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彬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覆盖全民，公众对于健康相关服务的需求量也在持续扩大，并呈现出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求医问药，更多人开始关注如何远离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多发……种种因素迫使人们寻求健康生活，而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和相关健康服务空白，使得民众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首个指导健康服务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更是作为八项主要任务之一。本次“两会”上，健康服务也成为各位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抓住这个拓展中医药服务领域和范围的重要机遇，围绕产业发展、围绕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大力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成为大家的共识。
　　中医药健康服务前景广阔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的目标。“目前，我国健康业的总规模是2.9万亿元，占我国GDP的5.15%，这是建国60多年才形成的健康服务业的市场总量。在今后短短的7年时间里，要达到8万亿，占到我国GDP的10%左右，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温建民教授认为。
　　“发展健康服务业，促进民众健康，无论从理论、实践到产业，中医药都具有独特优势，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健康服务业的战略选择。”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司长曹洪欣说。中医药健康服务包括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养老、健康旅游、服务贸易等，涉及中药、中医诊疗设备、保健产品等相关支撑产业。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医健康养生服务需求也在日益增加，以中医健康养生服务为重点的保健服务业迅猛发展。“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可概括为医疗和非医疗服务两大类。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中医医疗服务得到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上各类中医健康养生服务机构也在快速增长，中医健康养生保健产品和设备不断涌现，中医健康养生已发展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领域。”曹洪欣介绍，我国不同规模的保健服务企业达140万余家，相关链条产业300余万家，从业人员约3000万人，年产值约2000亿元。
　　中医药以“和”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倡导并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之身心和谐的健康观，这与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新认识相吻合，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完美状态。
　　“中医药注重社会、心理对健康的影响，注重从整体功能状态来判断健康状况，注重治未病而强调个人养生保健，与调整了的医学目的和转变了的医学模式相一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说。
　　他认为，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必将促进我国健康服务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构建我国健康服务新业态，更有利于拓宽我国健康服务贸易新领域。“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必将推动形成我国健康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格局。”
　　中医药多元化服务百姓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洪净认为，要突出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优先领域，就要研究提出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优先领域。从服务内容看，要在兼顾“治已病”“治未病”基础上，优先发展预防保健服务；从服务人群看，要在覆盖所有群体基础上，优先发展针对“一老一小”的服务；从服务需求看，要在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高层次服务；从服务区域看，要在统筹城乡发展基础上，优先发展城市；从服务贸易看，要在统筹“走出去”“请进来”基础上，优先发展面向海外的服务；从服务供给看，要在统筹政府和市场基础上，优先发展社会力量举办的服务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曾参与过致公党开展的一项关于国内养老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调研，通过对广西、安徽、北京等地的调研，认为：“现今人们养老理念、医疗理念、消费理念都在发生变化，实现三个层面的转变。一是养老理念从如今家庭式、就近的、松散的、自立式转变为社会提供宜居环境、由老年人集体居住的互助式养老；二是医疗理念从以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转变为医疗、预防、保健并重，从单一的医院治疗逐步转变为到健康养老服务机构的医疗养老结合，实现单纯追求‘带病长寿’到生活质量提高的健康生活，把养老作为医疗的延伸；三是消费理念在积极参加基本医疗保障外，应该鼓励群众更多地把资金投入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障的多层次健康消费上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为此，要创新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让人民群众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医养结合’就是一种有病治病，无病疗养，医疗和养老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其优势在于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的资源，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尤其是特有的职业保健技能，提供持续性的老人照顾服务。”杨金生说。
　　随着老龄化而出现的，还有慢性病问题的日益严重，据《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报道，“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占我国总死亡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70%”。慢性病是可防可控疾病，其中危险因素控制是预防的最关键环节，但我国慢病危险因素的防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却显得滞后。“我国人群对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仍很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说：“慢病防控也是健康服务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医药在慢病防控中独有的优势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曾跟随中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点的非药物疗法推广应用情况进行调查。“非药物疗法有很多明显的优势特点，应作为健康产业和医疗战略资源的发展重点。”李慎明建议，将中医非药物疗法和日常简单的保健方法相区分，把具有治疗作用的非药物疗法的管理职能明确划归国家中医药局管理；调整医保制度对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价格管理政策，首先从医保体系和公立中医药机构入手，提高非药物疗法的收费标准和报销比重；加强政府对中医非药物疗法传承的保护；加大政府科研资源对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支持力度；加强非药物疗法的科普教育。
　　“药食同源”的理念流传已久，许多中药材既是处方用的药材又是食品，“‘药补不如食补’，对人体既有保健功效又能作为食品应用，体现了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防治结合的治疗观念，这对目前在健康服务产业中发挥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建议，制定《处方中药材目录》，把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大、药性较为峻烈、药材资源紧缺、需要医生处方应用的中药材列入其中。“明确哪些中药材必须经医生处方作药物使用，其余放开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既可有效防止中药保健食品出现副作用，又拓宽了开发保健食品的药材资源，对促进健康服务产业发展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政府市场行业协同监管
　　然而非医疗机构中医保健养生服务存在着管理不顺畅、缺乏规划发展、监管不到位，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等诸多问题，一定程度影响着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科学发展、影响着满足民众健康的迫切需求。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医健康服务体制机制势在必行，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统筹管理中医健康服务医疗与非医疗服务领域，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行业自律’的市场监管制度与行业监管机制，才能不断提高中医健康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中医健康养生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曹洪欣委员说。
　　他认为，应该不断完善健康养生服务规范和标准，鼓励中医健康养生企业建立自身的服务标准和规范。研究制订中医健康养生机构标准、中医健康养生技术目录及操作规范，指导中医健康养生机构规范开展服务。此外，他还建议，构建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服务人员持证上岗与注册制度，引导中医院校培养面向基层服务的职业技术人员，并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健康服务规范化和多样化，提高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也让民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更认可、更放心。
　　温建民委员对此也表示赞同：“大力发挥社会团体作用，政府只负责规划、政策制定、监管等方面的职责。”他建议，成立中国健康行业协会，协助进行准入标准、人员标准、技术标准、市场监管办法的制定，行业信息统计、分析、发布等，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