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媒体曝光了肯德基、麦当劳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大量采用过期肉类产品的行为——通过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印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再将生产的麦乐鸡块、牛排、汉堡肉等出售给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品牌店。据悉，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已对上海福喜公司进行现场查封，对封存的福喜公司成品和原料抽样124批次，送法定检验机构检测，并对福喜公司下游产品展开追查、控制，目前已经封存约100吨产品。据悉，上海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对“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使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事件”已进行立案调查，警方依法对5名涉案人员采取了刑事拘留。
　　目前，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迅速行动，制定措施，正在积极开展问题食品的追查，并加强肉和肉制品监督检查。
　　这一事件再次击中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脆弱信心，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事实上，这一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无一不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沉疴痼疾——企业缺乏自律诚信、违法成本低、执法力量弱、追溯体系不健全、全程监管未到位……我们不仅要对企业追责，更要认真思考探索如何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为此，本期特别刊发一组文章，对“上海福喜”事件进行反思，对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思路、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言献策。
　　借鉴国外经验 拓宽监管思维
　　□ 廖海金
　　隐秘内幕得以披露，乃记者卧底两个多月的“战果”。倘若让监管人员卧底食品企业数月并不现实，即便是驻企逐一检查一两个月，也会力有不逮。应当承认，在现有执法力量所能承受的条件下，发现类似上海福喜刻意隐藏的秘密并不容易。
　　食品业态的变革，使得今天要揭开一些无良企业的“黑幕”，更多的要依靠其内部员工。倘若完全把希望寄托于外部监管，指望执法部门“加强监管”，在巡查中发现问题，其实有些过于理想化了。正源于此，欧美一些国家普遍立法建有“吹哨人制度”，即靠内部员工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察觉问题。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单独制定了类似的“证人保护法”，例如美国的《吹哨人法案》、澳大利亚的《举报者保护法》等。英美等国甚至设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对举报人予以特殊的保护，包括整容、更改住址甚至移民。
　　事实上，我国很多地方此前都已出台“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但或因人身安全，或因举报奖励不够多等，举报者顾虑重重。食品安全的制度设计之一，应该是重奖举报者，用重奖方式，培养出一批专业的举报者，尤其是要让无良企业的内部员工易于“反水”，鼓励问题企业的员工有更高的举报热情，让无良企业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从而不敢轻易作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当前的情势下，立法建立“吹哨人制度”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此外，目前我国食品安全违法成本较低，也助长了洋企业的冒险心理。而如果在国外发生类似事件，企业将永无再生之日，不仅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且会遭到合作伙伴的抛弃。同是肯德基，同是问题食品，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个判例：2012年4月，澳大利亚一家法庭裁定快餐连锁店肯德基提供不洁食品、导致一名顾客患病的事实成立，下令肯德基向原告支付800万澳元赔偿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后肯德基并未上诉。只有如此处罚才会震慑食品违法生产企业。如果我国加大违法惩处力度，洋企业还敢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违法吗？答案不言自明。同时，我们还应该效仿国外维权组织，逐步建立集团诉讼制度。而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数据库和黑名单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也能有望强化市场监管。
　　向社会共治要出路
　　——“福喜”事件的冷思考
　　□ 庐  川
　　本月里最火的网络搜索词，当属“福喜”。这两个充满了中式欢庆意味的字，既没有给食品市场带来“福”，更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喜”。媒体公布的偷拍视频显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更改肉类产品的生产日期重新上市、在冰鲜过期后悄然变更为冰冻、以次品冒充合格品、把腐败的肉放在生产线上加工……这家公司简直是坏事做尽。事发后，各级食品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进行深度调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福喜”这两字，注定要成为无良无德的肉类食品供应商的代名词。
　　笔者想，在这个夏天的滚滚热浪中，我们是否还需要一点点的冷静思考？
