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记者 谭 嘉

储大同参加健康活动为公众答疑解惑

储大同为患者看病

　　在中国肿瘤内科学界，他的名字无人不晓，深厚的专业造诣令众人景仰。
　　在肿瘤患者心中，他是生命的守护神，许多已被宣告时日不多的患者经他妙手施治，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为推动中国肿瘤事业与国际接轨，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倡导成立的两个肿瘤专业学会声誉正隆。
　　为中国的肿瘤病人和肿瘤事业做点事，是他的毕生夙愿。为了这个梦想，他竭尽所能、百折不回。

　　“只有在中国，我才能为国家做点事”
　　“叔叔，我不愿意走，你救救我，我还年轻……”时隔30多年，储大同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自己当住院医师时听到的这句话，甚至还能回忆起女孩一边拉着他一边哭诉的情形。
　　那是一个患有纵隔淋巴瘤的花季少女，医生使出浑身解数仍无力回天。面对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年轻的储大同束手无策，“当时心情极其复杂，恨自己水平低，我发誓要把肿瘤治疗医学真正学到家。”
　　1969年，江苏宜兴小伙储大同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1979年，他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师从我国血液学奠基人之一宋少章教授研究恶性淋巴瘤的免疫球蛋白分泌规律。毕业后，他便留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刚入行时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储大同下定决心投入肿瘤治疗领域，“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决心必须努力为病人服务。”
　　1984年，在国内学界已崭露头角的储大同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M.D. Anderson（安德森）癌症中心临床免疫和生物学治疗系进行协作研究。由于具有长期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工作经验，他针对常用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中药黄芪开展了深入研究。
　　经过3年早出晚归、周日无休的艰苦努力，储大同从黄芪中成功分离出提高免疫和抑制免疫的两种不同成分。其中成分F3可以提高LAK细胞的杀伤能力并且大大减少白介素-2的诱导剂量，从而为临床减毒或无毒使用白介素-2开辟了新的途径。
　　储大同的这一研究发现受到了美国媒体和国际生物免疫学界的极大重视。当时甚至有美国病人拿着报纸来找储大同求治。基于在这一领域里的多方面贡献，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随后吸收储大同为正式会员。
　　1987年，储大同学成归国前夕，他的美国导师盛情挽留，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完成整个研究，并表示已经为他找到了5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
　　当时，储大同的夫人也在美国休斯敦从事肿瘤基础研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我的部分研究工作还没有完成，不能马上回国。”
　　出乎意料的是，储大同仍执意回国。他对妻子说：“在这里我看到了中美学术研究领域的差距，我有这个机会发现了此项研究结果，我要把它带回去，把中国的研究也提到这个程度。虽然研究需要钱，但是我会想办法，‘中国人靠什么，靠自己自力更生’。”
　　1990年，储大同再次赴美国进行为期2年的学术研究。得知此事后，美国导师专程找到他，再次盛情挽留，并又一次提供了极好的工作机会和充足的研究资金。在美国研究工作正渐入佳境的妻子也特别希望丈夫能留在美国和自己团聚，但储大同再一次婉言谢绝：“我还得回去，我们得跟上世界水平。只有在中国，我才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神让我们有机会遇到储教授，才会有今天”
　　在癌症患者心中，储大同是“神一样的存在”，许多已经被其他医生认为回天乏术的晚期癌症患者，经过储大同的妙手施治，生命得以延长，甚至创造了生命奇迹。“神让我们有机会遇到储教授，才会有今天”，有患者这样说。
　　一位已被其他医生判定“最多能活3个月”的晚期肿瘤患者在储大同的精心治疗下，已存活了近5年。最近，患者病情恶化，但患者家属已经非常满意：“能遇到储大夫，又赚了这么多年，值了。”
　　晚期肺腺癌患者霍女士也是幸运者之一。晚期肺癌患者想要延长一个月生存期都极为困难，被大家认为将不久于人世的她如今已健康生活了8个年头。“储大夫不会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实实在在的救命。”
　　2006年，霍女士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了手术。3年后，她病情复发，再次接受了手术、化疗。由于霍女士骨髓系统十分脆弱，医生可选择的化疗药品余地很小。储大同精心确定了治疗方案，采用小剂量方法不断调整药品种类和用药时间，保证霍女士能够顺利完成化疗。
　　经过基因检测，霍女士对靶向药物易瑞沙敏感。“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什么办法能使你的基因突变呢？只有上帝可以做到。”储大同幽默的话语让霍女士心情放松了不少。
　　按照药品说明书，易瑞沙的服用方法是一天一粒，但储大同大胆地为霍女士制定了“吃三个月，停三个月”的用药方案。他向霍女士解释道，“要保持你对这个药的敏感性，否则吃一段时间后就耐药了。”出院后，霍女士一直服用易瑞沙至今，身体状况良好。
