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曹 政 记者李水根□

宋红冰绘

　　9月6日，杭州飘起细雨。在杭州爱德医院的一间会议室里，杭州市政协对这家民营医院发展情况的调研会正在进行。在介绍完医院的基本情况之后，爱德医院董事长江上站起来，“各位领导，我想说一说医院遇到的问题……”
　　这家奠基于2004年的医院，是浙江省首家由外资控股的医院，曾被视为医疗市场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标杆。如今十年过去，爱德医院并未达到当初预计的发展目标，反而举步维艰。
　　十年前的引资
　　2002年，杭州市为了解决城北没有综合性医院的难题，在一块空置多年的政府规划卫生用地上，专门面向外资引进了一家医院———杭州爱德医院。2004年6月28日，杭州爱德医院在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举行了奠基仪式。
　　爱德医院的成立，在2004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并被写进当年度的《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在当时的报告记录中称，“该医院是由美国格林斯玛有限公司与杭州市中医院共同出资3亿元人民币合作筹建的，主要为较高收入阶层提供服务。医院占地面积20亩，床位约400余张，预计2006年正式投入使用”。
　　当时，吸引资金开放医疗市场被视作杭州医改的标志性事件。杭州市于2003年出台的一份《关于鼓励民资外资兴办医疗机构的实施意见》，除了对办医主体、办医类别、兴办数量、设置区域不作任何限制，还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新办医院前3年的医疗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可申请免征营业税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自产自用制剂的增值税等；新办营利性医疗机构用地，不论是租赁还是出让，都可以按照市政府批准的医疗卫生设施用地价格，并按照收支两条线返还一定比例的租金或者土地出让金。
　　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政策环境下，江上受邀回国，最终决定投资兴办爱德医院。出国前，江上曾在杭州市医疗系统工作多年，此番回国，她作为投资方的代表，雄心勃勃想干出一番事业。
　　政府包办留“尾巴”
　　回想十年前的意气风发，如今的江上只有苦笑。她说自己早就心力交瘁，“和来时的初衷完全不同，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让医院活下去。”
　　按照原卫生部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院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能低于30%。为此，杭州市卫生局专门指派杭州市中医院作为中方机构参股。
　　但问题由此产生。投资方的首选并不是杭州市中医院，但基于当时情况只能被迫接受；而杭州市中医院也将合作看做卫生局摊派下来的任务，毫无热情，既不愿出资、也不愿介入管理。这个由行政主管部门指令式分配合作伙伴的决定，让爱德医院从创建之初便陷入内耗不断的泥潭。
　　“当时市中医院没有领导愿意挑担子，非要医院班子十多个人全部聚齐、两位中方聘请的专职律师到场才肯启动谈判，约谈一次至少要一个多月。”江上说，时间就耗费在冗长的沟通中，从2002年9月双方第一份合作意向的签订到2004年6月11日签订正式合同，历时21个月之久。
　　而为了满足30%股份所需资金要求，市中医院将卫生局划拨到其名下的土地进行商业评估，并以此作价占股21%；至于剩下的9%，则要求外方以预交利润的方式先行支付给中方。就这样，市中医院未掏一分钱就成为爱德医院的第二大股东。这一做法也为日后爱德医院面临的土地问题埋下了隐患。
　　“在实际运行中，杭州市中医院是国有事业单位，对医院资产没有独立决策权，很难以投资人身份参与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江上也表示，尽管名义上已经合作十年，但市中医院真正发挥的作用却形同虚设。
　　没有兑现的承诺
　　在和市中医院签订完协议之后，爱德医院才发现，市中医院用以作价占股的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在补办手续的时候，国土部门要求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数额又让江上大吃一惊。“出让价格竟然高于诸如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同类性质土地的近20倍！这么高的地价医院无法承受。”江上说。
　　那份2003年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医院的文件，也没有对江上有所帮助。她跑遍了政府相关部门，不断地向杭州市主管部门和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递交用地优惠申请，希望能够按照杭州市最初引资时“按医疗用地价格出让土地、出让金部分减免”的承诺，对土地价格以及后续需要支付的大市政配套费等进行减免。然而让她感到沮丧的是，这些问询和申请最后几乎都没有下文。
　　一位了解内情的政府官员表示，爱德医院在用地上遇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当初出台的文件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本身就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层面土地政策收紧，杭州市政府此前出台的一些优惠措施也就没法落地。而相关部门也没有对政策的变动及时进行弥补和完善，最终导致类似爱德医院这样的情况变成“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包袱也只能由当事人来扛。
