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9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做客新华网，共同探讨创新全国儿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图为倪鑫在访谈现场。新华网 李江 摄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网新华会客厅栏目，我们今天会客厅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倪鑫院长您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您好。
    主持人：欢迎您做客新华网。我们都知道儿童医院一号难求，挂号挂不到，经常会说“挂号像春运”，时常是“战备状态”，您怎么来解决我们儿童医院挂号难的问题呢？
    倪鑫：老百姓有一个感受，说北京儿童医院一号难求。首先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病人需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每一家的孩子看病都想到一个水平最高的医院，孩子去了以后感觉病能看好的这么一个地方去。北京儿童医院由于它是1942年建院，经过70多年发展过来，可以说拥有了一批高水平的全国儿科的大专家，所以说家长都想来找大专家看病，确保不误诊，治疗好，站在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我非常理解。但是毕竟我们的空间有限、人员有限，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该不该来？怎么样来解决一号难求的问题？实际上从我2012年到了儿童医院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倪鑫：首先，我们要想解决一号难求，挖掘我们内部的潜力，就是尽量让我们的医生能够在他接受或者能够承受的时间、精力下，尽量我们放开号源。第二，我们也更需要媒体朋友尽量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于所有想来看病的人们给一个宣传，希望孩子有病先就近看一下，如果看完以后觉得这个病难，需要到儿童医院，或者对方转过来，或者说你自己再来挂号，希望媒体给宣传一下。第三，我们还在做一方面工作，就是抛开儿童医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北京市或者来自于全国的各个为孩子服务的这些体系医疗机构把水平提高，让孩子先到这儿来看，如果真的需要转儿童医院，那他来转就行了。所以说通过病人层面，通过医院层面，再通过我们在全国儿科体系层面，这几方面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可能对目前到儿童医院一号难求这个状况有缓解，这是大概我们做这几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大医院、好医院患者都愿意去，特别像儿童患者，很多医院儿科医生比较紧缺，所以导致医生累、儿科医生更累，儿科医生短缺的情况怎么来解决？
    倪鑫：从2010年我们国家人口普查以后，初步是0-14岁的孩子，大概有二亿六千四百万，那就是说2亿6的孩子。现在全国儿科注册医师是多少呢？是6.2万，全国有6.2万儿科大夫，我们可以除一下，那就是说1000个孩子平均下来只有0.26个医生，1000个孩子只有0.26个儿科大夫给他去服务，不够吧。美国是多少？美国是1000个孩子是1.46个医生，差7倍。这让我们明显感受到，全国来看服务于儿童的医生明显不足。
    倪鑫：第二个问题，我们医生的分布也不均匀，就是“二八理论”。什么意思？80%儿科医生基本都在城市里面，我们国家孩子是什么分布？70-80%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城乡，那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机构都在城镇，而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在城乡，分布也不均匀，这就导致我们目前儿科服务的整个能力和数量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呢？一是我们国家教育部改革的时候取消了医学院校里的儿科系，我们在学医的时候首先学医疗，可以有口腔，但是没有儿科，不分那么细了，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没分出来，这是第一。
    倪鑫：二是毕业以后，可能你学医给你分到儿科去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儿童医院还是综合医院的儿科，我们知道儿童小，用药也少，检查也少，所以在现在的公立医院里面我们叫做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它的创收就很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有结构导致想当儿科大夫，挣钱就少，这是第二个特点。
    倪鑫：三是我们对儿科称为哑科，谁家孩子看病他只会哭，而且不知道哪儿不舒服，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那么这种状况需要什么呢？需要儿科医生有丰富经验才能看出来。这个经验需要积累，既然当了儿科大夫，积累需要时间，你想成为大家，就需要时间很长。他不能交流，你可能出现的失误率就高，现在一家一个孩子都很重视，真的误诊以后，这个风险就很大，所以儿科作为哑科，高风险、低收入，因此导致了现在整个儿科服务体系不均衡。刚才前面的数字说得很明确，全国6.2万儿科大夫远远不足，这是导致儿科医生不足的最关键的三大因素。
