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特约记者 宋琼芳

    人生若如行文，樊嘉的一笔一画当得起“雄深雅健”四个字。不久前，“全国十大我喜爱的健康卫士”名单公布，樊嘉在列。无论行医抑或为人，他都堪成典范。

无影灯下，樊嘉的手术挥洒自如

樊嘉（右二）和科室医生看片子、讨论病情

实验室，樊嘉（右二）在指导课题组做研究

　　他是肝外科领域的顶尖专家：迄今已累计完成7000余例肝切除术、近1200例肝移植；独立完成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准”……
　　他是老百姓心中的最美医生：那些因他而起死回生的无数患者，“哪怕一次又一次询问”，也从未在他这儿感受过一丝漠然、一点冰冷。他最开心的莫过于听到一句“好医生”的评价。

　　一路转折一路行
　　他慨叹，人的命运充满偶然，但关键时刻需要自己把握
　　“家中兄弟几个学的都是理工科，我高中毕业后做了机修工。”回忆当初在淮南纺织厂“做工人三班倒”的日子，樊嘉觉得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因为“跟了一个好师傅，学了一手不错的技术，而且还很有自己的想法”。  一双精于摆弄机器的手，对开刀也很有用。在樊嘉看来，做医生是治病救人，做机修工是修理机器，两者可以触类旁通，“我后来当外科医生的基本功，就是建立在那段经历的基础上。”
　　1978年恢复高考，樊嘉想：家里没有医生，我就去学医吧，这样家人看病可以方便些。抱着这一简单朴素的愿望，他不畏难，从头学起，考取了南通医学院。就此，他的人生出现了第一个转折。
　　本科毕业后，成绩优秀的他被学校病理教研室留做助教。但他仍是初衷不改，就想“当一名医生”，在给人看病外，还能教教学生，做做研究。两年后，他考入南京铁道医学院肝胆胰外科上研究生，从显微镜旁来到手术台前。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折。
　　机器修不好，可以修第二次，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此，他容不得自己有半点疏忽。
　　在普外科，他一双操作机械游刃有余的手在无影灯下挥洒自如。凭着勤于思索、勇于突破的精神，他与中科院电工所一道研发出国内首台胆道结石体外冲击波碎石机，并在31岁就获得铁道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2年，第三个转折来临。他来到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在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现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他师从余业勤教授，又获得汤钊猷院士从旁指导，加上忘我投入、孜孜以求，薄薄的柳叶刀越发得心应手。对于高难度的手术他也跃跃欲试。
　　何处险峰何处景
　　他明白，哪里有险峻的山势，哪里就有壮美的风景
　　2010年12月7日上午9时16分，中山医院75号手术室传来新生儿响亮的啼哭声，妈妈于景梅流下眼泪。这个上海首例肝移植患者生存10年后成功怀孕生子的消息，振奋医界。当年为于景梅主刀的樊嘉望着新生儿，眼里满是笑意。
　　2001年5月，在上海打工的安徽姑娘于景梅由于长期面色发灰、腹胀难受，和哥哥慕名找到樊嘉。此时的她病情危急：肝硬化、脾肿大、门脉高压、腹水严重，肚子肿胀得犹如十月怀胎，只有肝移植才能救她。
　　当时肝移植在全国处于起步阶段。2001年4月，上海中山医院刚刚成功完成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樊嘉对于景梅的手术非常慎重，经过详细检查和认真讨论后，确诊患者为终末期肝硬化、肝豆状核变性，可以进行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樊嘉把病情、手术方案及治疗流程告诉于景梅的哥哥。在这之前，他们的妹妹已因肝硬化去世。“不能再让大妹承受不幸！”哥哥支持于景梅接受肝移植手术。
　　20天后，肝源有了，兄妹俩急匆匆从安徽赶到上海，带来家中所有现金1600元——连住院押金都不够。于景梅的父母都是农民，哥哥在外打工，每月工资也只有600元。樊嘉得知后，与医院协商，最终只让他们交了1000元的住院押金。樊嘉还想尽了各种办法，多方筹措才解决于景梅的费用问题，而那1000元押金成了移植手术的全部费用。
　　2001年6月13日，创造历史的肝移植手术开始：肝外科樊嘉、吴志全、周俭、邱双健，血管外科王玉琦、符伟国，麻醉科薛张纲、仓静等专家在一起，共同成为手术组医生。这是中山医院首例肝豆状核变性、终末期肝硬化患者接受肝移植手术，也是该院第二例肝移植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于景梅苏醒后，望着为她开刀的医师们，激动地说：“给各位添麻烦了，谢谢你们的大恩大德！”
　　那些被樊嘉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的肝移植患者，很多都是以手术成功后的存活时间来计算自己的“年龄”。肝移植后活过来的于景梅也说，“每一天都是赚的”。术后“5岁”，她步入婚姻殿堂；术后“10岁”，她带来新的生命。她至今保留着一个红包，那是“好大哥”樊嘉给她的结婚礼物。当初住院时，樊嘉鼓励她：“你要是病好了，结婚可别忘记请我。”于景梅以为他开玩笑，没想到自己结婚时，樊嘉真的托人带来了礼物。
