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灵巧□

　　题图：2003年5月1日，北京SARS定点医院开始接诊患者。从23时起到次日5时，北京15家医院的156名SARS病人陆续转入新建的小汤山医院。江  心摄

2003年4月，“120”SARS热线忙不停。邹 红摄

　　2003年5月，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在赴该市SARS定点医院隔离病区采访结束后，被强制送到该市一家宾馆式留验站的隔离区，进行为期15天的隔离生活。方 舟摄

　　2003年春的SARS遭遇战，警醒了各级政府与全国上下，从而开启了应对突发传染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全面建设。如今，尽管许多问题尚存，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底气足了很多。
　　SARS来袭，极大强化了国家决策者的公共卫生理念，也促进了包括国务院《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政策的快速出台。
　　“SARS袭来之初，我们仓促应对，缺少科学的宏观应对战略，特别对控制医院感染缺乏良策，吃了大亏。在北京SARS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政府果断采纳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强化传染源隔离，切断传播途径，使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回望10年前SARS一战，中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说。
　　2003年2月SARS病例突现广东后，曾光随即部署在广东培训基地的FETP（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学员率先发起流行病学调查，而后又连夜电话通知春节休假的学员作为第二梯队，分头从家乡直飞广州参战。
　　2月21日，曾光作为卫生部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组长，率领调查组进入广州各医院SARS病区调查，在世界上最先发现SARS传染只发生在近距离接触，而且是在病人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可惜的是，这一重要发现在当时急于寻找确认病原的防疫应对中未受重视。
　　4月，SARS疫情袭击北京。曾光出任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总顾问。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他利用出席各种会议的机会，宣传以公共卫生手段控制疫情。他说，防控SARS，最重要的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一天，曾光为北京市部分官员专门讲了一次SARS防控。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听说后，请他单独给自己再讲一次。听完他的讲解，刘淇与他紧紧握手，说自己如果早听10天，北京至少可以少出现100例病例。
　　曾光说，当时公共卫生专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4月22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已报告数十名医务人员感染SARS。曾光率FETP学员与北京市政府和市卫生局的领导赶往该院。他和一名学员进入SARS病房，细致观察访谈，了解到医院环境被污染的严重程度，当场建议“关闭医院”。北京市政府迅速采纳建议。次日，武警出动，封闭了该院，病人全部转出。
　　曾光说，他永远难忘2003年4月28日。这一天，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他成为讲课专家之一。那天的学习原本安排两位专家主讲中国科学发展，临时加了SARS防治一课。虽然安排他最后一个讲，却最受关注。当他讲到“只要严格隔离就能控制疫情”时，领导们都兴奋起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胡锦涛，认真听他讲了40分钟，课后所提的十几个问题，全部针对SARS。
　　“SARS来袭，极大强化了国家决策者的公共卫生理念，也促进了包括国务院《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政策的快速出台。以至于后来疫情控制之迅速，令世界卫生组织都有些难以置信。” 曾光说。
　　SARS过后，国务院提出建立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2004年1月1日，全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投入运行，彻底结束了传染病逐级上报的历史。
　　在记者记忆中，有一幕特别难忘——2003年4月初SARS最猖獗之时，在北京市CDC一间办公室内，众多工作人员手持电话匆忙记录，统计汇总病例报告数据，反复核实……
　　如今，在北京各城乡医疗机构，患者一就医，即进入疫情监视视野。不仅所有法定报告传染病例实时录入全国疫情直报系统，发热、腹泻、皮疹、黄疸、结膜红肿五大传染病相关症状，也全部纳入报告范围。
　　分管传染病防控的北京市CDC副主任庞星火说，这10年，北京市传染病监测报告不断细化，在全国疫情直报系统基础上，北京市CDC进一步构建了针对传染病防控的四大监测体系：传染病症状监测、流感监测、不明原因肺炎监测、肠道传染病监测。目前，已有69个疾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相关监测系统每天实时监测预警。即使是较为少见的传染病病例，一经网络直报，也会通过手机短信，向相关人员自动报警。全市各疾控机构均设专人紧盯疫情报告网络，其中包括设立于学校的因病缺勤监测系统，疾控机构每日分析研判疫情，市卫生局、CDC、卫生监督所每日准时视频会商，疫情每周向社会公布。对于传染病疫情捕捉，可谓布下了天罗地网。
　　中国CDC原副主任杨功焕回忆，2003年SARS疫情过后，国务院明确提出建立畅通的疫情信息网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明确提出，这个网络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由此，我国快速创建了贯通纵横的全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于2004年1月1日投入运行，彻底结束了传染病逐级上报的历史。
　　2009年夏，记者曾赴中缅边境地区采访。在与缅甸一河之隔的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那邦镇，记者走访镇卫生院看到，来卫生院就诊的疟疾患者，其信息被一一录入国家网络直报系统。而随着疫情报告员点击鼠标提交，病人姓名、居住村庄、发病时间、诊断时间，与其密切接触者有无可疑症状等记录，瞬时全部呈现在网上。
　　杨功焕称，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无论是规模还是实际应用效果，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网络直报的实施，带来了我国传染病监测控制工作质的飞跃。也使得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信息管理模式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直接向中央报告疫情，每个病例由各级医院直接填报，由各层管理者直接审核，实现数据的实时管理，并对各级透明。这显著提高了对传染病态势的判断和预测预警能力，对传染病暴发的早期探测更为灵敏。
　　SARS后的10年间，我国已经历了多起不明原因疫情识别应对，均无一失手。为应对突发，我国不断增加罕见传染病技术储备，建立了未知细菌快速筛查技术体系。
　　SARS之战后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曾奉命对SARS病毒宿主进行调查，发现了SARS病毒从果子狸传给人的分子生物学证据，绘出了SARS病毒的进化树。
　　徐建国说，SARS事件带来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10年来，国家投入巨资支持，促进了强大工作团队建设。识别和应对不明原因疫情突发，我们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
　　2005年7月，四川省资阳县多个村庄突发“怪病”，多名青壮年相继死亡。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四川省CDC合作，展开病因溯源。现场调查发现，多数病例与病死猪有过接触。于是，研究人员迅速采集患者和病猪标本。7月19日凌晨标本送入实验室，20日从病死猪标本中获得猪链球菌，21日从病死者标本中获得猪链球菌，22日完成了对病人病畜所获菌株分析鉴定，25日从病人病畜中所获菌株毒力基因测序分析全部完成。
