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记者 闫 龑 通讯员 王根华

廖万清在为海军战士服务

2010年，廖万清在查房

廖万清漫画像

　　上世纪60年代初，他选择在不起眼的皮肤科当医生，从此，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拓荒之旅。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不懈奋斗的精神，他深入真菌“家族”，带领实验室发现了7种新的病原真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诊治难题。在收获无数锦旗和奖项后，他只淡淡地说：“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哪会有心思考虑浮名？”
　　经历　　
　　“做成一件事，要有拓荒的勇气”
　　至今还带有浓浓梅州口音的廖万清是客家人，祖籍在广东梅县。1938年，廖万清出生在新加坡。1941年，廖万清的父亲去世，3岁丧父的他被送回内陆，从此跟着叔叔一起生活。
　　客家人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到了廖万清上学年龄时，生活清贫的叔叔不负重托把他送进了小学。廖万清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好，初中和高中的学习都是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的。那时，他心里就有了梦想：长大后要像家族里的叔公一样，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高中毕业时，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廖万清被保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来到四军医大的第一年，瘦弱的廖万清体重才39公斤，但他以顽强的意志，耐受住了大西北的恶劣气候，胜任了超体能的军事训练。1961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个月后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一名军医。
　　“当时选择大内科、大外科的人挤破了头。”廖万清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当时不起眼的皮肤科，并立志“做该领域里的拓荒者”。
　　“皮肤病虽是小科，却是老大难问题。”廖万清说，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有保护五脏六腑和整个机体安全的防御功能，它和整个自然环境以及各种微生物接触最广，有关皮肤方面的疾病多达2000余种。据他所参加的上海市11万人的调查研究显示，皮肤病中浅部真菌病患病率为47.6%，深部真菌病发病率虽然较低，但危害很严重，死亡率可高达20%~80%。但对于真菌世界，人类的探究还存在许多空白，这是他选择以真菌病为主攻方向的主要原因。
　　让廖万清真正涉足该研究领域的是一次难忘的诊治经历。
　　1977年，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高烧、昏迷的中年男子。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当时，作为主管医生的廖万清参与了联合会诊与抢救，可患者病情依然危重，很快不治身亡。
　　“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这让我备受刺激。”那次经历，让廖万清鼓起“拓荒”的勇气。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学习基础理论，加强临床观察，不断科学实验，他深入真菌“家族”，一步步地识别隐球菌性脑膜炎的真面目，摸清它们的基本规律。
　　不久，医院又收治了一位脑膜炎患者小陈。27岁的患者头痛剧烈、喷射性呕吐、体温40℃以上、意识丧失，就在家属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廖万清为他作出了明确的诊断：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像他这种病状，脑脊液菌体数已超过死亡线5倍，也就是说，他体内致病隐球菌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5次”。廖万清打破常规治疗，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实施救治……康复后的小陈手捧鲜花、锦旗来感谢廖万清。
　　解决难题，拯救生命，这让廖万清看到了科研的价值，他更坚定了投身其中的信念。那时，医院的条件相当艰苦，要腾出一间房子搞科研是件难事。廖万清向领导提出把皮肤科门诊一间5平方米的小厕所改造成为实验室。院领导被他的这种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所感动，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做实验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并开展相关真菌病研究的专家之一，廖万清深切地感受到肩头责任和使命之重大。