    主持人：现在大医院，包括儿童医院也实行了“医联体”模式，是不是从根上希望能够缓解“看病难”的问题呢？
    倪鑫：对的。您刚才也说到，我们北京儿童医院由于一号难求，实际上现在国家在推行分级诊疗体系，分级诊疗体系就是怎么样能够分流，还是那句话，希望哪些病人在哪些医院去看，不要都集中到大医院里面去。分级诊疗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站在病人家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谁家孩子得病了，都想到保险系数最高的医院去，什么是保险系数最高？名气最大、医生水平最高，谁都想不拿生命去开玩笑，说这个医院水平不高，万一给孩子看坏以后就不好了，一定要去大医院，这是最简单想法。
    倪鑫：我们怎么站在病人家长需求这个层面去考虑，基于这个前提，北京儿童医院在2013年提出“全国儿童医院是一家”的前提下，我们组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这个集团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首先选择15家省一级儿童医院，他们有一些专业还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导致学科发展水平不均衡，那怎么样能使省级儿童医院水平提高，提高的前提就是让当地病人信任你，他信你了，不就留下就诊了嘛，分级诊疗不就实现了嘛。所以我们组建集团以后，我们提出四个共享：专家共享、医疗共享、科研共享、教学共享。就是我们集团所有专家，我们把每一家省级儿童医院里最强专家请出来，组建了儿童医院集团专家，这些专家我们按照不同时间到不同医院去进行有效查房、会诊、出诊、手术示教，通过一系列做法，希望每家医院的医疗水平有所提高。
    倪鑫：我们为什么组建集团呢？因为老百姓信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所以每家医院都叫做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比如说河北省儿童医院，品牌效应又在里头，我们的专家在集团的专家群里面，所以既有品牌效应，又有专家扶持。慢慢大家会感觉到你这个医院水平在提升，我就不用说这个病直接奔北京儿童医院，可以先在当地医院看一下，或者北京儿童医院集团的专家来诊断治疗。近两年集团运行的效果来看，基本上集团成员的专家通过努力工作以后，缓解了一部分孩子来北京看病的数量。
    主持人：现在很多家长特别信任儿童医院的药，大家觉得儿童医院的药也是很多家长想要来这儿看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倪鑫：是的。这个药是这样的，我前面提到1942年建院，73年历练了我们很多知名的专家，尤其是有一些中药方面的，因为很多孩子看病他希望用中药，中药能治好的话，都不希望用西药。我们有很多中药的配方，这个配方为什么只能到儿童医院来买？我们有院内制剂，它不能成为有效的商品药进行销售，当然这方面国家现在也在调整政策，也是希望我们能把配方拿出来，由正规的生产企业进行研发，然后投入到市场上去。但是这个都需要过程，所以大批院内制剂只能在我的医院买，超出我们医院买卖是违规的。当然医院可以想办法，我们挂一个开药号，开完就走，我们也有方便门诊，这也是有的。
    主持人：现在挂号推出了网上预约挂号，还有电话预约挂号，甚至还有手机APP客户端挂号，手机上可以咨询医生看病的这样一个模式，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待？您认为它可以缓解挂号难问题吗？
    倪鑫：现在网络医疗目前可以说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一个很强的手段，而且健康是未来“十三五”国家重视的一块工作，所以我们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大家都看好这里的工作。现在基于一些大医院，比如像儿童医院一号难求的前提下，通过网络率先去预约，这是非常好的手段。比如网络预约号，网络进行咨询，包括网络查询一些化验结果，免于我们的患者到医院去，又能同时看到结果，这挺好的，这个工作我是比较支持的。
    倪鑫：但是现在还有网络医疗，网络医疗也有很多做网络的人找我们，希望我们儿童医院提供一批专家，通过网络，专家在网络上进行有效的诊疗，这个工作我是不赞成的。比如说你是一个长期慢性病病人，想通过网络来咨询专家用药是否继续，需不需要去复查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通过网络来诊断病人怎么用药，如果这个将来推广开来，这是实施不了的，这是对我们医疗一个颠覆性改变。因为一个医生没有看到病人，没有通过常规的检查，就去诊断，这里面会存在很大的误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会有太好的未来发展前景。您说的挂号、咨询、查询结果这都非常好，方便了病人，这能提供便捷服务，我认为这个市场未来潜能很大。
    主持人：从某种程度上移动互联网给我们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看病还是让我们亲自到医院。
