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曹 政□

　　写在前面的话
　　从今天开始，请您跟随本报记者，沿着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行走。记者希望用手中的笔，反映一个真实的、具象的中国。
　　从横亘甘陕的绵延秦岭，到横跨华东的千里淮河，在这条南北分界线上，大大小小的城镇有数百座，村庄更是数不胜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人文风俗各具特色，有着中国基层状态典型的横切面。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拥有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我们对于健康的关注，通常会放在医疗服务体系能否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等方面。这次，“行走秦岭淮河”系列报道依然延续了这一点，记者在东部、中部、西部探访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职能定位、人才培养、绩效考核等诸多方面来考量新一轮医改实施以来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
　　但是，影响健康的因素远不是医疗所能涵盖。经济收入、环境污染、交通状况等社会环境的改变，同样会对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影响，因此，“行走秦岭淮河”系列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到那些几乎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角落，去挖掘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也许琐碎平凡，但是它们就如水滴，折射出“健康梦”的理想与现实。
　　通过记者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地方，随着社会基础条件的进步和医疗改革的完善，人们的医疗保障和健康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在行业内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在努力适应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医疗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还有一些地方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保障能力依然不足。
　　有成绩也有不足，这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表现，都应该促使我们去反思、去行动，为实现共同的健康梦想而不断努力。

　　这次秦岭之行，记者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在大山深处的村落里走访。生活在青山碧水之间的村民，最大的恐惧是生病。疾病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身体的痛苦，更可能将整个家庭拖入灾难的深渊。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只是秦岭山区村民的梦魇，也是现在中国农村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因病致贫的家庭
　　曹新贵的家，在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黑河坝乡和平村。出山的公路，在村子中间断了，必须翻过树林，再沿着河边的石滩走上一段，才能到达曹新贵的家。
　　一间土坯房是曹新贵家的全部财产，他曾经是村里的大队干部，然而在年老的时候，他还是败给了疾病。
　　2005年，曹新贵生病了，他的腰疼得动不了，到县医院诊断，发现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医生开出的处方是理疗，一天30分钟，一次50元。因为村子离县城太远，每天只能住在县城，因此又增加了一笔住宿费。庄稼人心疼钱，理疗的疗程还没结束，曹新贵便离开县医院，花100元买了一副简易的牵引器，自行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在病痛的折磨下，他在赶集的时候遇到了摆地摊的江湖游医，当地人称为“野医生”。“野医生”送医上门，来回路费40元，给曹新贵开了许多不知名但是副作用强烈的药物，几个疗程下来，腰没治好，胃也出了毛病。
　　记者见到曹新贵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疼痛让他几乎坐不住，只能蹲着跟人说话。
　　给记者当向导的明桂花是和平村的乡村医生。她说，村里许多人得病后都是这样，拖着拖着病情就更加严重。即使到现在，村里人得病了也要撑到实在扛不住了，才会来卫生室，原因就是没有钱。
　　■农民的支付能力
　　明桂花的丈夫甘业贵是村里的会计，对村子的情况更加清楚。他说，在和平村，大概有1/3的家庭目前处在贫困线以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家庭有病人。
　　山区生活本就不易，致贫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田地少，“山里平地少，收成能喂饱一家老小就不错了。”好几位村民告诉记者，近年来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让靠天吃饭的农民手头更加拮据。
　　但比田地少更可怕的是疾病。曹新贵基本没有收入来源，他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只能完全依靠180元的低保。明桂花说，这180元还是村里看曹新贵太困难，特意照顾他让他享受低保最高一档。别的吃低保的家庭，每个月还拿不到180元。类似曹新贵这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000多元的1/4。
　　脆弱的经济基础，在疾病面前不堪一击。在略阳的县级医院，平均住院费用在4000元左右，这意味着一个山区贫困家庭一年所有的收入，住一次院就可能全部花光。
　　在秦岭深处，唯一脱贫致富的出路就是走出去。甘业贵说，在山区，家里的收入要提高，必须依靠年轻人出去打工，每年4月到9月，村里几乎看不见年轻人。而那些被疾病拖累，没法打工的家庭，则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为了治病导致负债累累，而疾病又导致劳动力丧失，家庭收入锐减，使得这些家庭里的人成了最穷的那批人。
　　■乡村医生的无奈
　　尽管当地村民都参加了新农合，但在山区，就近看病报销的金额是有限制的。“村里搞了门诊统筹，一个人一年的处方额度是30元。”明桂花说，此外，村卫生室还受到严格的基本药物使用限制，稍微重一点的疾病，村民必须走出大山，到镇上或者县里的医院求治。
　　村民们薄弱的支付能力，也让乡村医生不得不想法另谋生计。在明桂花的卫生室对面，她和丈夫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养鸡场。
　　2007年，政府在村里号召养乌鸡，承诺贴息贷款，到后来贷款没有兑现，但是明桂花已经投入了全部家当，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在给记者当向导的路上，她念叨了不少乌鸡的市场行情，头几年生意还不错，但是这几年禽流感疫情不断，让她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受到很大影响。
　　贫病交加的村民们也在寻找另外的就医途径，曹新贵当初选择的“野医生”便是其中一条途径。这些医生来源复杂，有的是没有取得行医资格的赤脚医生，有的是开过药店的商贩，有的甚至是兽医出身。他们的特点是便宜，而且敢用药。这几年，县里卫生行政部门不断打击，“野医生”少了很多，但是在大山深处，偶尔还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明桂花提起“野医生”就头疼不已。“抗生素之类的药都乱用，也不管有没有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反正对他们来说都是一锤子买卖。”她说，乡村医生对于“野医生”治疗过的患者都特别小心，尽量劝说他们去县里医院治疗。“前面药用的太猛，已经耐药了，我们根本没法治。”
　　■大方的医院
　　明桂花带着记者又去了另一家村里的困难户。40多岁的刘小琴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为了治病，家里卖猪、贷款，最终也是一贫如洗。但记者跟她聊起去医院看病时，她的神情却没有那么沉重。“现在有新农合，报销多了很多。”她说。
　　新农合的大病医保，逐渐在村子里实行。今年的标准是每人在参保的80元里拿出20元参加大病医保，就能享受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大病医保报销。在刘小琴的新农合住院报销记录上，从2012年至今，报销比例从50%、60%左右上升到70%、80%。
　　但明桂花却在一旁撇嘴，她指点着报销记录，“你看，自2013年以后，她都去邻县的民营医院看病，报销比在县内还多，这正常吗？”
　　山里公路修通后，路边各家民营医院的广告多了起来，农民未开发的医疗需求，对精通市场的民营医院而言极富吸引力。刘小琴就是依照广告，选择了邻县的一家民营医院。“报销比例比县医院高，还能报销路费，管午饭。”她兴奋地说。
　　“农民没钱，新农合有钱啊，回头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明桂花说，有的民营医院还给提成，让乡村医生介绍新农合病人。“这事咱不能干，县里也管得特别严。”她对民营医院有一种很朴素的抵触情绪，因此一直在劝刘小琴去公立医院看病。“医疗质量什么的，还是公立医院更有保证。”
　　不过刘小琴有自己的逻辑。“哪个报销多就去哪个。”她眨着眼睛说，“看不好就算了，那就是命。”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