　　用药不拘泥常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面对常规治疗无效的晚期患者，储大同拟定的治疗方案常常极具“超前性”，各种药物组合搭配，有的甚至连专业医生都无法理解，但用在病人身上，效果出奇的好。
　　储大同的种种创新之举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基于他深厚的专业功底和渊博学识。他在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等前沿治疗领域具有深厚造诣，以及对药物作用机理、细胞信号通路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在查阅大量文献、结合国际最前沿治疗理念的基础上，他开展的探索性治疗，为命悬一线的患者争取到更多生的希望。
　　一位晚期胆囊癌患者被外院医生判定“也就半年了，回家等着吧”。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储大同，至今已存活近2年。治疗期间，根据其基因检测结果，储大同为他先后调整了7种药，只有第一种方案是常规方案，其余全是非常规方法，有的药甚至都没有胆囊癌患者用过。“其他的医生都会奇怪为什么要这么用药，但我特别信任储主任。他会详细地告诉我，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哪种基因表达比较高，便大胆地尝试这种药进行个体化治疗。如果不是他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创新精神，一定没有我的今天。”
　　目前，基因检测技术并非特别成熟，有时结果也会高低不明。储大同会根据结果思考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疗效不好？这种药有什么作用？还可有什么样的尝试？在病人眼中，“储大夫是一个独特的人，能够把很多信息关联起来，作出独特思考和独特决策。”有的病人跟储教授聊天说：“您不是医生，您是科学家。”
　　“他的心全用在了病人身上”
　　熟悉储大同的人都说，储教授“非常喜欢他的病人”，“很享受给病人问诊、制订治疗方案的过程”。每当命悬一线的患者病情有了起色，新的治疗方案的临床效果得到了验证，他就特别开心，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快乐。
　　最近5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医生杜春霞一直“跟师”储大同出门诊。每周五上午半天的特需门诊时间，年逾古稀的储大同一如既往地严谨认真。一次春节长假过后，刚好赶上储大同出门诊。春节刚过，病人一般很少，但储大同仍然一大早就出现在诊室里。他说：“哪怕只有一个病人，也要按时出诊。”
　　面对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储大同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就诊需求，不断加号的结果就是每次出门诊都吃不上午饭。妻子问他，为什么不能等吃完饭再看病。储大同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先吃饭那病人就得等着，你让病人等还是让我等？”
　　储大同夫人长期在美国工作，夫妻二人天各一方。在网络聊天中，储大同和妻子谈得最多的就是他治疗的病人，“聊1个小时，有45分钟都是在说工作、说病人。他的心全用在病人身上”，储大同夫人说。
　　储大同说：“这种对病人的爱心，大都是被病人激发的，那是一种很朴素的力量。”刚入行时，储大同曾经遇到过一位白血病男孩。每次查房时，男孩总会跟他聊天，有事也愿意找他。储大同感到很不解，便问他：“叔叔才刚毕业，你为什么总来找我啊？”男孩回答：“我知道你刚毕业，但是看到你对我特别尽心。为了我的病，你会查书、翻文献资料，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我觉得你是个特别认真负责的医生。主任很忙没时间，我更需要这样一名医生来关心我。”
　　男孩的回答让储大同至今难忘，“这件事情一直在鼓励我，尽管我现在年资已深，但还是会不断想办法解决疑难问题，医生不仅要关心病人，也要能够真正帮助到病人。”
　　在亲友看来，储大同虽然是位大专家，但生活质量太差。孤身一人在国内的储大同，最不花心思的就是吃饭，常常回家煮点速冻饺子应付一顿，也不轻易外出应酬。储大同说：“煮速冻饺子方便省时，参加饭局太浪费时间和精力，有这个时间，看看书和资料，给病人查找治疗方法多好。”
　　每年到美国休斯敦和夫人小聚时，储大同也很少外出游玩。他不是坐在电脑前看文献，就是去书店看书、买书，想从一本一本厚重的书籍里，找出治疗病人的新方法。
　　埋头书堆的储大同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他深谙医疗保险对于患者获得有效治疗的重要性。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经就部分肿瘤用药尚未纳入医保的问题提出提案。在政协小组的分组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为了准备这份提案，储大同在美国休假期间专门做了很多关于医疗保险的研究，甚至找来医疗保险专家了解美国的医疗保险情况，分析中美医疗保险的利弊。
　　“大家要团结起来，为中国肿瘤事业做点事”
　　“一个人创立了两个学会，担任首任主任委员，据我所知，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和储大同共事30多年的老搭档、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王金万教授眼中，“老大哥” 储大同的精湛医术和谦和人品让大家佩服，他为推动我国肿瘤事业与国际接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更值得大家铭记。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肿瘤学研究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小作坊”时代。一群中青年医生怀着团结、协作，推动我国肿瘤研究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理想聚在了一起，刚回国不久的储大同也是其中一员。