　　如今，中山医院已完成1000多例肝移植手术。其中，终末期肝病肝移植总体5年生存率90%，符合米兰标准的肝癌肝移植5年生存率75%～80%，领先国内。能有这样的成绩，樊嘉功不可没。一路走来，他咬紧牙关，敢为人先。要知道，肝脏血管密集、容易大出血，比起心肺肾移植，肝移植难度更大。切取供肝时，肝上共有100根～200根细小的血管要分离并精确结扎，每根只有1毫米～2毫米，一根根全要缝扎。如果其中一根缝得不好，术后就会渗血，引起腹腔感染而死亡。
　　1999年在汤钊猷院士提议下，樊嘉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肝移植手术，那是肝移植之父Starzl创立的世界上首个肝移植中心。学成归来，2001年，樊嘉完成自己的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患者徐先生至今健康。2002年，樊嘉带领肝移植小组成功施行上海首例“父肝子受”的成人活体肝移植，将患者父亲825克的右半肝移植给患者。2003年，一对濒临绝望的母女来到中山医院：35岁的母亲为先天性肝豆状核变性、肝功能衰竭；7岁的女儿也得了同样的病，病情恶化。樊嘉为这对母女进行了一肝二用的劈裂式肝移植。当时，国内毫无经验参考，他只有翻阅国外资料。在团队配合下，他用11小时将重1033克的供肝劈成“左小右大”两部分，并各自重建独立血管及胆道系统。这台手术被原美国匹兹堡肝移植科主任John Fung教授评价为“世界上报道的第一例母女同为受体的劈裂式肝移植”。
　　为谁执著为谁忙
　　他知道，“医生”已从一份特殊的职业转变为一生的事业
　　2002年当了肝外科主任后，樊嘉一下感到担子重了，“不能让这个科在我手上倒退，开拓创新才能推动学科前进”。余业勤教授去世后，面对恩师未竟的目标，他问自己：我们要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世界范围内，肝癌患者5年平均生存率约7%，我国肝癌患者5年平均生存率仅5%。全世界每年死于肝癌的人数可达60万，我国每年肝癌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53%。在樊嘉带领的团队努力下，中山医院小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达60％，大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也保持在30.4％左右。
　　可樊嘉也看到，早诊断早治疗，所能提高的疗效也有限，肝癌转移复发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拦路虎”：60%～80%的肝癌在手术切除后仍会复发和转移，小肝癌5年内复发率达40%，大肝癌5年内复发率达60%以上。
　　“肝癌转移复发防治包含三大‘主角’，分别是机体、肿瘤和微环境。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肿瘤与微环境好比种子和土壤，当‘种子’处于温度适宜、土地肥沃的环境中，就会迅速生根发芽。如果能控制‘环境’，使其不利于肿瘤生存，将大大减少癌细胞转移复发的机会。肝癌转移复发，不是局部病变，而是全身性病变，必须进行全身性干预。”为此，樊嘉在国内外率先系统开展肿瘤微环境调控肝癌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研究。他发现了肝癌微环境中的免疫平衡决定肝癌转归，国际临床肿瘤学顶级杂志《J Clin Oncol》以大篇幅刊发该成果，并指出“该发现进一步明确了机体抗肿瘤免疫的核心环节与机制，对筛选术后复发高危患者、选择恰当的治疗手段和免疫调节措施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他还发现微环境诱导细胞自噬促进肝癌进展，而分子CD151是微环境诱导肝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关键分子……这些研究提示，通过微环境改造调变肝癌生物学特性，可望成为肝癌治疗的新策略。利用该成果构建的肝癌转移复发预测模型，能准确识别转移复发高危人群，指导个体化治疗。
　　门静脉癌栓是肝癌转移复发根源，发生率高达40%～70%，患者平均生存期仅三四个月。樊嘉在国际上最早系统阐明发病机制，首创“肝癌切除、门静脉取栓、化疗泵植入＋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的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使手术治疗患者1、3、5年生存率分别提升至76.8％、39.3％、26.8％，领先世界。他领衔的研究小组开创三维适形放疗治疗肝癌门静脉癌栓，设计超选择减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经皮门静脉支架植入+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等新技术，使无法手术的患者1年生存率由11.4%提高至41.03%。这些多模式综合治疗技术推广至全国30多家三级甲等医院，成为肝癌门静脉癌栓的首选治疗模式。因攻克肝癌门静脉癌栓所取得的成果，他于200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如何有效防治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樊嘉认为，必须通过监测患者的免疫功能，寻找用药的最佳平衡点。