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亚静

    编者按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其健康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医药的发展都是行业内外的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今年，代表委员对中医药的健康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待？本报记者特针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采访，相关报道将在近日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30年前，用一包不到两角钱的香烟就能从牧民手里换来一斤虫草，而现在，虫草每公斤10万元的价格相当于一辆小汽车，全民挖虫草把青藏高原挖得遍体鳞伤；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环境的高山雪莲，挖一棵少一棵，种一棵却很难，采挖导致水土破坏的修复可能需要数万年……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作为中医药产业基础的野生中药材资源，同样分布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近几十年我国对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无序开发，不仅导致大量中药材濒危，更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再次不约而同地就濒危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建言献策。
    告急：野生中药材频现濒危
    随着野生珍稀濒危中药材日益减少，供需矛盾突出，一些珍稀濒危中药材价格出现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而越是珍稀濒危的中药材，越会引起掠夺式采挖，从而陷入恶性循环。那么，濒危的中药材到底有多少？对于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提供了下面一组数据：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收载野生药材物种76种，涉及42种中药材；国家环保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中国植物红皮书》收载野生濒危植物物种388种，涉及中药材106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附录收载我国有分布的物种209种，涉及中药材24种。被列入保护名录、红皮书、名录的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共有280多种，不仅包括玳瑁、麝香、虎骨等名贵中药材，更包括黄连、贝母、羌活等大宗常用中药材。
    濒危，已成为威胁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隐患。
    由于稀缺，濒危野生药材的价格直线上涨，如冬虫夏草、白芨、重楼等的价格都上涨了数十倍。张伯礼介绍，价格疯涨导致中成药价格低于药材原料价格的“倒挂”现象，一些临床基本药物不得不减产或停产，严重影响了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的全面推行。无序的、投机性的囤积，导致价格的波动更加剧烈，阻碍中药材产业的良性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中医药专家王承德今年再次提出“严格控制药植资源开发，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提案。在他看来，与资源枯竭相伴的环境恶化可能更为可怕。以青藏高原为例，那里拥有的类型多样的极端环境系统都极其脆弱。在那里生长的每个物种的资源总量都有限，更新速度缓慢，资源一旦被破坏便不容易再生。如冬虫夏草、雪莲、大黄等，每挖一根草，都会导致水土流失，最终会延伸扩展至整片高原草甸。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野生中药材资源吃紧的情况下，不仅我国本土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国际市场对我国优质中药材及其提取物的需求也稳定持续增长。很多珍稀濒危中药材出口再加工后以高价返销国内，反而赚了中国的钱。而作为廉价资源供应国的我国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
    保护：加强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管控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已近25年未修订，早已不能适应当前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的管控形势。”张伯礼认为，我国应尽快建立完善中药材资源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在修订《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制定《中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中药材资源管理主体，形成资源分级管理；严格限制或禁止对生态环境具有重大破坏的珍稀濒危中药材资源采挖。特别是要重视国际法律法规与国内立法的衔接，强化在CITES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框架下濒危药材使用的话语权。
    张伯礼建议：调整中药材资源进出口政策，加强中药材原料和提取物出口的管理。应明确资源出口和国内使用策略，制定针对中药材资源出口的“红皮书”，实施管制目录；根据中药材稀缺程度，对中药材原料和提取物出口进行等级限制，合理调节中药材出口量，濒危中药材应禁止出口；有目的地引进具有重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海外药材品种，实现本土化生产；大力开发利用东南亚中药材资源，挖掘非洲和南美洲中药材资源，在东南亚、澳洲等建立重要药用物种的种植、养殖基地及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当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提升当地中药农业和中药工业水平。
    珍稀濒危中药材的人工栽培是缓解资源危机、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张伯礼建议对中药材生产实施与农业生产相似的各项补贴、奖励政策；加大“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财政专项投入力度，设立中药农业技术研发专项，强化珍稀濒危中药材栽培关键技术研究及推广；依托科研机构或种植基地等，进行珍稀濒危中药材的自然繁育能力和人工繁育能力建设，大力发展中药材人工种养殖，以“疏”促“堵”。此外，应完善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实时监管珍稀濒危中药材质量和价格，同时理顺基本药物制度目录药品价格定价机制，实施优质优价，消除价格倒挂。
    开发：发展“绿色贸易”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3年我去尼泊尔考察，看到联合国环境总署、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等国际组织和尼泊尔的草药专家做了一个草药手册，里面按照绿色贸易的理念将草药资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源储量大的品种，可以开发利用；第二类是有一定资源储量但开发利用应受到一定限制的品种；第三类是濒危、临近濒危的生物资源，禁止一切贸易。”全国政协委员、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菊芳建议我国引进绿色贸易的管理方法。
    雷菊芳认为，目前对于民族地区药材资源的开发存在两种不合理的声音，一种是缺乏理性的禁绝之声，限制或禁止相关健康产品的开发和行业准入；另一种是缺乏系统思维的盲目乐观，认为只要有利于当下社会经济的，都应该大力挖掘、开发。这两种看法都不够理性、缺乏调查研究的支持。
    “关于山地生物多样性研究与原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探索，不仅联合国环境总署、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在尼泊尔在实践，我国的云南也开展了类似的探索为我国药用资源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全新的理念和思路，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性。”雷菊芳建议尽快开展民族药用资源的调查，掌握常用品种和稀有濒危品种的资源状况，根据绿色贸易的理念，客观理出上述三大类药材目录，对可以开发的品种要边抚育边利用，对含有濒危资源的药物要提高门槛，限制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由于缺乏实地的详实调研，容易形成片面的观点或声音。以近年来一直存在一些争议的独一味为例，我们在藏区调研的时候发现，不少牧场都有成片的独一味，牛羊也不喜欢吃它，两年左右药草就会枯死，新苗再从枯死的草边长出来。而且我们研究发现，如果只利用地上部分而保留根部，不仅不会影响独一味的生长，反而第二年发得更好。经过奇正的努力，现在药典已把独一味由全草入药改为地上部分入药了。”雷菊芳认为，我国应尽可能地摸索一条既符合国际生态贸易基本原则，也符合民族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实际的“民族药材资源保护性开发利用的模式（或基本指导原则）”；同时，结合资源普查、标准化研究等的结果，及时增补、修订、调整《中国药典》及其他国家标准的品种名录，进一步完善、提高我国民族药用资源的标准化研究进程。
    此外，雷菊芳认为，还应理清民族地区地产特色资源的“药食同源品种名录”，并将民族地区地产特色药食同源品种增补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的“药食同源品种目录”，以此促进和推动民族地区新健康资源产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