　　人感染猪链球菌是一种罕见情况，国际上仅报道屠宰、贩运、烹饪职业者出现过散发个例。资阳 “怪病”快速“侦破”，被国际权威“猪链”研究专家质疑，认为无论病人病征还是疫情规模之大，都与“猪链”不符。而随着我国对这起疫情元凶——变异的序列7型猪链球菌全基因序列图谱公布，质疑转为一片赞叹。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名来京采访的澳大利亚记者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情发展很快。接到病原“侦破”任务，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立即启动奥运保障工作程序和方案，开展实验室检测。先后检测排除了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支原体、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军团菌、肺炎克雷伯杆菌、衣原体属、肺结核分枝杆菌的感染可能。病因究竟是什么？讨论中，人畜共患病专家俞东征提议，测鼻疽。
　　鼻疽和类鼻疽杆菌主要分布于北纬20°以南、南纬20°以北之间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多见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致人发病实属罕见。随即，该所多个科室协作检测鼻疽和类鼻疽病原，终于在病人气管灌洗液标本中检测到一个基因，经过核酸序列分析和DNA杂交实验证实，该患者为类鼻疽感染。一例罕见的输入性类鼻疽病例被成功“侦破”。
　　徐建国说，SARS过后，我国已经历了多起不明原因疫情识别应对，均无一失手。为应对突发，10年来，我国不断增加对罕见传染病技术储备，并成功建立了未知细菌快速筛查技术体系，成功打造了中国PulseNet（病原细菌实验室监测网络）。
　　徐建国称，目前中国PulseNet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发展目标是融汇临床、流行病学、地理、生态、气象、基因组、耐药性等众多领域海量信息，实现对传染病实时预警、预测，精确制导防控。 
　　疫情公开，是SARS后我国发生的重大改变。国家每月按时发布疫情，重大疫情突发即使是个例，也会及时发布，并及时报告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SARS前期疫情应对的无序，曾光说，那时国家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与公共卫生专家对话的平台。而且，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等诸多方面都亟须改进。SARS催生了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立，也使得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从无到有，不断健全。
　　回望SARS过后10年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病毒病专家侯云德认为，2009年我国甲流疫情应急处置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值得深刻总结。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疫情初期就及时建立了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
　　他说，这一机制推动了科技协同创新，以科技协同创新支撑疫情防控，使得我们在国际上首先研制成功了甲流疫苗，第一时间研制成功诊断试剂并在全国使用，也使得我们在疫情初期采取了检验检疫和隔离措施延缓了疫情传播，为疫苗研制生产提供了宝贵时间。
　　甲流是SARS之后全球公共卫生的又一场重大危机。2009年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甲流警告级别提至6级，宣布全球流感大流行到来。这是世卫组织首次将传染病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在那段日子里，记者曾几次夜访中国CDC，目睹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启动后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工作，也目睹了监测方案、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方案、感染控制技术指南等技术文本的昼夜撰写。
　　徐建国说，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信息公开通明。疫情保密，会酿成传播。这是SARS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疫情公开，是SARS后我国发生的重大改变。国家每月按时发布疫情，重大疫情突发即使是个例，也会及时发布，并及时报告世界卫生组织。
　　2012年岁末，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CDC联合在京召开新发、突发传染病应对研讨会，邀请直接参与过SARS、甲流等重大疫情应对的一线专家及多领域专家座谈。专家一致认为，新发、突发传染病威胁与挑战会持续存在，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需要过硬再过硬。
　　应急体系建设大事回眸
　　2003年5月9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颁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确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处理机制，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2004年1月  国务院召开制订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会议。SARS过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2003年～2005年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任务，其中包括全面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体系。
　　2004年4月  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成立，负责指导协调全国卫生应急工作，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分析评估等。
　　2005年1月26日  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5月～6月，国务院印发4大类25件专项应急预案，80件部门预案和省级总体应急预案也相继发布。
　　2006年2月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发布实施。确定国家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与报告网络体系。明确规定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将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4级，实行分级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各有关部门按照预案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2006年2月  卫生部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卫生救援应急预案》，明确了医疗卫生救援组织体系，明确将医疗卫生救援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4级，予以分级响应，并确立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工作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2006年6月15日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发布，要求街道、社区、乡镇、村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都要制订应急预案。同年，制订各类预案约135万件。
　　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发布，一系列与国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相关的项目陆续启动。同年，国务院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务公开步入法制化轨道。
　　2008年  国务院宣布全国应急体系基本建立，应急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