他在国内首次提出肝癌肝移植术后转移复发的防治新策略：以Cylex免疫功能检测配合免疫抑制药物浓度监测患者免疫状态，指导个体化用药，最大限度降低免疫抑制用量；对超过“米兰标准”的患者术后早期撤除激素、转换成雷帕霉素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以及预防性的全身化疗；对复发或转移患者进行手术切除、微创切除、放疗等综合治疗，有条件的患者以雷帕霉素和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联合用药等……一系列方案明显提高了肝癌肝移植疗效。因领衔《肝癌肝移植复发转移防治策略及其关键机制》研究，他于2012年再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提高肝癌患者、尤其是中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率，让更多‘边缘人’能得到活下去的机会”是樊嘉最热切的梦想。他说：“越深入，越感到兴趣所在和挑战不断，也就越重视自己的工作，想在有生之年做出一些事情。攻克肝癌是一辈辈人毕生钻研的方向，也是我的方向。要有所成就，光靠一人不行，必须靠一群人，梯队成形、层次合理、齐心协力，才有未来发展的更大空间。”
　　也知人情也知心
　　他付出，只因对病人的仁爱，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樊嘉一直记得，多年前，他的老师余业勤教授患病在床，插着胃管，紧锁着眉头对陪伴在侧的他说：“看再多教科书，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插胃管的痛。”那个时候，樊嘉深切地了解到很多病人拒绝插管的原因，也是从那时起，他总是提醒自己要“设身处地为病人多想一想”。
　　从科主任到副院长，哪怕行政工作再忙，他仍坚持每周出两次门诊。每次门诊都有五六十人排队，常到下午一两点结束。许多患者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想到他们长途跋涉和半夜挂号，他时间再紧也不愿限号。“樊医生最好了，多晚都会加号。”这在病人中间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门诊中，有人会拉着樊嘉的手一遍遍诉说自己的病情，有人甚至会哭泣着不愿意离去，而门外候诊的人等得时间长了有的会探头进来询问何时轮到自己……不管面对怎样的患者，樊嘉永远是很有风度地坐在那里，从不板脸漠视，从不挥手打发，而是一次次恰到好处地平复患者的情绪，或让自己随诊的学生陪伴患者先坐到一边回答问题。门诊结束后，他再跟患者详谈。
　　在患者的笑与泪中，樊嘉感受到了医生的职责与价值。他曾陪着在手术台上获得重生的病人一起，高高兴兴一口口吃下他们的“生日蛋糕”；他曾为一个在手术前害怕得拼命呼喊的小男孩一遍遍讲故事，直到把那个脸上挂着晶莹泪水的孩子哄得破涕为笑，搂着他不放……
　　然而，他也曾遭遇手术中患者突然大出血的紧张时刻，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为什么要当外科医生？但这个疑问一闪而过，他迅速告诉自己：必须冷静！沉着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其中所承受的压力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
　　每周工作80多个小时，这些年来，樊嘉的“生物钟”越拨越快。节假日、休息日，他也是不在病房即在门诊，“近十年来几无昼夜”。每年100余例肝移植，意味着他近100个夜晚在手术室度过。他已习惯在夜深人静时走进手术室，天色渐亮时回家，7点半又准时出现在病区，开始一天的查房、门诊、会议和日常手术。最多时，他一天要完成10多台手术，常常是4个手术室里助手们同步预备，从一个房间到下一个房间，他一台连着一台转，分秒必争，“手术从睁眼一直做到闭眼”。有时怕耽误病情，他就在双休日加手术。
　　在他的影响下，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整个团队养成“不休周末、不请年假”的习惯，肝外科手术量全国领先，手术成功率接近100%。（本版照片由樊嘉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关于樊嘉，有许许多多故事，其中有一个特别令人难忘：有次手术中，阻断血管时，突然一串血珠溅到樊嘉的眼睛里。他没有就此停下手术刀，因为他明白：病人的肝脏处于缺血状态，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即使手术成功，却可能因肝细胞损伤而导致肝功能衰竭。直到肿瘤被切下来，他才离开手术台，处理自己的眼睛。此后，他轻描淡写地说：“外科医生是高危职业，这一点，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在中山医院，樊嘉的“粉丝”达100多位，有孩子，有老人，有白领，有工人……他们都曾是樊嘉的病人，但病愈出院时，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他们的“樊医生”。
　　“做一个好医生，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对‘好人’的定义是：凡事不总想着自己，不热衷名利，胸怀宽广，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善于和别人合作。”在樊嘉的自我要求中，包含品德，更包含智慧。
