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丹 通讯员 张国清

徐建明：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善应酬，在很多不相熟的人眼里略显无趣且严肃。然而面对患者，他热情、和善、有求必应。对临床科研已经“上瘾、痴迷”的他，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凭借自己的科研成果医治顽疾、帮扶病患。
　　好的医生应该能够在临床发现问题
　　“说实话，医生的临床工作已很繁重，要搞科研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只有临床、科研两条腿走路，才能推动学科不断发展。”荣膺2012年中国医师奖的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307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徐建明说。
　　徐建明对于科研的热爱和天赋在他出国前就已显露出来。1994年，徐建明从军事医学科学院毕业后便进入解放军307医院肿瘤科工作。短短几年内，他发表了多篇肿瘤领域的SCI论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国外学者来信向他索要单印本，或写电子邮件和他探讨相关问题。2001年，徐建明接受邀请，以“顾问医生”的身份到意大利国立癌症研究院巴里医院继续深造。
　　2001年年底，新型肿瘤靶向治疗药物EGFR抑制剂吉非替尼刚刚上市，全球多个实验室都在进行新药与传统化疗药物联合使用的临床研究。在意大利已经独立带领课题组进行研究的徐建明也加入其中。然而，与其他实验室得出的结论不同，他的研究结果显示，简单的“1+1”并不等于“2”，甚至“1+1”还不如“1”的效果好。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更显示，先进行化疗再使用吉非替尼疗效明显提高。
　　随后，他的课题组在国际上最早提出EGFR-TK1与化疗的联合效应是“方案依赖性”的观点，即最先开展化疗获益后，以EGFR-TK1作为维持治疗，使晚期肿瘤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明显延长。相关基础研究文章于2003年先后在《生化药理》、《癌症化疗药理》两个外文期刊上发表，在国外引起很大的反响。2004年，由徐建明为第一作者的专家述评被知名医学期刊《欧洲癌症杂志》收录，其中徐建明在全球首次明确提出“EGFR抑制剂应在化疗后使用”这一鲜明的观点。
　　此后，为了在临床验证基础研究结果，已经回国的徐建明在消化肿瘤科单独辟出一半床位收治肺癌患者，并在国际上最先开展化疗获益后，以吉非替尼作为维持治疗的临床研究。最终结果没有出乎他的意料：该治疗方案能够使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9个月延长到15.7个月。2006年，徐建明凭借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数据在《BMC cancer》发表文章，“一锤定音”地提出EGFR抑制剂要走化疗获益后维持治疗路线，得到业界认可。
　　谈到此次研究的成功，徐建明说：“中国的临床医生整天忙于日常事务，很少有精力去琢磨典型或不太寻常的病例，长此以往，医生会陷进去，成为一个看病的机器。但我认为，好的医生应该能够在临床发现问题，再带到实验室验证，最终解决临床中的问题。”
　　在临床做科研绝不能“临时抱佛脚”
　　伊立替康是治疗肠癌的重要靶向药物，然而重度迟发性腹泻以及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两个致命的不良反应，让很多医生和患者望而却步。
　　2011年年底，75岁的安徽患者张先生罹患肠癌并出现了肝、肺转移，在其他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伊立替康成为其唯一的治疗机会。然而，面对消瘦、高龄、基础疾病较多的老人，多家医院以药物可能带来毒副作用为由婉拒了他的治疗请求。当患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辗转来到307医院后，徐建明认真分析了他的基因变异情况，并进行了3次药代动力学检测，最终将治疗剂量减少为常规剂量的30%使用。如今，张先生已无进展生存10个月，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这并非 “拍脑袋”式的决定，也不是偶然的成功。事实上，早在留学期间，徐建明就在意大利的结直肠癌病房发现很多患者因严重不良反应停止治疗或减低剂量，从而影响治疗。回国后，他意外地发现中国人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偏低。凭借敏锐的科研直觉，徐建明在国内进行了100例正常人及100多例肠癌患者的基因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欧洲人UGT1A1*28位点的突变基因分布频率高，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而中国汉族人UGT1A1*28位点的野生型分布频率高，相应的重度迟发型腹泻发生率低、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低。而进一步研究显示，UGT1A1*28位点与UGT1A1*6位点分别发生纯和变异的病人，或者UGT1A1*28位点与UGT1A1*6位点同时发生杂合变异的病人，使用伊立替康，剂量应该减少一半。
　　“张先生就是UGT1A1*28位点的纯和变异，在第一周期化疗时出现了严重的迟发性腹泻以及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因此从第二到第四个化疗周期，我们将剂量减少一半使用，效果很好。但第四个周期不良反应再次加重，因此后来我们将剂量减少为30%。”徐建明说，这一病例凸显了科研指导临床实践的意义。据了解， 2012年，他的研究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都医学发展基金、北京市科委重点基金资助下，已经开展了基因多态性与肠癌治疗的全国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希望在更大人群中验证上述结论。
　　在临床做科研绝不能“临时抱佛脚”。在采访中，徐建明告诉记者，为了总结和分析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断、治疗理念以及治疗上尚需改进的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他的团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消化系统肿瘤的疾病数据库，目前已纳入肠癌患者1000余例，胃癌患者1500余例。
　　“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面对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徐建明常常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这种责任不仅是要为每一位患者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还要想方设法为走投无路或治疗不起的患者创造机会，延长生命。
　　众多患者中，一位叫王一的老人让徐建明记忆犹新。“老人年轻时曾担任毛主席专列的列车长，前几年得了肿瘤，在外院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仅有的积蓄都花完了。我想办法为老人申请了慈善赠药，帮助他得到了免费治疗。后来，他手抄一首毛主席诗词送给我。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对于那些慕名而来的病人，徐建明从不轻言放弃。有一位来自东北的患者，因每天腹泻十多次，不敢出门，多家医院都当作“肠炎”治疗，效果不佳。徐建明认真分析病情，查阅文献资料，再做检查，最后诊断为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当时，这一疾病在我国还很少被医生认识。经过治疗，患者的腹泻很快停止，肿瘤也得到控制。
　　2003年年初，一位患者得了小肠间质瘤。当时，国内很多医生对这种病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不足。这位患者的肿瘤长满了腹腔，在一家大医院被诊断为肉瘤，前后接受两次手术，每次都摘除一脸盆乒乓球大小的肿瘤。然而，第二次手术后，肿瘤又很快长满了腹腔。绝望的患者慕名找到了徐建明。他认真研究患者的病历资料后，请该院病理科加做多项免疫组化检查，最后确诊为间质瘤。一个月后，患者腹腔肿瘤基本消退。患者出院后，徐建明常通过电话指导他及时处理药物不良反应，至今已近10年。
　　在徐建明看来，得到患者的认可和信任是最重要的。每次出门诊，徐建明常常为挂不上号的患者加号，实在看不过来的，就让患者到病房就诊。有同事帮他做过统计，他每年仅在门诊诊治的患者就高达4000多例。从2010年至今，登录他个人网页的患者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