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磊

　　对话背景：《2012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6月底正式对外发布。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健康素养达标率为24.7%，其中农村居民仅为9.3%。与此同时，苏州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居民不懂得怎样健康生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养生成为老百姓关注的重要话题。这为医学科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普研究中心也应运而生。成立两年来，这一中心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当下的医学科普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帮助社会公众科学、健康地生活？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
　　做科普的人很多，但真正研究科普的人却很少
　　记  者：数据表明，当下国民的健康素养处于较低的水平，很容易将一些“伪专家”、“伪知识”奉为圭臬，因而急需“权威”出面，让真正的科普走进寻常百姓家。成立科普研究中心，是否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袁  钟：科普大致有两方面的功能：传播科学知识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就后者而言，由于科学是外来文化，包括数理化以及西医都是舶来品，这让我国公众在科学素养方面面临着底子薄的问题。对于如何提高科学素养，大家莫衷一是。我也曾参加过中国科协组织的居民科学素养调查以及其他有关科学素养的活动，总体的感觉是：做科普的人很多，但真正研究科普的人却很少。结果就是大家乱作一团，对如何做科普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以我们一直在做的科普图书为例，就存在由于标准不一导致的市场混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作为国内一家资深的医学科普出版社，我们希望能发挥自身优势，加强科普研究力量。2010年8月，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普研究中心成立。截至目前，中心有工作人员20余人。
　　记  者：面对科普方面的乱象和公众科学素养低的现状，您所在的科普研究中心是如何着手研究相关问题的？
　　袁  钟：科普研究中心成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科普图书的标准，目的是规范现有的科普出版市场。很快，这个标准被新闻出版总署采纳，并据此对当时500余家科普出版社进行了准入考核，结果符合这一标准的出版社仅有50家。同时，我们办起了协和科普大讲堂。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是重要的沟通媒介。有鉴于此，我们还成立了百科名医网。今年，我们主要是和百度网合作进行“健康词条”修改工作。
　　以往百度网上与医学有关的“健康词条”，大部分都是从网上拼凑而来的，存在很多错误。而现在的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在遇到不知道的名词时总喜欢查阅百度词条。如果百度上对词条的解释本身就是错误的话，很容易导致社会公众产生错误的认知。加上现在网络的传播力很强，这种错误的认知可能会呈几何级数扩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很多国内医学领域的专家，如糖尿病专家向红丁、妇产科专家郎景和等，对“健康词条”逐一进行核对把关。
　　科普的本质是文化
　　记  者：不久前网络上流传一个热帖《那些年我们一起迷恋过的饮食误区》：蜂蜜润肠通便很健康、喝骨头汤很补钙……当这些司空见惯的养生之道被一一指为“误区”，就像网友说的，“所有常识全部坍塌”；也有网友质疑：“都说是科学，我们到底该信谁？”您如何看待诸如此类的现象？
　　袁  钟：当前科普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方法不科学。我们发现，社会上经常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一位专家说吃苹果皮对身体好，另一位专家则说苹果皮里含有农药不宜食用，让公众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科普方法不统一。研究证明，科学的科普方法是利用综合分析法（SR)。简单来说，就是不仅仅告诉公众一个结果，而要把得出这个结果的过程告诉大家。比如，你说吃苹果皮对身体有好处，那么你就要告诉我国内外的哪些核心期刊刊登的文献支持这个结论、这些文献又是如何阐述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做科普的人要把这个探寻的过程呈现给公众，而不是凭空下个简单的结论。
　　为什么像张悟本那样的伪科学会大行其道？如果公众不迷信专家，那么即便张悟本声称吃绿豆可治百病，公众也会提出质疑：你的观点有哪些证据支撑？这样一来，伪科学自然就没了市场。不可否认的是，伪科学的大行其道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文化与科学精神之间存在冲突，当一些人提出某种从科学角度看来荒诞不经的观点时，公众却很乐意接受，这种接受甚至是不假思索的。但是，我们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如果公众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会对伪科学产生抵抗力。目前，我们正计划用综合分析法对老百姓最关心的100个医学问题进行解答。
　　记  者：您刚刚提到了文化。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做医学科普应该注意些什么？
　　袁  钟：科普能否深入老百姓心中，直接决定了科普的成败。有一段时期，泰国的艾滋病流传十分猖獗，甚至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虽然政府进行了各种宣传，但公众依然我行我素。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最终控制住了艾滋病的蔓延趋势。这个办法就是让僧侣去向公众宣传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在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信奉佛教。这是几百年来他们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于是，在当地僧侣的帮助下，公众很自觉地改变了以往的不良生活方式。
　　再以我们现在十分头疼的控烟问题为例。我们的戒烟宣传多是仿效国外的做法，比如在烟盒上印上骷髅图案等，试图警示公众吸烟的危害有多大。但我们这个民族对骷髅这种符号认同感低，即便大家看到了，也很难起到引以为戒的作用。相反，我们是个极为重视血缘文化的民族。因此，如果在烟盒上注明吸烟会导致子孙畸形，也许很多人就会放弃吸烟这种行为。
　　可以说，科普的本质就是文化。正因为我们以往没有重视文化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的科普就做得不好。科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公众改变以往的认知和行为取向。但如果我们对什么是老百姓灵魂深处的东西等深层次问题一无所知，那是很难做好科普的。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