　　1997年，由一批中青年专家共同发起，在老一辈肿瘤学专家的支持下，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学术组织——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委员会（CSCO）宣告成立，储大同以他的学识和人品被大家推举为首任主任委员，并于4年后再次连任。
　　在我国，单个中心开展的临床研究病例数量很少，做得再好也不被国际承认，所以要团结起来，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储大同在任期间，CSCO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开展多项大规模临床研究。
　　靶向药物易瑞沙在美国上市后，其治疗效果不明显。但据CSCO在东方人群中组织开展的临床研究显示，易瑞沙在EGFR外显子发生突变的病人中有效率高，其相关研究结果还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一项又一项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成果让国际同行对中国肿瘤学研究团队刮目相看。2003年~2004年，全球享有盛誉的两大临床肿瘤学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欧洲临床肿瘤学会（ESMO）先后与CSCO建立互认互惠姐妹学会，使我国进入了世界肿瘤学界的“WTO”。
　　CSCO成立之初，储大同还积极倡导多学科协作（MDT）治疗理念。这个在国际上刚刚兴起的新理念，当时并不被大家所认同，但储大同从未动摇过：“这样的治疗理念对病人是很有好处的。”根据储大同的建议，CSCO组建了包括外科、放疗、化疗、生物治疗等不同手段，以及消化道、呼吸等不同亚专科的综合治疗模式，把各科的治疗手段统一起来，为病人“一次解决问题”。
　　时光荏苒，CSCO的会员从最初的200人壮大到如今过万人的规模，在日益增多的国内外大规模临床研究“历练”中，我国肿瘤临床研究水平明显提升，多项研究与国际同步开展，来自中国的研究证据被纳入国际诊疗指南。骄人成绩的背后，是储大同和伙伴们的艰苦努力。
　　学会成立之初，由于经费紧张，学会工作人员只能挤在地下室办公，学术活动也只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起步发展，慢慢扩展到中小城市和边远西部地区。但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储大同从未有过半句抱怨。他总说：“大家要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肿瘤事业、为中国的病人做点事。”
　　储大同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什么事情都“好较真儿”。他曾经为了写一封电子邮件花费了7个小时。那是在担任CSCO主任委员期间，为推动CSCO与ASCO、ESMO搭建互认互访关系，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一次，为了一封写给ESMO主席的电子邮件，储大同写了4个小时，正在遣词造句之时，突然停电了，不得不又重写了3个小时，将每句话精雕细琢之后，才把邮件发出。ESMO主席看完邮件后十分感动，马上回信表示感谢，并就双方进一步交流进行协商。此后，双方互认互访关系得以顺利进行。
　　“看来我那7个小时没有白花。”储大同笑言。事实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储大同经常半夜三更给地球另一端的同行打电话和发邮件。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储大同却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006年，刚刚卸任CSCO主委的储大同又承担了一项新使命：组建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CGOS）。
　　“坦率地说，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当时从CSCO退下来，我是想休息的”，储大同说。但鉴于我国肿瘤发病率迅速攀升，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国家迫切需要在老年肿瘤学领域开展研究。受命于国家的需要，储大同再次“出山”。
　　由于老年肿瘤患者的基础疾病多，器官功能差，难以耐受常规抗癌治疗。如何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疾病特点和药代动力学的特征，合理制订治疗方案，以延长老年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医务工作者一个重要的课题。
　　2006年12月，国务院发表了《中国老年问题白皮书》。此时，CGOS刚刚“满月”。作为学会的当家人，储大同希望能够做一些超前性的工作：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和协作，推动老年肿瘤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提升我国老年肿瘤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储大同告诉记者：“当时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老年肿瘤学会，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列。而我国还几近空白。我们希望在CGOS这个‘阵地’上多做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临床研究，同时也为世界老年学研究领域填补一点空白。”
