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名誉院长 徐光炜

　　曾几何时，深受世人崇敬的悬壶济世之医生已沦为头悬利剑的高风险行业，鉴于伤医事件时有所闻，以至于有关部门不得不下令要求各医院增设头戴帽盔、手握警棍的保安，成为天下罕见的中国一景。更有甚者，每当发生伤医事件时，社会上竟有少许群众鼓掌叫好。我深为感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之道非重药猛料岂能奏效？今以行医逾半世纪的老者身份谈些一孔之见。
　　■ 废除举证倒置的错误立法
　　回顾医患关系紧张的演变历程，似与举证倒置问世息息相关。人大法制委拟订此法之前，医界曾群起而责之。然掌权者对此充耳不闻，以致酿成现今之恶果。试想，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其正常生命现象至今不解之处仍多，何况有病之机体更是千变万化，难述其详。各种诊疗措施并非均尽如人意。无怪有的学者断言：“医学能治愈的疾病是少数，多数仅能减轻其病痛，每每更因仅能疏解患者精神压力而深感无奈。”
　　我是一名肿瘤医生，多年来屡见病期、病理相同的癌症患者，也施以相同的治疗措施，但预后却迥异。设想如有家人责我，何以他人仍存活世间，吾亲乃去？若令我举证，我确实无言以对。如每一具体个例，均欲举证以述其必然发生，岂非强人所难？实有违于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此一错误立法的影响下，患者稍有不满就讨要说法，要求赔偿，医院在无证可举的不得已情况下只有采取赔钱了事的息事宁人做法，以致利之所趋，职业“医闹”应运而生，于是医患紧张局面愈演愈烈。
　　■ 纠正不计劳动成本的定价体系
　　近年来，医药费用增长甚速，人们均有不胜重荷之感。于是收取此等费用的医疗部门就成了众矢之的。岂知此等收费标准既非医院、也非卫生主管部门所定，而是由发改委的物价局统一制订的，且对医疗费用的制订原则是不计劳动成本的定价体系。或许此定价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其可取处，但在现今的商品经济社会，否定医师劳动价值的定价体系无疑是错误的。在以创造物质财富多寡论社会地位的今天，医师的社会地位日降也就不难理解了。
　　必须指出，是否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是政府行为，视国家财力及利民政策的比重而定，但绝不能无视医师的劳动价值。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美国笑话，某人因骨折赴某院就治，医师植入钢钉，收费5000美元。患者嫌贵，索取收费清单，该医师开具收据如下：钢钉：$1；将钢钉置入过程：$4999。国内恰恰相反，手术费定价甚低，但手术的各种附属用品，因均从国外进口，定价甚高。无怪乎现今门诊挂号费已远低于解放初期的收费标准，但由于此属不当举措，病人并不领情。
　　■ 改变以药养医的运行模式
　　长久以来，由于上述错误的定价体系，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在其服务过程中难以体现，于是以药养医的政策问世。
　　政府现在多次欲切断其联系，推出一系列行政措施，但由于此模式由来已久，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已与医师们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致收效甚微。患者在其诊疗过程深怀戒心，有如待宰的羔羊。在此情况下，何以建立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
　　■ 改革重病房轻门诊的医保政策
　　缓解医患关系，应尽量创造医患沟通的机会。我国有史以来一贯以诊所为行医之主要场所，设立病院也仅是西医传入中国后之事。然曾几何时，病房已成为诊治疾病的主要场所，各地竞相修建病房大楼，动辄按星级标准。
　　反观西方诸国则不然。试以执肿瘤界牛耳的美国MD Anderson医院为例，该院共设500张床，而化疗及放疗的住院病床各5张。即使以占病房绝大多数的外科而言，住院也有严格限制，一般在手术的前一天才能住院，乳腺癌等常规手术在术后3天即出院，否则住院费自担。几乎除手术外的绝大部分诊疗工作均在门诊进行。
　　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住院患者医药费全报，门诊则部分报销。鼓励患者住院“消费”的政策，将医护人员的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病房中，以致各大医院在门诊工作的医师每单元时间按规定须诊视30名病人（常超额）。试想在区区7分钟内怎能与患者充分沟通？
　　如能将医护人员消耗在病房中的精力移至门诊，每名患者诊病时间从7分钟增至20分钟，相信服务态度会有改善。医患之间唯有进行充分沟通，才有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 开设医生保险险种
　　行医如开车，各种诊疗活动多具一定风险。当发生医疗事故或纠纷后，除须认真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外，一般由中介机构介入予以处理。可由保险公司事先为医师设立专门的险种，按医学不同专业、风险的大小，收取不同的保费。一旦发生意外，由保险公司介入予以评估，决定是否理赔及赔多少。
　　当然，医师如遭受了一次理赔，被记录在案，则次年的保费将大增，以后视您行医记录的改善逐年降低保费。如您不幸数次“出险”，对不起，可能将被保险公司列入终身不得入保的黑名单，您也将无法再从事医师工作了。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