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健康报 时间:2014-05-12 08:05:39 热度:73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名誉院长 徐光炜
曾几何时,深受世人崇敬的悬壶济世之医生已沦为头悬利剑的高风险行业,鉴于伤医事件时有所闻,以至于有关部门不得不下令要求各医院增设头戴帽盔、手握警棍的保安,成为天下罕见的中国一景。更有甚者,每当发生伤医事件时,社会上竟有少许群众鼓掌叫好。我深为感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之道非重药猛料岂能奏效?今以行医逾半世纪的老者身份谈些一孔之见。
■ 废除举证倒置的错误立法
回顾医患关系紧张的演变历程,似与举证倒置问世息息相关。人大法制委拟订此法之前,医界曾群起而责之。然掌权者对此充耳不闻,以致酿成现今之恶果。试想,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其正常生命现象至今不解之处仍多,何况有病之机体更是千变万化,难述其详。各种诊疗措施并非均尽如人意。无怪有的学者断言:“医学能治愈的疾病是少数,多数仅能减轻其病痛,每每更因仅能疏解患者精神压力而深感无奈。”
我是一名肿瘤医生,多年来屡见病期、病理相同的癌症患者,也施以相同的治疗措施,但预后却迥异。设想如有家人责我,何以他人仍存活世间,吾亲乃去?若令我举证,我确实无言以对。如每一具体个例,均欲举证以述其必然发生,岂非强人所难?实有违于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此一错误立法的影响下,患者稍有不满就讨要说法,要求赔偿,医院在无证可举的不得已情况下只有采取赔钱了事的息事宁人做法,以致利之所趋,职业“医闹”应运而生,于是医患紧张局面愈演愈烈。
■ 纠正不计劳动成本的定价体系
近年来,医药费用增长甚速,人们均有不胜重荷之感。于是收取此等费用的医疗部门就成了众矢之的。岂知此等收费标准既非医院、也非卫生主管部门所定,而是由发改委的物价局统一制订的,且对医疗费用的制订原则是不计劳动成本的定价体系。或许此定价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其可取处,但在现今的商品经济社会,否定医师劳动价值的定价体系无疑是错误的。在以创造物质财富多寡论社会地位的今天,医师的社会地位日降也就不难理解了。
必须指出,是否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是政府行为,视国家财力及利民政策的比重而定,但绝不能无视医师的劳动价值。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美国笑话,某人因骨折赴某院就治,医师植入钢钉,收费5000美元。患者嫌贵,索取收费清单,该医师开具收据如下:钢钉:$1;将钢钉置入过程:$4999。国内恰恰相反,手术费定价甚低,但手术的各种附属用品,因均从国外进口,定价甚高。无怪乎现今门诊挂号费已远低于解放初期的收费标准,但由于此属不当举措,病人并不领情。
■ 改变以药养医的运行模式
长久以来,由于上述错误的定价体系,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在其服务过程中难以体现,于是以药养医的政策问世。
政府现在多次欲切断其联系,推出一系列行政措施,但由于此模式由来已久,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已与医师们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致收效甚微。患者在其诊疗过程深怀戒心,有如待宰的羔羊。在此情况下,何以建立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
■ 改革重病房轻门诊的医保政策
缓解医患关系,应尽量创造医患沟通的机会。我国有史以来一贯以诊所为行医之主要场所,设立病院也仅是西医传入中国后之事。然曾几何时,病房已成为诊治疾病的主要场所,各地竞相修建病房大楼,动辄按星级标准。
反观西方诸国则不然。试以执肿瘤界牛耳的美国MD Anderson医院为例,该院共设500张床,而化疗及放疗的住院病床各5张。即使以占病房绝大多数的外科而言,住院也有严格限制,一般在手术的前一天才能住院,乳腺癌等常规手术在术后3天即出院,否则住院费自担。几乎除手术外的绝大部分诊疗工作均在门诊进行。
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住院患者医药费全报,门诊则部分报销。鼓励患者住院“消费”的政策,将医护人员的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病房中,以致各大医院在门诊工作的医师每单元时间按规定须诊视30名病人(常超额)。试想在区区7分钟内怎能与患者充分沟通?
如能将医护人员消耗在病房中的精力移至门诊,每名患者诊病时间从7分钟增至20分钟,相信服务态度会有改善。医患之间唯有进行充分沟通,才有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 开设医生保险险种
行医如开车,各种诊疗活动多具一定风险。当发生医疗事故或纠纷后,除须认真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外,一般由中介机构介入予以处理。可由保险公司事先为医师设立专门的险种,按医学不同专业、风险的大小,收取不同的保费。一旦发生意外,由保险公司介入予以评估,决定是否理赔及赔多少。
当然,医师如遭受了一次理赔,被记录在案,则次年的保费将大增,以后视您行医记录的改善逐年降低保费。如您不幸数次“出险”,对不起,可能将被保险公司列入终身不得入保的黑名单,您也将无法再从事医师工作了。
(责任编辑: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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