　　在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里，储大同积极倡导专业细分，强调研究的专业化，针对乳腺癌、肺癌、淋巴癌等不同癌种组建起专业的学术组织，集中攻关，这样才能把整个学科带起来。
　　在储大同的不懈努力下， 短短4年间，CGOS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大的老年肿瘤学组织，成员几乎囊括我国肿瘤中西医治疗领域著名精英学者；每年的学术年会成为我国肿瘤学界的前5大会议之一；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老年肿瘤研究课题产出丰硕。
　　有着宽广国际视野的储大同也有“小气”的一面。CSCO办公室工作人员刘宝印对此深有体会。
　　CSCO组织专家到西部讲学，储大同要求提前订打折机票，专家教授到达后，只能住在学会订好的三星级酒店，不允许地方医院接待安排，接送都需自己乘坐出租车。医院的任务就是组织医生和教室，也不允许旅游。活动很朴素，但深受基层医生欢迎。储大同说：“去西部是去讲学，不是去讲排场。”
　　作为“一会之长”，储大同从未从学会领过一分钱工资，尽管年事已高，出差乘机从来不要求坐头等舱，参加学会年会还要自掏腰包交注册费。他说：“学会不是我一个人的。”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让年轻人上来”
　　“在4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我的研究生导师、我国血液学奠基人之一宋少章教授，对我影响至深。”储大同说，“恩师非常严谨，从来不吹牛、不自夸，不以自己权威地位自居。”
　　1982年，储大同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国际首例双副蛋白血症LgA型多发性骨髓瘤。“当时，我把宋教授放在第一作者，我排在第二作者。老师看到后非常生气，他严肃地对我说，‘既然是你先发现的，是你的思维、你的分析，又是你通过实验证明的，你当之无愧要放在第一作者。在这点上不要谦虚，不能因为我是老师，就把我放在第一作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有这样医学科学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
　　在“跟师”储大同的日子里，年轻医生杜春霞也感受到老师的严谨与谦逊。在一次与储大同探讨患者的治疗方案时，杜春霞提出了补充意见。第二天，储大同专门找到杜春霞说，“昨天那个方案我考虑得的确不够完善，我回去查看了文献，你说的是对的。”
　　在科里的年轻医生眼中，知识渊博的储大同几乎是“百问不倒”的“神仙级”人物。面对各种问题，他都能侃侃而谈，连文献出处、多少页都信手拈来。储大同告诫年轻人，“读书不如问书，要带着问题读文献，自己才会更有收获。”他还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国外有了指南和最新研究结果就盲目跟随，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迷信权威，要做自己的工作，找到导致病人发病的主要原因甚至是驱动基因，有的放矢，才能进行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因为种种原因，储大同没有招收研究生，这也是他的一大憾事。虽然没有入门弟子，但受到他学术思想和专业经验影响的年轻后生却数不胜数。由他编写的《当代肿瘤内科治疗方案评价》被肿瘤内科医生奉为“宝典级”图书，加印多次，仍供不应求。
　　为了写好这本书，储大同几乎查阅了所有相关文献，结合自己的多年临床经验，加以精辟分析点评。在该书再版时，储大同又逐字逐句修改。“有一天，储大夫来上班，双眼通红，出血点清晰可见。一问才知道，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休息，都在查阅资料为这本书补充新内容。”杜春霞说，储大同“是在用心在写书”，为的就是让更多医生能够接受教育，让病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
　　凝聚储大同无数心血的《当代肿瘤内科治疗方案评价》第四版目前正在修订中。他告诉妻子，希望有更多的年青一代参与其中，“我们年纪大了，现在需要年轻人上来。”

　　■储大同小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首席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药理基地和国家抗肿瘤药GCP中心副主任、伦理委员会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目前，他已在国内外杂志和AACR、ASCO等重要会议发表论文一百余篇；编写和参与编写肿瘤治疗专著10余本；担任《中国肿瘤临床年鉴》、《癌症进展》常务副主编。2000年8月，他又应邀出任著名国际肿瘤杂志《CANCER》的副主编，历任6年，主要负责亚太地区文章；任著名国际肿瘤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中文版副主编、亚太区杂志《CANCER REVIEWS》编委；2004年，出任新成立的《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的轮执主编和编委。他是医学界著名的集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医和西医均有一定造诣的临床肿瘤内科专家。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