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健康科学研究院  黄开斌院长

　　医学和医改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健康，不断满足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需求。然而，生物医学和医改却把目标方向转移到解决疾病的问题上，即用“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去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其医学被演化成了“医疗”、“医药”或“卫生”，而医改也就成了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可是，这种医疗卫生体制或疾病医学模式长期以来是以一种“斗争”或“干预”的理念和态势来解决人体内部矛盾问题（疾病与健康问题）的，这必然会加剧体内更多的矛盾（疾病）。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现今在这个防病治病的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是越来越多，我们制造的麻烦也是越来越多（包括：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以及医患矛盾等），我们陷入的困境也是越来越深。为此，我认为：“医改”必须首先跳出“与疾病无休止的抗争”这个陷阱。并应从大处着眼，要从战略的高度对生物医学模式和目标方向进行反思，甚至是颠覆。
　　医疗卫生的防病治病也是为了人们的健康，这的确没错。但是，反过来说，为了人们的健康，是不是就只有去防病治病呢？那就不一定了！其实，通过防病治病这一医疗卫生方式给健康的贡献率只有8%！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末就已公开的报告。这么看来，我们现在的“医改”其实只是在这个8% 里面努力打转转，还有那90% 以上大有作为的空间我们却忽视了。也可见，医疗卫生独撑不了整个人类的健康大业，应该是医疗卫生、保健养生和医德厚生此“三生”并举才能保障人类的健康大业。因而，仅仅只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是解决不了健康的根本问题的，所以，医改不成功也是必然的。
　　我们常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如同一个国家。因而，治国和治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要想发达富强、长治久安或基业长青，其关键是在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和协调管理，而不是靠常年的征战、抗战或与对手竞争。生命机体也是一样，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对健康的建设和提高上，而不是长期的与疾病去抗争。所以，我们的医改应该把“与疾病作斗争为纲”的这样一套医疗卫生模式转移到“以健康建设为中心”的保健养生模式上。这样的医改已不再只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不是从疾病的角度出发去保卫健康，而是以健康为中心，从健康的自身入手，去寻找增进健康的最佳方式和方法，并从更大范围来考虑解决健康的问题，即：重建大医学模式，明确医学大方向，构建大医事管理和大健康保障体系等，此即为“大医改”也。
　　可见，我所说的“大医改”方案当然不再仅仅只是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而是大医学思想、大健康模式和大医事管理格局的改革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大医改”想法或方略，是基于一种《三元论》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原则，也是基于我多年来对健康问题的思考和健康学理论的研究，以及我的《健康新主张》、《大医学模式》和对中医的“正识”、对西医的“批评”等理念。我确信这样的一场“大医改”或许可以一扫我国近30年的医改乃至世界各国医改都不成功的阴影。不过，这样一场“大医改”恐怕也得首先来一场医改指导思想的大讨论、大解放、大转变……。医改也需要有理论支持，只有在系统完备的大医改理论、健康学体系和正确的健康观念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为此，我将我长期以来的一些思考和观点整理成了这本《大医改建言书》，其中，首先回顾了我国30多年来五个版本的医改方案和实践历程，大胆的提出我对医改的想法——转变思路和放大医改范围；紧接着将医改的成因和迫切性做了分析，认为医改已是国计民生的大事，并指出了医学和医改的目标方向错误是医改不成功的根源；进而提议医改首先应是一场“医学革命”，应放眼大医学和大健康观；同时，对与医改紧密相关的医疗、医药、医院、医生和患者以及卫生、养生和厚生等问题也分别作了改革上的论述；最后，针对大医改思想提了一些简要的方案设想。谨此作为医改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愿能对医改有指导意义。
　　诚然，这本《大医改建言书》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这是一个心底无私、十年独立研究者的心智思索和良知发现，且以“博纳百川，和而三元”之胸襟和包容分说着各类医学的优长和弊短，将其并立为“三医”和“三生”，合而为“大医”，并坚信其“大医学”和“大医改”必将是一条通向健康王国的必由之路。在此作者别无它求，只期能引起世界各国医学及医改探索者和政府相关决策者们的注意和思考，至少此“建言”可供他们借鉴和参考。同时，更希望能对大众的健康观念有所启示和教育作用，亦希望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以便共同推进医改。不当之处请海涵或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