　　他的办公室有一幅字——“耕云种月”，令人想起宏智禅师的诗：“耕云种月自由人，田地分明契券真。黄独将看炊做饭，白牛今已牧来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诗句的两种含义：既有出世的恬静，也有入世的专注。这也正对应他欣赏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说：“没有出世的修养，便不能产生入世的功业。” 
　　■对  话
　　没有比救人一命更神圣的事了
　　记　 者：您被称为“中山第一铁人”，对此您有何感想？
　　樊　 嘉：心态最重要。医生会有不少困惑，但不能让自己处于“抱怨”的状态。有追求，但不苛求，我对自己、对学生都是这样。一个人要有进取心，但不能有太多名利的欲望，那会很累。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至于最后的结果，就听从上天的安排吧，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
　　记　 者：您如何看待医生的理智与情感？
　　樊　 嘉：医生要有同情心，将心比心，才能让病人信任你。但同时，医生更需要理智，不能被病人牵着鼻子走，在跟病人解释与沟通时，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特别是面对中晚期病人，当他们想放弃时，作为医生，不能一句“这是你的事”就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这时，既要理智也要感情，要科学分析利弊，把病人当自己的亲人那样负责。
　　记　 者：除了病人康复外，还有什么能让您感到开心？
　　樊　 嘉：当我把手上现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一个人静静地在家里坐坐，看看书，或者到外面散散步，心中一片澄明，这时最开心、最轻松。我觉得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像行云流水，花开花落。
　　记　 者：作为医生，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樊　 嘉：我在摩洛哥遇到一位对口支援的医生，他在那里呆了7年。虽然与家人分离，条件艰苦，收入也不高，但他依然很满足。他说：“因为我在这里得到了尊重。”所以我想，做医生不是为了简单谋一份生计，更多包含着自我价值的实现。我认为，没有比救人一命更高尚更神圣的事了。希望社会能尊重医务工作者。因为尊重医学，就是尊重生命。
　　■众人眼中的樊嘉
　　他在近10年内独立开辟出新的领域，并带出一批优秀学生，还独立拿到国家科技进步奖。这3个成就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曾说，我干成了“两件半事”——小肝癌研究、大肝癌缩小后手术及癌转移研究，希望将来他在这“半件事”上能有更大的成就与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汤钊猷
　　来个病人，不用说话，看神色、气质、衣着，樊医生就能判断他来自哪个省份，大概什么情况，八九不离十。观察细致，处理细腻，什么病人要安慰，什么病人要提醒，什么病人“治心重于救人”，樊医生一目了然。
　　——樊嘉助手  史颖弘　　
　　他虽然忙虽然累，但他感觉很甜蜜、很美好。我曾问他，这样做，值吗？他大声说：“值！”临床科研上的成就，病人的满意和信任，这些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他认为自己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所以满心欢喜。他的理想和付出，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他的家人，我希望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因为会有更多人受益。但我是他妻子，是他的家人，看到他如此忘我地投入工作，我心疼他，心里也很矛盾。
　　——樊嘉妻子  戚潮芳
　　■樊嘉小传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肝癌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肝癌研究领域成绩卓著：作为第一完成人获2008年、201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共8项国家及省部级奖。同时，获“2012年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2012年全国十大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2012年上海市十佳医生”、2010年“全国劳模”、“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上海市科技精英”、“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劳模”等荣誉称号。
　　担任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等。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