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崔玉娟

　　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是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第一个向西方系统传播中国本土文化、中医中药知识的欧洲人，他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医学，完成了多部关于中医的著作，图为1682年出版的《中医指南》一书的插图。

纳西姆·H·纳克维（左）体验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中医诊疗。

　　近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文章《China Is Ramping Up Its Promotion Of Its Ancient Medical Arts》。这篇文章被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校长程伟转到学生微信群中，引起强烈关注。程伟曾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现在仍在该校任中医医史文献专业教授，微信群中的学生都是从该专业毕业或在读。
　　“《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给我触动很大。”该文指出，大力提倡中医是对科学的挑战，而程伟则认为：“中医学不仅对医疗事业，而且对科学事业有独特的价值。中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逻辑有其合理性。”程伟是在9月7日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医学史大会的分论坛上陈述上述观点的。
　　巧合还是必然
　　国际医学史学会（ISHM）成立于1921年，这是该机构第一次在东亚地区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第九届国际医学史大会的主题是“全民健康：跨越文化与疆界的历史经验”。
　　参加会议的一名年轻学者、陆军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师史如松发现，这次参会的学者要么来自“一带一路”辐射到的国家，要么研究的主题是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医学。经大会组织者证实，这并非刻意安排，会议通知一经发出，就有来自近30个国家的200多名学者报名参会。
　　“传统医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是与会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之一。
　　传统医药尤其是中医药在世界舞台上的实际处境，与本次会议形成鲜明对比。
　　《欧盟草药制品法》2011年4月后开始实施，此后所有中成药进口必须注册、申请许可；英国药品管理局曾宣布从2014年年初起，全面禁止中成药在英国的销售；2009年12月，日本政府也宣称将部分汉方药（即日式中药）排除于公共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之外，作为医保药品的日式中药在日本可能成为自费药，个人购药成本大幅提高。
　　学界正在大力推动中国医学研究者和实践者与国际社会的交流。
　　2015年，94岁的国际医学史协会迎来了8位中国朋友。这让国际医学史学会的司库阿尔费雷多·穆萨约-索马（Alfredo Musajo-Somma）感到兴奋：“这是自1921年学会建立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加入。”他说，“很明显，我们正在适应你们的思考方式，但是仍然很不了解。”
　　推动中国医学史专家加入这个协会的是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技史协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大庆教授，在他看来，时至今日，ISHM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依然浓烈。目前这个学会的会员已经增加到800人，来自50多个国家。
　　而不可否认的是，医学史专业在中国还是一个小众专业。
　　但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本届大会主席韩启德院士看来，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对于什么是健康，如何处置病痛既有共同的认识，也有各自的理解，由此构成了人类医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医学史研究有助于掌握医学发展规律，从前人的研究历程中获得经验和灵感，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助于认识丰富多样的健康文化，增进对于疾病与痛苦的理解；有助于认识医疗保健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有助于在现代医疗技术高速发展之时，保持警醒，维护医学的人文价值。
　　丝绸之路上除了丝绸还有大黄
　　伊卜拉欣·沙伊克博士（Ibrahim Shaikh）现任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员，他曾经是外科医生，与同为医生的朋友纳西姆·H·纳克维（Nasim H.Naqvi）做了一项丝绸之路上的医药研究。
　　纳西姆·H·纳克维耗费数千英镑重走丝绸之路。他造访了丝绸之路上的博物馆、考古遗址，查阅了流传下来的手抄稿。
　　纳西姆·H·纳克维和伊卜拉欣·沙伊克的研究显示，丝绸和大黄是丝绸之路上最早运输的商品，因为罗马的女人喜欢丝绸，而罗马的男人需要大黄——他们常因酗酒引发胃疾，而中国的大黄对他们有帮助。
　　此外，中国人还将针刺、艾灸、脉诊等中医疗法介绍到沿线国家。伊卜拉欣·沙伊克认为，现在曼彻斯特的桑树也是那个时候传入的。
　　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席卡洛斯-维斯卡·特雷维诺（Carlos Viesca Trevino）在大会闭幕式上临时追加了一个报告，他给与会者讲述了一个19世纪早期的故事。
　　当时，西班牙国王支持了一支探险队，将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的接种方法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探险队队长巴米斯（Retrato de F. J. Balmis. Grabado）曾致力于成为医生。探险途中，他了解到中国有很多有用的药用植物，比如决明子、木贼、半夏等，并将它们带回了西班牙。有些药用植物在西班牙种植，如今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园里，还有当时巴米斯带回的植物物种。