    倪鑫：对，一定要和医生见面，而不是通过网络就能诊断，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主持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指出，鼓励医生到基层多点执业，并发展社会办医，这对儿科综合服务体系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帮助？儿童医院在儿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我也想听听倪院长您的一些新举措。
    倪鑫：政策在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时候，在文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医联体”和集团化发展不需要再办理多点执业的手续。在全国儿童综合服务体系里面，我们是从2013年组建北京儿童集团，组建集团好在哪里呢？按照文件要求，凡是集团内医生，到任何一家医院去，无论是查房、会诊、手术、讲课等等一系列都不需要办多点执业手续，所以我们通过集团化发展，医生能够体现多点执业，同时在儿科专科数量不足的前提下，能把好的医疗资源送到每一家医院去，把这家医院的医生、护士水平提高以后，让病人能留在当地就诊，免于旅途的劳苦，所以我们的口号叫做“医生动、病人不动”，最终实现儿科综合服务体系的优质资源下沉，来扶持我们市县级医院，同时使病人能够留在当地，实现分级诊疗，这个工作我们推行两年效果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现在罕见病的救治是目前非常受关注的，罕见病可能还没有药物来有效治疗，病人只能忍受这个病痛。您怎么来看儿童罕见病的救治目前所处的一个状态？
    倪鑫：儿童有一些病为什么罕见呢？就是因为发病率极低，比如像有些出生遗传代谢的问题，大多数罕见病都是与遗传相关。这些疾病从它的检查、确诊就需要做很多项目，在一般医院都开展很难。第一，它可能一年碰不到一例，第二为了这一例病人，要买很多相应检查设备，投入也大，没有必要。所以有一些罕见病，如果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看，有些病可能还谈不上罕见，对这些病的治疗，原则上来讲有一些遗传的疾病，因为它在我们胚胎形成初期就已经形成，后期无论你怎么去治疗，很难有很好效果，那怎么办？
    倪鑫：对这样的病的治疗，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能够有好的国际上的手段，我们肯定都会有，但是罕见病因为它的时间比较长，治疗效果比较差，而且方法、方式都是一些前沿的东西，在它的治疗结果很难去评论的前提下，投入是很大的，钱是很多的。除了病人自己承担一部分以外，北京儿童医院我们还有一个基金会，就是儿童健康基金会，到我们这儿来治疗的罕见病病人，我们会从基金会拿一部分资金来对这些孩子进行支持、进行治疗，这是一方面。
    倪鑫：第二对一些罕见病的发生，在我们国家优生优育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给筛查出来，比如在怀孕期间把这些病人筛查出来以后，比如儿童的筛查，像糖尿病，遗传代谢先天性疾病我们都可以筛查，一旦孕期筛查出来以后，我们该做的工作就做好，预防是更重要的，从预防到治疗。我们也呼吁未来将更多罕见病纳入政府报销里面去，这是另外一个途径，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
    主持人：儿童罕见病在临床上，目前您发现几例，有没有这方面研发团队？国际上有没有交流？
    倪鑫：罕见病的诊治重点就是在国际上交流，比如北京儿童医院跟国际上非常好的大医院，比如美国的波士顿儿童医院、费城儿童医院在全美都是排名第一、第二的，国外儿童服务机构的基础研究是很强的，因为它的投入很大，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临床水平比较高，因为病例很多。这方面我们的结合是非常好的，它有效的研究跟我们的病例结合起来，对于罕见病我们是组建这种国际上研发跟治疗团队。
    主持人：药物呢？
    倪鑫：目前罕见病治疗药物还是有限的，大部分都是进口药物。所以我前面提出有些病的治疗，我们呼吁政府和基金会给一些资助，因为它的费用很高。
    主持人：2015年卫计委提出医改重点是和谐医患关系，您认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是什么？
    倪鑫：我们出现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到底有多少？我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因素非常多，重点有几方面。比如说，产生纠纷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来看病的病人期望值过高，我们经常讲医生是什么？医生不是神仙，不是说你这个病来了，医生能够包治百病，包治百病的不是医生。有的时候病人来了以后，比如说我在做医院管理工作阶段，有些病人来了以后非常气愤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我的人是站着来的，现在为什么躺着出去”，或者你解释一下，我来的时候还会说话，现在病人不会说话了，这他都不理解。所以第一，医学是科学，不是包治百病，是患者期望值过高容易产生纠纷。
    倪鑫：第二，医学的门槛比较高。因为我们病人不学医，他不懂，如果他懂了一些以后，可能相互理解的这种层面就会更近一些，他不懂，那怎么让他懂？我们希望媒体在多场合，包括一些小的书籍、电视，大家经常讲怎么预防疾病，疾病会产生什么结果，要宣传一下，让他懂一下，理解上的误会就会减少。第三，经济负担，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报销体系的问题，很多病人会说我花了钱，你凭什么给我治不好？
    主持人：很多是自费的。