　　食品安全是永恒的话题，更难得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它是同时受到政府、民众两方面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以食品安全内涵之浩繁，又以中国式食品安全之千头万绪，我们若要探讨食品安全话题，必须站得再远更高些，把它置于一个较大的时空维度中进行审视。唯有如此，才能探其来路，才能辨其真伪，才能有所反思。
　　食品安全做不到“零风险”
　　发展市场经济会引发食品安全危机？
　　曾经在计划经济的1960年，山西省平陆县有61名工人发生严重食物中毒。因病情危重，急需大量特殊品种的药品，从县到省直至首都北京展开了紧急救援，最后由空军将药品空投至事发地，才让中毒者得以获救。被写进小学教材的这起事件，后来查实是人为造成。这说明，有些人为的食品安全事故，是不分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
　　是经济落后就容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
　　1996年，经济高速腾飞的日本被Ｏ-157搅得人心惶惶。短短一个月内，日本40多个都、府、县接连发现9000多名感染者，导致10多人死亡，数百人住院治疗。日本首相为此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应对办法。同样，Ｏ-157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也不仅局限在日本，在美国以及欧洲、澳洲等地也多有发生。这说明，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也不管经济发达还是落后。
　　“福喜”事件是记者卧底曝出，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责履行还要依靠媒体？
　　1905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进入芝加哥的一家肉制品厂，“潜伏”工作了7周。他在之后出版发行的小说《屠场》中这样写道：“坏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核细菌……”这幅场景，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禁不住扔了香肠呕吐，并下决心建立现代食品监管执法机构，这是传媒体系对食品安全良性推动的最好注脚。
　　治顽疾不能单靠一己之力
　　“福喜”事件被曝光，一时舆论大哗。
　　上海是我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试点较早实行统一监管的地方，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化大都市，其监管水平、执法能力都走在全国前列。该事件发生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失望情绪完全可以理解。
　　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从乱到治也历经百年，更何况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自1998年以来，我国历经多起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也几经改革，几乎一直处于且改且管、且管且挨骂的状态，个中滋味，是其他执法部门无法体会的。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是政府序列中新生的监管机构，整个系统正在组建之中，许多力量尚未到位，面对公众不断快速增长的食品药品安全需求，若把人力物力谓之体，执法手段谓之用，那现在的尴尬就是体、用皆不足，现实的困境是体“虚”用“乏”。其结果，就是大家在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所看见的画面，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的一名保安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大批执法人员，上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桥段。
　　企业和人其实都是一样，都离不开所处的大环境。冷观当前的社会大环境，商业道德几近崩塌，劣币驱逐良币不时上演，所谓的知名洋企业到了中国后，居然也一一陷进无德无良的大染缸，这样的“接地气”，令人扼腕。就像前段时间国际知名药企在华行贿事件，这不是某一个部门所能左右、根治的，这的确需要全社会深层次的思考：屡次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症结究竟何在？
　　强监管依靠社会共治
　　对于此次事件，暂且不谈详细的案情分析，笔者想说的是，食品安全监管目前最大缺失之处，就是过分相信大型跨国企业头上的光环，认为这样的跨国食品航母，应该在质量安全上是自觉的、可控的，因而是值得信赖的。以往，不管是监管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大家都把警醒的目光放在小企业、小作坊上，是不是对大企业就缺少了那份关注与警惕了呢？这很值得探讨，任何的疏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铺天盖地的舆论中，不乏一些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建言。
　　比如，有人建议，效仿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那些可以获取企业内部信息的人来察觉食品安全问题，由他们吹响警示的“哨声”，从而发现与制止问题。事实上，全球发生的食品安全大事件中，有大部分是企业员工、竞争对手或维权组织所揭露出的。
　　还有人建议，为解决政府执法监管力量在末梢覆盖不全的弊端，应当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这次由东方卫视曝出的“福喜”事件，就是媒体监督的良好开端，凸显了媒体对食品安全的提示器作用。
　　把“政府对企业”这样单一的监管模式，扩张为“政府+媒体+吹哨人对企业”的多元化治理模式，把力量寄托于现代法治框架下社会权益共同体，即加快步伐建立起一种大视野下的社会共治，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倡导的社会共治落到实处。这对于解决当前的食品安全难题，或许能够找到一条新的途径。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