　　实验需要大量的动物，廖万清就在实验室窗外吊一个笼子，自己养小白鼠。为了及时对培养、分离出的真菌进行显微摄影，廖万清经常骑车一个多小时到二军大电教室拍照。上班时间不够用，廖万清就在家里整理材料。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没有书房，廖万清就坐在小凳子上，伏在膝盖上“做功课”，或者干脆趴在床上读写。短短几年里，廖万清收集了大量的真菌标本。由于科研成果突出，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创建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医学真菌保藏管理中心“隐球菌专业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廖万清领衔的课题组重点对致病隐球菌的病原学及分型、流行病学、致病机理、诊治措施等进行系列研究。在研究中确立了病情凶险的隐球菌性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提出了对非艾滋病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早期诊断和分期综合疗法，显著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不懈奋斗的精神，廖万清还在他的实验室里发现了7种新的病原真菌，解决了医学真菌的疑难杂症的诊治问题。1980年12月，廖万清首次发现格特隐球菌（S8012）引起的脑膜炎；2004年，发现聚多曲霉引起的肺部感染，并成功治愈。廖万清为无数被死亡追逐的患者打开了一扇扇生命之门，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赞誉。
　　行医
　　“为更多的病人减轻痛苦，为祖国和人民尽好一份力”
　　河北省无为县的一个农民患者30多年来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这位患者整个右下肢皮肤化脓溃烂，终日散发恶臭，连家人都不愿意与他接近。为治病他几乎倾家荡产，跑遍了北京、南京各大医院，病情都没有明显好转。无奈之下，他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上海，廖万清为他做了详细检查，并给出了明确诊断——着色真菌病。
　　当这位老农听说治疗的医药费需要数万元时非常绝望，打算放弃治疗。但廖万清没有放弃他，“不治疗的话，他这一辈子也就废了。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我如何能忍心见死不救？”治疗过程中，廖万清一方面与药厂联系提供免费药物，一方面向医院申请减免老农的部分治疗费用，并号召大家和他一起为这位素昧平生的老农捐款。
　　两个月后，老农病愈出院。病友们在廖万清的感召下自发捐款给他买了返乡的车票。
　　在廖万清的从医生涯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就在记者采访时，一位华中科技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小吴还来找廖万清复诊。
　　2011年，小吴因脑膜炎入院治疗。此前，他一直头疼，呕吐很厉害，在当地看了很多家医院，被诊断为隐球菌脑膜炎，但就是治不好，有医生建议他到长征医院找廖万清试试。治疗之初，也遭遇不顺。“氟康唑、两性霉素B都用了，效果还是不好，我感觉很奇怪，从脑积液抽出发现，隐球菌有侧芽，但是一个多边芽殖，这个菌处于很活跃状态，大量两性霉素B治疗后还很活跃，后来用分子生物学鉴定，格鲁比变种是主要致病菌。但是这种菌对两性霉素B和氟康唑不敏感，我们做药敏实验，发现对最新的药物伏力康唑敏感。”廖万清说。小吴的爸爸是农民，家里没有钱看病，为了挽救这位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廖万清想办法联系到生产这种药物的美国公司，还趁着去美国开会的机会亲自去找这家公司，“最终这家公司的老板被我说动了，答应给小吴免费提供两周的静脉药，4周的口服药。”
　　经过有效的治疗，小吴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已准备回校继续读书了。
　　被他诊治过的病人在网上给他的点评是：技术好，非常和蔼可亲。对于病人的赞扬和感激，廖万清说：“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它时刻让我感觉到肩上的责任，督促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更多的病人减轻痛苦，为祖国和人民尽好一份力。”
　　谈到廖万清荣获的无数锦旗和奖项，他说：“包括真菌研究在内，中国在很多领域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只会抱怨时间不够，哪会有心思考虑浮名？”
　　探索
　　“创新就是要有新的发现，解决新的问题”
　　工作中，廖万清常常虚心向老前辈请教学习，同时，他也保持着开拓创新的锐气。
　　“创新是什么？就是要有新的发现，解决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吃得了苦，而且平时就要做个有心人，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廖万清如是说。
　　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菌种的发现即诠释了这一点。