    倪鑫：意思是我给钱了，你凭什么治不好。病人自己要花钱，到医院来病又没有治好，病人无法理解。所以报销体系方面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很重要的因素。
    主持人：医保又不能跨省。
    倪鑫：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里面存在很多因素。希望每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能给他一个温馨的，让他感觉我们的距离是很近的。我经常举例，如果病人到你门诊来看病，病人跟你嚷嚷起来，为什么？每个病人到医院都希望跟医生交一个朋友，他为什么跟你打起来呢？
    主持人：就诊时间太短。
    倪鑫：肯定有让他不满意的地方，你的语言，你的时间，包括没有跟他说清楚等一系列的。如果能把你坐在面前的每个病人，当做是你朋友介绍来的，你怎么去对待他，医生也要提升这方面工作。比如质量问题、服务问题，这也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理解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关键的基础。
    主持人：现在还有一个讨论最热的现象就是乱开药，对患者在经济上的承担或者心理上可能也更加重了不理解或者矛盾的关系。
    倪鑫：我们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评估它达到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是很重要的，无论是药物也好，还是通过手术治疗也好，药该怎么样去用？就是合理用药，这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到各个地方和各个医院都在始终抓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做到合理用药物？第一，科学了解疾病；第二，每个医生用药过程当中要有有效的培训；第三，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下，药品有5%或者10%的加成，药开的越多，对医院的利润越高，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医改很明确，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做到医、药分开，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合理用药。医改绝对不是一个方面，多方面共同去走，可能效果会更快，达到的结果会更加满意。
    主持人：各大医院医生开处方都是电脑联网，但是同样一个病，可能有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的药是相同的，在这个时候本身价格也有差别，怎么来界定哪一款就是更合适的？
    倪鑫：从我们医院来讲，我本人也是医生，我是搞头颈肿瘤外科的，我们有这么一个感受。比如一般的常用药，感冒发烧常用药，正常进口的也好，我们国产的也好，这都是可以选择的，没有说进口的贵就好，不是那个概念。但有些时候，比如像肿瘤用药，咱们前面提到一些罕见病的用药，包括重度感染用药，由于我们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发展所限，所以我们很多药是通过国外来引进，实际是仿制药品，像肿瘤用药或者罕见病用药进口的这些药会更好一点，但这毕竟是很少一部分，所以大部分用药来讲，进口也好，合资也好，国产也好，没有太大差别。
    主持人：但是医生还有一个选择空间。
    倪鑫：当然有选择空间。
    倪鑫：现在是这样的，比如我们北京市属医院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统一管理的，我们每一家医院的信息系统都跟医管局连上，每个医院的用药情况，在后台医管局专门有一个药事管理部门都能看到，他们定期给医院反馈。比如这个药他觉得用药太大，他认为跟疾病不匹配，他给你反馈，让你分析是什么原因，有这么一个管理体系。
    主持人：最后也想听听倪院长对未来儿科综合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的一个愿景，您有怎样的想法？
    倪鑫：2015年可能对儿童的健康保健方面，党和国家要加大投入。我们经常讲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句话，叫做“儿童健康是中国梦的起点”。在未来儿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提，希望教育部能够把大学的儿科系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让我们的人从一上学就选择为儿科健康服务体系来做工作，这是从我们的基础教育开始。
    倪鑫：第二，要解决儿科医生的问题，最关键就是怎么让我学了儿科，毕业以后还能干儿科，无论从我们政府部门、医院主管部门，还是从整个医院的管理部门来看，更重要是怎么来设计儿科这个专业。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待遇的问题，风险的问题，我们有句话叫做“高风险、低收入”，既然儿科是高风险，国家是不是要给它一个高投入的问题，不让医生每天想着儿科怎么创收，奖金高，要让医生把精力放在怎么解决孩子疾病的痛苦上，政府要考虑这个问题。毕业以后，怎么让他留在儿科，让他当儿科大夫，这是第二个要考虑的。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