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０日电（记者 刘阳、凌军辉）“有些医药企业药品定价高于出厂价上千倍，为的就是留出空间，使自己的药品既能‘苦战过关’进入医院，又能让医生愿意开。”在甘肃团小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郭玉芬谈到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难点时，深有体会地说。
    在这两天的小组审议会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为代表们关心的热点议题之一。打破医卫人才体制藩篱、尝试“药品专营”、打通城市基层就医环节……人大代表纷纷为医改建言献策。
    打破医卫人才体制藩篱　鼓励优质医疗资源流向基层
    “目前基层医卫工作最大难点之一就是‘缺人’，再不想办法留住人才，农村基层卫生院就要‘后继无人’了。”郭玉芬感慨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也有类似的感受。“目前基层卫生机构‘空壳化’和城市医卫人才相对过剩的现象并存。医卫人才队伍已经陷入存量不足、增量萎缩、流动无序、内耗频繁的困境。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基层卫生机构的建设和保障力度。”他说。
    “解决基层医疗资源匮乏问题，主要在于人才的使用。建议建立一个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运用经济激励政策的基层卫生人才使用长效机制。”郭玉芬说。
    郭玉芬认为，除了大幅提高基层医卫人员待遇外，激励政策的核心在于建立长期的城市支援基层机制，用经济激励手段和“金字塔”职称机制，促使市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卫生人员到基层卫生机构去工作，形成良性长效的流动机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东部支援西部的机制，用经济激励手段动员东部地区卫生技术人员到西部医疗机构工作。
    打破“以药补医”诟病　“药品专营”值得尝试
    长期从事医卫工作的郭玉芬对“以药补医”问题做了系统调研。“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的药品零差率动了医疗机构补偿的‘奶酪’，在推行过程中成了医改难题之一。”她说。
    郭玉芬认为，“以药补医”机制阻碍了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使公众难以充分享受到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的利益。如果不打掉这个拦路虎，哪怕医疗保障筹资额再高，还是解决不了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此前，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出台了药品降价、药品招标采购、药品挂网采购、药房托管等改革措施。但在郭玉芬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行制度，彻底切断药品流通环节的“灰色”利益链，就必须把国家基本药物纳入国家专卖品，由政府实行专卖并进行有效控制。
    郭玉芬认为，基本药物实行“专卖制度”后，可由国家统一制定基药目录、基药价格、基药计划，政府指定一定数量有实力的国有大型药品生产企业分配基本药物的任务和数量，国家可直接给这些定点企业给予补偿、提供优惠政策，从而真正减少基本药品的流通环节，使基本药品价格真正合理，做到真正实质性降低药价，切实保障用药安全合理，真正减轻老百姓用药负担。
    统筹资源协调发展　打通城市基层就医环节
    基层医疗机构“扶”起来后，同大医院的有序对接问题，也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和基层医疗服务有些脱节，公立医院越建越大，但还是无法满足面广量大的基层医疗需求。医疗体制改革应该把公立医院改革和扩大基层医疗服务结合起来。”陈静瑜说。
    “应把公立医院和周边社区医院结成利益共同体，建立两者之间的合作交流制度，提升社区医院医疗水平。同时，对于到社区医院就医的患者，提高其医保报销比例。‘双管齐下’引导患者到社区医院就医。”他建议。
    陈静瑜提出，在一个区域的卫生事业发展中，公立医院要承担支持、带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作用，要逐渐建立社区和乡镇的医疗卫生机构的首诊制，疑难重症就转到大医院。在大医院确诊并已经建立了治疗方案的患者，需要进一步进行慢性病管理或疾病康复的，可以从大医院再转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整个医疗资源都盘活了。
    “统筹医疗资源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医保制度面临的‘碎片化’、统筹层次过低、跨省转移难度大等迫切问题。”郭玉芬说，“这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市居民医保‘三保合一’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并轨的运行模式。”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