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飞□

　　近期媒体接连报道了全国多起精神疾病患者伤人事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看护管理问题由此更加受到社会关注。记者日前在北京市海淀区走访了一些患者和社区防治机构，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生活在无奈与痛苦中
　　56岁的黄先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繁华地段的一个小区内，他从20多岁起患上精神分裂症，经多次住院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看电视。黄先生家中还有80多岁患有癌症的母亲，日常生活、外出看病等都需要他照料。
　　“特别能干，家里全靠他。”社区医务人员常这样称赞黄先生。黄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父母是公务员，一家人本来生活挺好。不幸的是，黄先生后来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单位让他回家休养，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
　　听到社区医生的称赞，黄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聊起一些日常生活的话题，他会给出“是”、“挺好”、“喜欢唱歌”等简单的回答。但是，社区医生悄悄提醒记者，不要提以前上学、单位的事，不然会刺激他，怕出意外。
　　发现有人低声耳语，黄先生立刻警觉起来，严肃地问：“你们说什么？”有人立刻打圆场作解释，黄先生虽然没有继续追问，但表情很久没有放松。
　　社区医生说，以前同事的歧视，对黄先生伤害很大。“精神障碍患者担心被歧视、嘲笑，对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很敏感，而这往往是患者突然发病的诱因”。
　　虽然《精神卫生法》要求家庭成员、监护人照顾好患者的生活，做好居家看护管理，但现实情况是，很多监护人无力看管。张女士对此有切肤之痛，她的弟弟患精神分裂症20多年来，“离家出走，报警，被找回，再出走”，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父母去世后，张女士只好和弟弟一起生活，可是张女士有自己的家庭、工作，不可能每时每刻盯着弟弟。
　　社区医生表示，像黄先生、张女士这样的患者家庭并非个例。我国有1600万名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焦急、无奈、痛苦，困扰着众多精神障碍患者家庭。
　　期待用上效果更好的药物
　　26岁的女孩小香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她和父亲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离婚后，她和妈妈相依为命，靠低保和妈妈做零工过活。因为经济困难，母女俩从城区搬到郊区居住，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控制在1000多元。
　　“搬到偏远的郊区，还有一个原因是妈妈想把我藏起来，躲开熟人的目光。”小香说。在社区医生眼里，小香很爱美。夏天到了，每次来取药、参加康复活动，她都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都是别人送的”，听到医生说她爱美，小香很开心。
　　小香每个月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免费药，这些药价值二三十元。不少患者因为药物副作用较大而不能规范服药，但是小香坚持得很好，积极配合社区的治疗、康复训练和管理，因为她很担心病情控制不好出现反复，“住不起院”。副作用相对小的药物要自费，每个月大概要600元，这对小香来说根本负担不起。“现在最想的是找份工作，挣点钱补贴家用。”她说。
　　药物副作用、患者本身心理异常等导致很多患者治疗依从性差，病情易反复。很多社区医生建议，政府增加投入，将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小的药物纳入免费范围。
　　游离在管理体系外的患者
　　在北京，社区医务人员经常接触到一些流动人口中的精神障碍患者，这个群体更特殊。
　　28岁的患者小南独自来北京闯荡已经3年，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保安。他在高中时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偏执性精神障碍，由于母亲早逝，父亲不愿意多管他，没有得到规范治疗，只是凭自己感觉服药。
　　在北京的一位亲戚曾经陪他去专科医院看过，医生认为他病情很重，不适合出来工作，应该在家监护治疗。但是他无家可归，无人愿管。平时，小南与十几个人挤住在公司给他们租的一套两居室里。因为“不正常”，他经常成为周围人嘲弄、欺负的对象，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公司也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的病情。
　　按规定，社区精神卫生专业医生要对辖区内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随访管理。对于流动人口，如果就诊时患者提供居住地址，辖区精防机构也要随访，但是这部分患者通常没有或不提供固定居住地址，游离于社区管理体系之外，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面临的更大挑战。
　　不能把患者全推给监护人
　　拥有工作、家庭，是精神障碍患者真正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最终目标，但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如病情容易反复、生活技能缺失、社会歧视等，能够实现者寥寥。在走访中，一位精神卫生科医务人员表示，目前通过社区康复机构将精神障碍患者组织起来，举行娱乐活动、培养生活技能、从事简单劳动等，至少可以促进患者病情稳定，树立生活信心，同时有效减少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
　　在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少出门的患者黄大爷盼望着每周一次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歌唱班的活动。社区为精神障碍患者开设绘画、书法、歌唱3个活动班，每周活动一次，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开始时，社区医生磨破了嘴皮子才把黄大爷动员出家门，现在，他几乎一次不落。
　　在黄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李女士除了参加定期娱乐活动外，还在社区小型福利工厂做尿垫，产品由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统一回收。虽然收入很少，但李女士很积极，她很盼望尽快走出社区，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减轻家庭负担。
　　在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者活动每周举行3次。在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了40岁的王先生，去年，在社区医生的撮合下，他与一位女病友谈恋爱了，目前正准备结婚，开始新的生活。
　　多位社区医生介绍，目前越来越多的精神障碍患者在医务人员的动员下走出家门，从社区康复活动中获益，但是社区的服务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
　　一位医生说，按照卫生部门制定的标准，2万名居民配备1名精防人员，该社区精神卫生科应该有12人，但实际只有2人，发掘更多“潜伏”患者力不从心。另一位医生说，如果相关部门给予更多经费，社区康复活动就可以举办得更多样、更频繁，覆盖更多患者。
　　“不能把在家病人的管理都推给监护人。”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精神障碍患者的看护、管理面临多方面问题，而社会照料是出路，政府各部门合作是途径，仅靠卫生部门一家远远不够，现在有了法律，但是还缺少监督、落实。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