗、化疗和电疗”等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让祖国的中医在未来大健康事业、产业和大医学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发挥主体作用。也相信，在选择“医养强生”道路上，国民慢性病的康复、亚健康的恢复，以及保健养生、健康养老、运动健康、饮食营养和休闲养生等健康服务产业都将前景广阔。
    由此可见，现行“医疗卫生”之路并不是一条最佳的健康发展道路，基于此的“医疗体制改革”也只能是绕圈子，没能找到一条真正通向“全民健康”的正确道路。同时，它也是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场医学实践和卫生经济的探索过程，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场经济利益的博弈，正可谓是在各相关方逐利机制引导下的“医改”，而非完全以国民健康保障为前提的 “医改”。在此过程中，政府、社会及医疗机构都作出了巨大、真诚的努力，也取得很多很好的成绩和经验。
    我国的“医改”已走过了30个年头，美国的“医改”经历更长达一个多世纪时间，全世界各国几乎都没有走出 “医改”的困局，“医改”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性难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全世界都在这个医疗抗病以求健康的问题上给困住了。我们为什么老在医疗体系内去寻找答案呢？如果跳出医疗卫生体系或站在健康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医疗技术还不够先进和发达，医疗体系的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非要选择用医疗方式来主导发展整个健康事业。除了医疗卫生方式，难道就没有其它方式和方向可以选择吗？遗憾的是，全世界几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医疗卫生就是维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其实不然，医疗是用来打压疾病的，不是用来打造健康的，用打压疾病的方式来打造健康，事实早已证明是行不通的。虽然现行的 “医改”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消费需求，但却总还是停留在“疾病”和“医疗卫生”去看待健康问题和解决健康问题，这只能是饮鸩止渴，不能解决本质问题。我们务必回到“健康”的本身和“医养强生”模式上来考虑和解决健康问题。
    为此我建议：
    第一，转变人们的健康观念。由于现行的医学模式存在较大的缺陷或者说整个医学方向有失准确，长期处于被动防病治病状态，而健康却没有得到更有效地保障和提升。未来的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的发展，绝不应仅停留在医疗卫生体系独自支撑状态或陷在医疗卫生体系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建立在现代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国民健康观念也是欠妥的，更不能以疾病来完全界定健康与否，为此，我们的“医改”必须从健康观念的转变或纠正过程中找到新的突破口。
    第二，必须跳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藩篱。“医改”，首先是“医”必须得“改”，可是“医”从来少有改过，而只是在“医疗”、“医药”和“医保”上修修补补地“改”。我是说，“医改”首先是医学的目标方向得改正过来，再就是“医教”和“医政”也得配套地“改”，然后才是“医院、医生和医事”以及“医疗、医药和医保”的配套改革，最后还得改进或增补“医养、医德”这两块更有利于强壮健康和厚泽生命的重要内容。所以，这个“医”改应是包括医学、医教、医疗、医药、医保、医政或医事等在内的“大医改”了，也就是要全面深化且系统化的“医改”。这种“大医改”更是整个大医学模式和大健康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也包括大健康学科理论建设和健康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重建，还有“大医改”管理机构的解构重组和健康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甚至大健康产业体系的全新设计和大健康保障工程的系统构建等。
    第三，“大医改”的基本内涵和改革目标是为健康而改。“大医改”不再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小医改”那样只为疾病（看病难、看病贵）而改，而是为健康而改。也就是说，医改已不仅仅是医疗改革、医药改革和医保改革，更重要的是转而从国民健康事业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去探寻有助于健康利益最大化的整个医学模式、医学教育、医政管理体系和大健康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这当然就是在更大范畴的“大医改”了。
    第四，“大医改”将是一场战略思想的大转移。“大医改”就是要把“与疾病作斗争为纲”的医疗卫生模式转移到“以健康建设为中心”的“医养强生”模式的健康发展道路上来。这是由“卫生战略”向“强生战略”的转变，由“医疗体系”提升或转型到“健康体系”，且医疗卫生不再是健康事业的主导者或统治者。这将是一场战略和思想大转移的变革，其目标方向正是直接面向健康的建设促进和帮扶提升。换言之，“大医改”就是要突破 “医疗卫生”与“经济思维”、“疾病思维”的局限或束缚，转而采用“大医思想”与“和谐思维”、“健康思维”的“大医改”思路，进而从帮助“健康成长”的“医养强生”、“医德厚生”，以及生态环境、粮食饮水、社会公平公正、工作精神状态以及人口自然老化等方面去探寻和实施对健康有更大价值的方式方法和健康发展道路。所以，必须放大范围，从健康入手去研究健康问题和健康发展规律，“全面”寻找更加多元化的保护和增进健康的方式和方法。
    总之，“大医改”是践行李克强总理所说的 “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和实践范例。它将重塑健康观念，重建大医学模式和大健康学科体系，改革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健康建设人才，精简医疗卫生体系，大力发展医养强生体系和医德厚生体系，构建大健康保障体系等，这些都是我们“大医改”工作应该真正做到的。不过，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民族意志，并全方位考虑、系统筹划和有步骤地推进，进而影响全人类。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您对如何创建我国新型健康保障体系及制度设计，健康学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黄开斌：整个课题是基于我们对中国国民健康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探寻中国健康发展道路和“大医改”思路，并提出解决中国国民健康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也就是要重新构建一套完整的大健康保障体系。至于如何创建这个新型的大健康保障体系，的确是个巨大的、需要大智慧的系统工程，因为它涵盖健康政策体系设计、健康学科体系建设和健康产业体系规划等。在此先谈一下前两个体系。
