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江苏徐州的范阿姨在医院做了心脏造影检查，医生建议做支架介入治疗。两个支架光材料费就达到3万元，刘阿姨一家人都觉得值，因为改善胸闷的效果非常明显。然而，以范阿姨使用的进口支架为例，医院卖给她的价格约为2万多元，那么销售商的进货价则约为6000元，中间的加价部分，很大比例给了医院和医生，包括回扣、赞助学术会议等。（11月17日《人民日报》）
    其实，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就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更离谱的是央视刚刚揭露的山东鲁抗辰欣药业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厂价只有6毛，到患者手里竟然每支售价是12块6毛5。相比较“房地产最高利润率200%”，医卫领域的利润绝对不只是“大巫”而已。
    这些年，药品招投标制度没能培育出大批廉价药，相反，却在利益集团挟持之下，成为暴利“漂白”的合法形式。同样，出产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以药养医”机制，不仅没能令医务工作者“体面致富”，反倒给各色“居间人”提供了暴发户路径。于是一系列诡异的链式反应由此诞生：一者，扭曲市场信号，反正有制度保护“高价药”、“高价器械”，于是更多企业不思进取，或者换个商标、换个称呼，新药等研发工作迟迟不能与国际先进水平合拍；二是养肥了一大批“食利阶层”，从医药代表到器械贩子，中间环节的“潜规则”不仅鼓励了失衡的劳资关系，而且直接伤害到医德医风建设，当“回扣”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制度，医生和倒卖产品的“商人”还有什么区别？三者，产业结构异常混乱，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企业的“功课”都花在“人脉”与“关系”上，这也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进口依赖症”的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譬如我国的心脏支架使用率约为人均1.7个，以公开报道的2009年全年介入治疗手术约23万例计算，一年被植入心脏的支架达到40万个。2010年我国心脏支架的使用数量或达到50万个。按每个支架1.5万元计算，仅耗材一项花费约75亿元——然而，如此庞大的支出中，有多少是成本与合理利润、又有多少成了患者的无妄成本？“看病贵”久治不愈，比之更严重的是，又有多少生命并拒绝在动辄上万的支架暴利门槛前？
    斩断医卫寄生利益链有多难？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庞大的既得利益团体，已经成为老百姓看病支出中的沉重负担，如此不合理的利益配置格局，还要存在多久？医改大幕早已开启，要铲除医卫领域的暴利和猫腻，切实维护好患者的切身利益，就必须在医卫寄生利益链上真枪实弹“打老虎”，必须依靠有关部门采取坚决而有针对性的措施。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