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心不让一个孩子在自己手里漏诊、误诊，要对每个孩子的一生负责，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爱人说“对不起”

本报记者 李洋

　　在众多千里迢迢带孩子来北京看病的家长中间，口口相传着一个品牌，那就是“贾立群牌B超”。做完B超，常有家长指着B超机问：“这是贾立群牌的吗？”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贾立群笑着说：“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贾立群牌Ｂ超’了。”家长恍然大悟：原来“贾立群”不是Ｂ超机的牌子，而是眼前这位质朴憨厚的Ｂ超医生的名字。
　　这个误会让贾立群感到了温暖和信任，也是对他做人做成品牌的一种回报。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30多年来，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个不吃中午饭的医生，他说“等着看病的孩子太多，我去吃饭，不合适”；怀抱着“不能让一个孩子漏诊、误诊”的梦想，他接诊10万名患儿，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B超结果十分精确，被同事称为“B超神探”；为防止家长给他塞红包，避免推来搡去的苦恼，他把白大褂的口袋缝上了，被唤作“口袋医生”。可是，谈及扑面而来的各种评价、荣誉，贾立群的态度却朴实而简单，他说，我给孩子看好病就行。
　　“我最大的人生追求，就是能尽好医生的本分，不让一个孩子在自己的手里漏诊、误诊。”
　　在成为一名医生之前，贾立群的梦想是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1974年，他却被推荐上了医学院。那时的他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梦想变成了当一名好医生。
　　在学校，他成了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为了学好解剖，他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抱着它反复琢磨。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一睁眼，吓一大跳，自己竟然和头颅骨躺在一个枕头上。
　　毕业分配时，学儿科的他却被分到了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说心里话，那时我也有过顾虑，在这儿，我能干出什么来呢？”贾立群说。带他实习的老师对他说：“你可别小瞧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也就跟着你一块遭殃。”当时，贾立群就想，一定要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一定不能因为我的疏漏，耽误了病人。
　　就这样，贾立群在北京儿童医院的B超机前一干就是30多年。“虽然我手里拿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探头，但我心中的梦想很大，那就是不能让一个孩子在我的手里漏诊、误诊。”为实现这个梦想，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B超图像仔细地研究。每一次研究，都会让他的眼光更准确一些，让他离梦想更近一些。
　　时间让贾立群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30多年来，他检查过的患儿达30多万人次，确诊疑难病患儿7万多名，挽救了2000多名急重症患儿的生命。由于他的B超诊断，总和外科医生在手术中见到的完全一致，外科医生送给他一个绰号，叫“B超神探”；而写在疑难病患儿B超申请单上的那行字“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在患儿家长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了“贾立群牌B超”，树在了患儿和家长的心里，成为无数患儿家庭对孩子平安健康的希望。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几个家、一个大家族的希望，我们要对手术一线的同事们负责，更要对孩子们的一生负责。”
　　1991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室接诊了一个遭遇车祸的患儿。患儿腹部受到严重撞击，拍了X光片，但看不清腹内到底伤在哪里。值班大夫突然想起贾立群就住在医院附近，便派人跑到贾立群家，把他从睡梦中叫了起来：“贾大夫，有个车祸急诊，能不能用B超给看看？”贾立群二话没说，马上赶到了医院。
　　那时候，贾立群还是B超战线的一名新兵。通过B超探头，他看到孩子是肝脏破裂，腹内大出血，生命处在极其危险之中。他马上告知外科值班主任，外科主任马上安排了手术。这一夜，贾立群没有回家，而是和外科医生们一起上了手术台。孩子的右腹部被切开了，他看到，孩子肝脏裂口的尺寸和出血量，和自己通过B超做出的诊断结果完全吻合。
　　贾立群好高兴啊！他高兴的是自己刚开始搞B超，就能为临床提供关键性的帮助了。外科医生们也很高兴，经过手术，孩子已经转危为安。值班大夫对贾立群说：“贾大夫，这次你可解决大问题了！以后晚上急诊再遇到这种情况，你要都能来，就好了！”贾立群说：“没问题。只要我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