    第一，建立新型健康政策体系。我国现行健康政策体系依然停留在“有病看病、无病查体”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也就是说，无论是大政方针，包括健康道路选择、路线制定、发展战略规划、行政组织设置和制度安排等，还是具体的服务保障措施，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多元化的大健康政策保障体系。我认为，必须从健康本身入手去研究健康问题和健康发展规律，设计制定有利于保障国民健康的国家政策，包括发展战略、行政管理机构、制度建设和运行规划措施等，探寻更多元化的保护和增进健康的方式和方法，系统完整地构建一个完善合理的国家健康政策保障体系，从而保证整个国家的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可持续。
    第二，建立新型健康学科体系。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如果我们要走一条新的“医养强生”的健康发展道路，那么我们的理论基石是什么？当然不能再是医疗卫生所倚重的疾病学理论，而是要考虑发展和创新“健康学”理论体系。同时，人类目前正面临的健康危机和医疗危机，也倒逼我们必须建立并发展完整的健康产业体系，而要发展健康产业也必须有健康学科理论和健康技术体系作支撑。由此可见，健康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建设和创新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目前对健康学科理论和健康建设技术方法的研究、开发应用等是很滞后的，甚至是缺失的。这也正是现代医学在近一二百年来所忽视或遗漏掉的内容，现代医学囿于“疾病思维”而将其主要力量投入到对疾病的研究和镇压上，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有甚者，只从疾病的角度来理解和定义健康，继而主宰整个健康事业，即在健康发展战略上一直采取的是防御性战略 （防病）和攻击性战略（治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策，以至于我们没法全面地认识健康，也没能创建系统的健康学科理论体系，更没有创造发展出更好的建设健康的技术方法和增进健康的产品来。为此，要想真正拥有健康并做好人类健康事业，就必须发展创新相对独立的健康学科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系统地研究、认识了解、测量辨识机体自身的健康机制和能力，而“健康建设技术”或“健康服务方式”则要主动帮助、调节、建设和提高机体的这些自我健康机能或活力，这是一个积极主动建设和强大我们自身健康机制和能力等要素的过程。只有建立和完善这样的健康学科理论和健康技术体系，才能为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过，仅有完善的健康学科理论体系还远远不够，必须有建设健康的人才，即必须培养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高素质健康技术专业服务人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健康理论和健康技术人才的培养训练是有难度的，因为它不同于医疗技术人才可标准化、大批量快速复制，因此，精心研究制定有可操作性的健康人才培养规划更显必要和迫切。
    中国经济时报：请问您对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现状有什么看法，对其发展前景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黄开斌：目前我国健康产业发展迅猛，但多限于医疗卫生产业内，仍是医疗卫生“一头独大”，这是健康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是非常令人堪忧的。对此，我在想，医疗卫生产业是否能代表整个健康产业的未来？健康产业到底是以什么来作为主导？健康产业的分类标准和体系规划值得认真构建与完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课题想要弄明白并定位清楚的。
    在这里我谈几点看法和建议：
    第一，医疗卫生作为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产业已经是很先进和完善的了，作为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的。但是，医疗产业是一个很特殊的产业，就像每个国家的军工产业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和掌控一样，不可以完全由市场化来决定。否则，医疗产业将很容易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给健康和生命带来极大的不利。
    第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资本、互联网等元素，离开资本或经济妄谈健康服务或健康产业也是痴人说梦。就是说，中国健康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模式，包括健康投资、健康保险以及其它金融服务等。为此，我们在设计规划健康服务业和健康产业体系，乃至健康获取方式、健康教育形式、健康事业运行方式等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和利用健康经济杠杆作用和互联网的整合效应，等等。
    第三，关于我国健康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坚持健康文化创意产业优先原则和突出“医养强生”为主体的发展思路。我很看好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前景，因为我国在健康领域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资源优势，即中国的传统医学或中医就是最大的特色和资源，在我国还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交融产生的新的医学模式，如脊柱医学、脏腑医学，以及健康学科思想及理论技术体系的创建等。这些为我们走“医养强生”的健康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难题准备了现实基础。历史上，我国的确曾经很成功地完成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即按照其心目中最好的西方模式来构建基础，然后迅速利用本国自身的独特资源创新、创造来加以补充和完善，例如，在移动通讯和高速铁路领域，中国就是名副其实地学习、整合、创新和超越西方而成为全球领导者的。那么，在健康领域，我更加坚信，勤劳、智慧、善于创新创造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以中国式方法的“大医改”和“医养强生”的健康发展模式成为全球的领导者或楷模，造福全人类。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您认为如何推进才是正确的选择？
    黄开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确是一项新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全民健康素质更是一项硬性指标。可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这里，我再次指出，只用“医疗卫生”方式是不可行的，必须以“医养强生”方式为主导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种方式是针对健康去建设而强大，不是“医疗卫生”方式针对疾病去防治而保卫。因此，“医养强生”作为主导方式，要担当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责任，以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