　　1980年12月的一天，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42岁的男子，这名男子入院时已持续性头胀头痛13天，伴发热呕吐7天，病情非常严重。在检测病人脑脊液的时候，廖万清发现一种病菌，这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我既紧张又兴奋，到处请教专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病菌。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个新发现。”廖万清抓住机会，认真研究，经过耐心细致的分析比对，他发现这的确是一种新的致病菌种——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菌种。在此基础上，他科学施治，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廖万清发现的菌株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荷兰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等著名实验室收录，永久保藏。世界人和动物真菌病学会前副主席Unandar Budimulja教授等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促进了世界医学真菌学的发展。
　　国际上首次发现的真菌病种——小红酵母引起甲真菌病，也是出自廖万清，其英文菌种号就是以廖万清的名字命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廖万清愿意把自己的科研资料、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同行。“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我和同行的关系却非常好。他们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都愿意跟我交流，我有新的想法也特别乐意告诉他们。”正是这种坦诚以待的胸襟，让廖万清和同行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自1982年起，廖万清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各类高危人群致病真菌的防治研究，明确中国肾移植、烧伤、放射伤等高危人群真菌带菌谱主要有11属28种，其中又以念珠菌和曲霉为主。根据他的研究结果采用针对性防治措施后，肾移植病人真菌感染率显著下降。他还带领课题组对隐球菌和隐球菌病从形态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的深入研究，建立了多种隐球菌病的快速诊断方法，使早期的正确诊断率达到了95%以上；并率先在中国测定了隐球菌不同变种的DNA G+Cmol%含量，构建了新生隐球菌A型标准株DNA克隆库，确立了病情凶险的隐球菌性脑膜炎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并提出了非艾滋病隐球菌性脑膜炎早期诊断和分期综合疗法，显著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
　　作为军队里的一级教授，廖万清还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明确了各种真菌病的高发和非战斗减员因素，他制定的防治措施显著降低了部队真菌病的患病率，对军事战备任务的完成及未来战争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愿望　　
　　“争取再干15到20年”
　　2009年当选院士后，廖万清收到了中国工程院给新院士们发送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希望院士们保持优良学风，成为科学道德建设的模范。廖万清把这封信打印了3份，一份放在办公室显眼处，一份放在家里书房内，一份随身携带，以便每天随时随地“三省吾身”。廖万清说：“院士就是战士，我要继续战斗，争取再干15到20年。”
　　74岁高龄的廖万清依然坚持每周出3天门诊，“医生不看病，不为病人解决问题那还算什么医生？”在他看来，看病就要尽量解决问题，并从中再发现问题来做研究。“临床到研究再回到临床，才是完整的学术研究。何况，为病人治好了病，病人高兴，我也很高兴。”
　　在廖万清半个世纪的奋斗过程中，他从不满足于“独善其身”。
　　作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廖万清已经培养了26名博士生、40名硕士生。他特别重视对年轻学子的培养，“现在，科里已有从美国、意大利、荷兰学成归来的年轻医生。我希望每年都能有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交流，这样慢慢地，我们就有了一个年轻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托起明天的太阳，托起未来新的希望。”    “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面临的健康问题却越来越多。好医生的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要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在这方面，我可以尽一下力。”为此，廖万清有时间“就会给各地同行讲讲学，给年轻人讲一些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他表示，“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把我的研究成果拿回来给大家研究、示范。”
　　治病救人、致力科研的同时，廖万清还坚持笔耕不辍。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临床隐球菌病学》，是由他和同事一起完成的。
　　上世纪80年代，廖万清第一次去新加坡探亲。可探亲假还没结束，他便急匆匆地赶回国了，因为惦记着手头正在写的《真菌病学》。这本凝聚着廖万清心血的著作于1990年获中国第四届图书奖二等奖。
