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

    1月28日上午，在北京地铁太阳宫站，一位老外晕倒路人争相相扶，温馨画面令人感动，有女孩立刻拨打急救电话，还有男孩脱下羽绒服为老外披上，懂中医的阿姨则为晕倒老外按摩穴位。5分钟内，急救人员赶到为老外诊治。“我感觉好多了，谢谢!”外国朋友说……
    在公共场所见到有人处于危难时刻，是援之以手还是袖手旁观，这一直是现代“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明明是好心救人，最后还要承担责任，这让很多人在遇到类似事件时选择明哲保身式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笔者看来，造成好心人不敢救人，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方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就是人性弱点之一，尤其在从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担心好心办坏事的趋利避害心理更是正常反应。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法制的相对缺位。在面对他人需要帮助时，如何通过法制确保见义勇为者及时站出来，一直就颇为社会所关注。
    自2013年，深圳市发布国内第一部“好人法”《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以来，北京、南京、乌鲁木齐等市相继出台了《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征求意见稿）》，针对恶意诬陷者明确指出，如果被救助人认为人身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则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另外还规定：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提供帮助的人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帮助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通过地方立法来为见义勇为者撑腰，有利于使“救人免责”转化为社会共识，对终结“扶不扶”的争论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值得肯定。更何况，从公序良俗层面讲，面对要给予紧急救护的人，救与不救和能不能救好是存在价值排序的，即前者优先于后者。但大家若选择袖手旁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等待被施救的人来说，显然是更为不利的。
    值得一提的是，立法减轻救人不当致死者责任早被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诸多国家引入法制。例如美国有个法律名叫《好撒玛利亚人法》，主要精神是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应免除责任——除非施救者疏忽救助或是救助方式明显错误或是有意延误。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豁免特殊情形下的责任，鼓励社会的见义勇为行为。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急救训练，原则上即使遇到需要急救的情形，也不要轻易动手。
    笔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出台的“救人免责”主要是“鼓励具备医疗急救专业技能的个人”，并非针对所有人，以避免部分人未掌握急救技能就贸然出手，不仅未能救人反而会造成损害。显然，民众在街头遇到危急情况时，要先仔细观察清楚，看被救者属于何种情况，如果自己不能救助，可报警，以免延误救助时机。尽管没明确所有人“救人免责”，但起码，确立了“救人免责”的导向，这也应成为社会共识，予以全面推广。
    立法规定“救人免责”只是迈出了国人救人的第一步，在心理上消除了国人救人的后顾之忧和心理障碍。要在技术上消除国人救人的顾虑，还必须从提高国人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层面入手，而不是简单迷信救人免责的法律条款就会解决一切问题。让民众掌握急救技能，让民众知道在有人受伤时，如何简单的予以施救，可为伤者争取宝贵的就医时间。
    只有民众掌握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又没有了救人的后顾之忧，才会大胆的上前施救，而不再是仅仅围观。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