　　开业后的困难
　　在经历了中方合作者的不配合和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双重打击后，爱德医院还未开业便已元气大伤。
　　2009年，总投资3.5亿元的爱德医院历尽磨难终于建成，并于2010年1月19日正式开业。这比原计划2006年开业晚了整整4年。
　　医院运营第一年，这家按照三级综合性医院标准建造、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规划病床500张的医院每天的门诊量仅100多人，住院病人也很少。医院从国内二线城市高薪挖来的150多位医护人员工作量极度不饱和，医院直接运营亏损高达3000万元。
　　除了在筹建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爱德医院正式运营后，江上发现，与许多民营医院一样，医院发展还存在诸多拦路虎。
　　“比如人事编制上的二元体制，使医院好不容易招录和培养好的人才，往往一遇到公立医院扩张就都纷纷去了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要想找到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人员非常困难。”江上说，此外在政府补贴、社会舆论等方面，都能明显感觉到民营医院依然受歧视。
　　经过这几年的苦心经营，爱德医院运营逐渐进入正轨，业务收入也在慢慢增多。“还亏着呢，不知道哪年才能有盈余。”江上无奈地说，“没办法，只能硬扛着。”
　　制度变迁缩影
　　“这简直就是一部十年血泪史。”听完爱德医院的遭遇，一位杭州市政协委员感慨地说。
　　一位关注杭州医改动向的专家对记者表示，爱德医院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只在杭州存在，在浙江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民营医院都面临共同的困惑。不过，爱德医院外部改革环境的变化，同样令人深思。从十年前开放甚至激进的目标到现在稳妥甚至保守的态度，杭州对于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政策变化，也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从2003年开始，杭州就彻底开放医疗市场，除了对社会资本办医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外，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疗机构，杭州市政府承诺：改制后作为营利性医疗机构，3年内不减少原有的经常性财政拨款，并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此后3年参照有关企业政策缴纳的各种税收，经申请后可由市财政减半补助。
　　“6年的财政补助政策，全国恐怕只有杭州才有。”当时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对社会资本相当有吸引力”。杭州市第四医院和市整形医院作为改革试点单位，改制为民营医院。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快就展现在改革者的面前。当爱德医院正在为优惠政策的落实执行四处奔走的时候，作为改制试点的杭州市第四医院和整形医院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最终两者的结局则是大相径庭——整体转让的整形医院经过一番波折站稳了脚跟，而民营资本介入60%成为“公私合营”的股份制的杭州市第四医院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被政府重新收回。
　　与此同时，全国的政策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经过2005年到2006年医改成败的争论之后，开放医疗市场的观点不再是政府热衷的话题。而随着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推开，政府的注意力重心已经转移。
　　而在2010年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的58号文件出台之后，杭州的实施意见却至今未能出台。“这里面原因很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政府对于民营医院的发展，对于社会力量办医的认识还没有统一，有些人的观念还没有真正转过来。”有知情的官员告诉记者，“单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作用很有限。比如土地的问题，税收的问题，单靠卫生部门没用。”
　　改革又回到起点，一些基本的概念需要重新明确。“比如民营医院到底是不是社会的公共资源？这是一个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有专家表示，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于这个问题不以为然，依然认为民营医院、特别是营利性民营医院还是为了赚钱，和现在政府要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背道而驰，因此不用考虑民营医院的资源属性。实际上，民营医院也应该作为政府公共资源，同样也理应获得政府的支持。“作为民营医院，一方面的确要讲经济效益，讲究利润；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就应该要一视同仁。”
　　“目前政策提出应该把鼓励发展民营医疗机构作为重要的战略来考虑。这件事情的关键不是政府有没有能力做到，而是看政府愿不愿意做，观念有没有转变。”一位参与杭州医改工作的官员表示，如果这方面不研究不重视，改革在有些方面可能要重蹈覆辙。“结果过几年一看不行，又要重头再改。”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