　　申请到国家科技部最高一级的科研项目——973计划，对廖万清来说是今年的一大喜事。连住院部门口的保安都为此倍感喜悦，“您看门口这张喜报，贴了好几个月了，都跟新的一样，我爱护得可好了。”喜报上的内容是祝贺廖院士领衔荣获国家973计划项目。“我们还有一个重大课题是国家卫生部传染病重大专项。我们科室22个人，搞了5项自然课题基金，两项上海市科委基金， 3项军队重大重点课题，还有工程院2个课题。”廖万清说起这些颇为自豪。　    　
　　如今，年逾古稀的廖万清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医学真菌病研究所，使之成为集诊断、治疗、科研及教学于一体的真菌病研究基地。而他带领的课题组正在开展有关“重要病原真菌分子生物学致病机制”的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寻求更有效的诊疗措施，让真菌病不再是“夺命病”。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远、多艰难，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无怨无悔。”廖万清说。（本版照片由廖万清本人提供）
　　■对话
　　学术道德品质是第一位的
　　记  者：听说您在73岁时还到边陲、海岛治病救人？
　　廖万清：2012年7月份，我自己带着4箱药下去，到老山前线解决战士们的皮肤病难题，战士们看到我很开心。但是，我去了也只能解决一部分皮肤病的问题。
　　从“七五”到“十二五”期间，我还曾经参加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一些重点课题研究。从集团军练兵场到东海、南海舰队海防第一线；从海拔近3000米的航空兵雷达站到老山边防前哨排，我都深入现场进行调研和送医送药。作为军人，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记  者：在带教学生方面，您有哪些经验之谈？
　　廖万清：我的学生们都在实验第一线，我严格要求他们必须亲自做实验，详细地记录每一步检查，得有自己的创新，不允许弄虚作假。不能为了学术而作假，学术道德品质是第一位的。
　　论文对医生的成长很重要，我要求学生的论文要达到国际标准才行。我经常做评审，评奖就是两条：一是看会不会看病，实践中能否解决问题，研究成果是不是从实践中来；二是看有无高质量的论文。两者不可偏废。
　　记  者：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想放弃的时候？
　　廖万清：做研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查不到文献，辛苦培养、分离却一无所获……但是，失败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发现这么做不对，得不到实验要的结果，这本身也是一种发现和收获。
　　■记者手记
　　记者没有想到，采访廖万清院士，是从一名最基层的保安开始。在上海长征医院的住院部门口，一位保安拦下记者：“您找谁？”当记者说明来由，要找廖万清院士进行采访时，这位刚刚工作不久的保安开始给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廖院士的故事。“您不知道，廖院士在我们医院特有名，很多患者不远千里来找廖院士，他不光技术好，脾气也是出了名的好……”
　　在他的指引下，记者很快找到了廖院士的办公室。刷卡进入之后，走廊里廖院士亲笔题写的格言便映入眼帘：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这也是我的座右铭，做研究的人，没有点精神是不行的。”廖院士说。尽管已经74岁，但他看上去仍是精神矍铄。下巴微扬，嘴角微翘，头发乌黑，两眼炯炯有神，与他办公桌上摆放的漫画像如出一辙。让记者有些吃惊的是，他的办公桌上同时摆放着3台电脑。廖院士说，他每天坐在这里，“要同时跟他们仨打交道”。
　　采访当天是周六，对廖院士而言，这是如往日一样的工作日，他说：“我的工作时间是5+1，工作日出门诊、做研究，周六制定下一周的工作计划，检查清理之前的工作。”
　　采访结束后，廖院士邀请记者和他一起去医院的教授食堂用餐，他端了一碗凉拌木耳说：“看，我每天都会吃一碗木耳，木耳也是菌类。这辈子我注定要跟真菌打交道了！”
　　■廖万清小传
　　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皮肤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皮肤病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科研上颇有建树：对隐球菌和隐球菌病进行了系列的深入研究，建立了多种隐球菌病的快速诊断方法，使早期的正确诊断率达到了95%以上；率先在中国测定了隐球菌不同变种的DNA G+Cmol%含量，构建了新生隐球菌A型标准株DNA克隆库，确立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诊疗新方法，并提出了非艾滋病隐球菌性脑膜炎早期诊断和分期综合疗法，显著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上海及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其他各类成果奖励12项。
　　1990年被总政治部和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9年国务院侨办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2008年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称号。200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