　　男儿一诺值千金。从此，贾立群就成了一个“全天候”的B超医生，至今已经22年。
　　随着贾立群B超医术的精进，临床医生对贾立群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几乎每夜都有急诊叫他，最多的一夜，他被叫了19次。第二天早上他到B超室上正常班，同事发现他好像哪里有点儿不对劲，再细看，原来他一只脚穿的新鞋，另一只脚穿的旧鞋——这晚，直到早上近7点他才回家躺下，只睡了半个多小时，就被上班的闹钟叫醒，匆忙间，根本没意识到穿的不是一双鞋。
　　医院要给贾立群记夜班，按照规定发给他加班费，他谢绝了。他说：“我不要加班费，要不然，有人会认为我是为了钱才24小时随叫随到。”
　　被许多孩子和家长都喜欢的贾立群，还有一颗柔软的心。
　　18年前一个冬天的深夜，一个年轻的父亲抱着一个出生20多天的婴儿来做B超。从家里赶来的贾立群拿起耦合剂的瓶子刚要往孩子身上挤，那位父亲说：“您能不能先把它挤在我手上，我给孩子捂一会儿。”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会耽误贾立群的时间。
　　贾立群微微一笑，这笑容宽解了年轻父亲的心。他把耦合剂挤到患儿父亲的手心里，等到耦合剂被患儿父亲的体温捂热，贾立群才开始对患儿开始检查。
　　这位父亲对儿子的爱，让贾立群想到了所有来做B超的孩子。从此在冬天，他给患儿做检查前，都先把耦合剂挤在自己手心里捂热，再涂抹到患儿身上。这个小小的举动，感动过无数患儿家长。再后来，每到冬天，北京儿童医院B超室的暖器上，总会放着一排排耦合剂瓶。
　　“今天我要对爱人说的，还是那句话：‘对不起！’”
　　有人说，贾立群是“问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都说好”的真正的好人。可是，在他心里，却有着对妻儿深深的愧疚。
　　在北京儿童医院附近，有一栋上世纪80年代盖的塔楼。贾立群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栋楼里一套4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里。在商品房市场蓬勃发展的年代，医院许多人都买了新房、大房。贾立群没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怕住远了，医院找他时不能及时赶到。
　　有一次，一个小孩做肾脏穿刺，孩子特别胖，还不停地哭，图像看不清晰。贾立群一边哄着孩子，一边拿探头引导着肾内科医生小心地进针。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最后穿刺成功，他放下探头才突然想起来，7岁的儿子放学后还在汽车站等着他去接呢。他急得一路跑到车站，看见儿子孤零零地站在大雨里，浑身都浇透了，连书包里都灌满了水。一看到贾立群，儿子就哭了。贾立群抱起冻得直打哆嗦的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每天晚上，贾立群的妻子，一所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总要等他回家吃晚饭。可常常等到饭菜都凉了，人还没回来。这让妻子的心有些疼。为了多检查几个患儿，贾立群中午一般不吃饭，已经许多年了。有时太饿了，到下午四五点患儿少些的时候，他会泡一碗方便面，或从B超室休息间的冰箱里找个馒头、花卷随便吃一口。因此，晚饭对贾立群来说，就特别重要。可他常常因为加班或会诊，晚饭也不能按时吃。
　　贾立群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普通男人”：上有老，下有小，在人生的青年和中年，背负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担子。在很多年里，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可就是在最需要钱的关口，比如老人生病儿子上学，贾立群也没有收过患者一分钱红包。有一次，由于反复地塞来挡去，贾立群白大褂下部的两个兜都被患儿家长扯破了。此后，贾立群索性把白大褂下部的两个兜口给缝死了。再塞钱的家长发现怎么也塞不进去，贾立群笑着说：“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
　　面对丈夫在家庭中的“失职”，贾立群的妻子并没有真正地怨恨过。她理解丈夫的梦想和丈夫为梦想所付出的一切。她只是一直在希望，一直在等待。等丈夫回家吃饭，等丈夫能和自己一起去超市买米面油盐，等丈夫帮自己料理料理家务，等丈夫不忙时和自己聊聊天……可是贾立群一直在忙。他没有法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白天，他不是在医院的B超室，就是在病房、手术室。晚上他查资料，研究病例，学习国际最前沿的超声发展成果。在医院，他对患儿和患儿家长不停地说话，回到家，和家人就没有力气说话了。当他在22年前，向医院的临床科室做出那个“只要我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的承诺以后，就连夜里的睡眠都不属于他了。
　　可是，贾立群却不敢对妻子承诺什么。他说，“承诺了，怕做不到”。
　　妻子也有一个梦想，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梦想，就是丈夫能陪自己玩两天，哪怕是在北京郊区。可这个梦想，还没能实现。贾立群唯一能说的，还是那句“对不起”。▲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