　　事实上，在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国际医学史学会的张大庆看来，中国传统医学是具有中国烙印的文化标签，而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成为中国宣传传统中医药，发挥文化和医学外交作用的重要平台。
　　1949年～1978年，WHO是中国唯一主动建立合作关系的国际卫生机构，是中国多边卫生外交之肇始。
　　张大庆的学生、北京大学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青年学者苏静静在大会报告中陈述：“在后现代的反思中，人们对现代生物医学日益不满，对人工的或化学的药物和疗法感到失望，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追求，补充与替代医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尼克松访华期间，针刺麻醉技术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并激发了世界各国针灸爱好者学习针灸的热情与愿望。”
　　自1975年开始，受WHO的委托，上海中医学院、南京的江苏新医学院和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先后开办了外国医师针灸班，接受由WHO派遣、通过双边关系（根据国家之间的文化技术交流协定）及自费的各国医师前来学习针灸。
　　随着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也不断有发达国家的学员前来学习针灸。截至1982年12月，3个国际针灸班共举办32期，为世界五大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586名针灸医生。
    冲突碰撞 对话融合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袁冰等人的研究课题是民国时期唯一国立中医医院——陪都中医医院的命运。
　　民国时期政府以中医“不科学”为由，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经中医界努力抗争终获办学资格。1929年4月，民国政府卫生部依据《管理医院规则》，禁止中医称医院。各中医医院按照要求改进医院条件和人员配置，终于1938年获得允许，可称医院，但要称“中医医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医界积极投入到抗战救护工作中，在陪都重庆，中医获得支持，于1944年5月成立民国唯一一个国立中医医院，但是条件简陋、无病房、无药房，诊费低廉，这个医院只存续了两年。
　　袁冰认为，民国政府无视中医自身特点，简单地以西医的医院管理规则管理中医医院，“西医医院的优秀在于先进的设备、规范化的诊疗和管理，而中医诊所的优势在于名医的临床诊疗经验。”
　　袁冰做这个研究，也是希望能为当下中西医管理和发展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
　　意大利人吉奥尔吉奥·赞钦（Giorgio Zanchin）曾连任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席，任职8年，今年1月刚刚卸任，他是一名神经科医生。他说，本届大会，他从不同领域看到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冲突、碰撞和融合，感到非常欣慰。在他生活的地方，针灸让很多意大利人知道了中医，但是应用不多。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医在很多领域更安全、更容易操作，比如“在麻醉方面”。“很多从事医学方面工作的人愿意来中国深入了解中医”。
　　“中国人缺乏解剖学知识；中国的生理学知识不能正确指导临床治疗，脉学理论晦涩难懂；中国的外科学与内科学一样停滞不前；常用药物、放血治疗、拔火罐、洗浴法、医学术语、艾灸、针灸、推拿、道教的迷信仪式；中国的气候、生产、人口、风俗、生活方式、常见疾病。”这些是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高晞在其报告《19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指出的早期西方对中医传播的语境关键词。
　　高晞认为，十六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医的认识，受限于当时的译者对中医的了解和译者的中文理解力。
　　程伟认为，“中医的历史就活在今天，这么长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眼光。”这一点与西医不同，但是“西医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很强”，越来越现代是医学发展的趋势，中医如何用现代的语言与科学界对话，是程伟提出的问题。
　　中医药界的学者、医生已经开始实践。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王思特的研究课题是《古代音乐治疗医案的现代医学价值与文化价值》，她在报告中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些案例中古老的音乐治疗原理获得了现代科学的解读，除了“声波治疗”“诱发α波”“音乐引导想象”等价值被现代医学揭示外，其“自然疗法”的特点对现代医学也有借鉴意义。
　　王思特的这场报告是分组讨论中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议题，主办方并没有安排一个很大的会议室，但是这个话题突然爆冷，现场很多外国专家提问、探讨，也出乎主办方的意料。
　　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席卡洛斯-维斯卡·特雷维诺是墨西哥人，他说：“中国传统医学有数千年历史，墨西哥或者说西班牙的传统医学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并行发展，建立体系理解世界、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共同关注的重点就是健康，国家的、世界的健康，最终实现全民的健康，2017年在北京，我非常高兴听到大家的报告。”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