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震 实习生 马思源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

    二孩政策出台后，各方最关心的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哪些人愿意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杨菊华看来，接近生育末期的人群，生育愿望可能会更高。不过，无论是哪个群体意愿如何，她觉得都应先制定完善的“家庭友好型”政策，以降低各项成本。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会安心生二孩？
    杨菊华：首先，我认为应当制定、完善“家庭友好型”的政策，使生儿育女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能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哪些人会选择生育二孩？很显然最大的群体是城市居民。因为农村地区能够生二孩的，大部分早已经生了。然而，城市居民生二孩的养育成本是很高的，且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
    因此，“家庭友好型”的政策，应包含良好的育儿服务，如基础看护、托儿所、幼儿园、保健、早教等，通过制定好的政策来降低育儿成本。我个人认为，也可以考虑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第三方购买一些服务用以照料孩子，我们的养老服务已经可以这么做，育儿服务也同样可以。
    其次，家庭友好的政策要靠社区层面的服务来保证，这在各个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我们的社区应当通过政府的主导，来建立托幼机构，培养足够的专业人员来照料学龄前儿童和放学后的学龄儿童，使其父母免除后顾之忧。当然，国外的社区服务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其中，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和育儿工作的专业性，我认为在当下大规模使用志愿者来承担社区的养育工作是不现实的，即使允许志愿者参与，也要高标准严要求，并且只能扮演专业人员的辅助角色。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的生育率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吗？
    杨菊华：我不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危急关头，我对放开二孩后的生育数量表示乐观，我预计可能有60%符合条件的家庭会选择生育二孩。
    第一，普生普育、早生早育是中国的传统，而中国的老人又有很深的子女情结，在这种文化压力下，最终选择养育二孩的父母不会占少数。许多年轻人都曾经想过要过两人世界，但最终选择生儿育女的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我们不能忽视；第二，在养育二孩的问题上，我们的媒体最近一直宣传多养育孩子是幸福的、是好事，这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我认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1.4以下，是不准确的。我们对此也一直做研究，这项研究结论也要在不久公布出来——从教育部、公安部拿到的数据显示，我国的生育率应当在1.6以上，虽然比较低，但是远没有低到进入“生育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地步。
    所以，相比于思考如何鼓励二孩生育，我更关心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来保证生育二孩人群的利益，降低他们的养育成本。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全面放开二孩后，将给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哪些冲击？其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杨菊华：从长远看，许多学者认为，生育二孩可以有助于保持中国劳动力的红利，因此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同时需要考虑到，新生儿同样会占据社会资源，现在的儿童从出生到工作，要受15年到30年不等的教育，这个过程中，已经很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设施和服务等，会因放开二孩而被继续挤占。
    我们的教育、医疗、保健、早教等服务，如何能够跟得上人口出生的规模，这应该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