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连小白鼠都不如”
　　职业试药人
　　时近中午，李成揉了揉惺忪的双眼。简单洗漱后，他在街边的店铺里点了一大碗面，“早上和中午合并成一顿了，省一顿饭钱。”李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将面汤全部喝光。
　　“最近生意不好，20多天没接到活儿了。”22岁的李成老家在河北农村，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闯荡，曾经做过擦车工和保安，“又辛苦，钱又少”是他辞职的原因。李成租住在门头沟的一处民房中，每月200元的一个床位让李成勉强可以接受。
　　两年前，在一次与老乡的饭局上，李成第一次听说了“试药”这两个字。老乡告诉他，做这个几天时间收入就能有两三千块，李成神经立刻被刺激了。“干，那怎么能不干呢？”
　　在老乡的推荐下，李成一周后参加了第一次试药体检。“是给一个降血糖的药做试验，当时一周给了一千块钱。”
　　8月16日下午，李成在医院的窗口中领了一张《知情通知书》，李成没有多看，随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余的五十多人签过名字后，很快地将《知情通知书》交给一名医生。
　　《知情通知书》中写有试药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一旦出现风险后，试药人将得到怎样的救治等细节。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注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但是这些对于和李成一样的职业“药人”来说并不重要。李成在两年的职业试药中，每次都是草草地签字，“这份《知情通知书》能有什么作用，重要的是我有个机会，有钱挣。你不愿意试，后面还有很多人排着呢。”
　　第二天上午的体检后，李成坐到了医生对面，“平时抽烟喝酒吗？”，李成使劲摇了摇头，“不抽烟不喝酒。”而记者发现，在李成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烟盒、打火机、手机都挤在一起。
　　简单询问后，医生在李成的体检表中画着对号，“一周后给你结果。”接下来李成就剩下等待了。
　　李成说，在许多医院中，都有职业“药人”的身影，群体大约有六七千人。“很多人都是职业的‘药人’，就是以试药为生的人。没有试药的时候就打点零工，有球赛的时候去当个现场的保安。医院喜欢大学生作为试药的对象，所以我们职业的‘药人’只要年龄不太大，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假学生证，登记的时候用。”
　　“干这个后经常感冒”
　　在农村从小跑到大的李成皮肤黝黑，胳膊上有些肌肉，在他的手臂上许多针眼清晰可见，“我从小到大很少感冒，不过做了‘药人’这两年，感冒的次数明显多了，一年得有个五六次。稍微不注意就开始发烧，这算影响吧？”
　　李成也说不清到底试药多少次，最痛苦的一次在吃了药之后，他就开始头晕恶心，疼痛让他难以坚持，“当时感觉天旋地转，但是你要中途退出了，能拿到的钱就很少很少。”
　　介绍李成成为“药人”的小雷说，平均每个职业试药人，一个月体检三四次就能得到一次机会。“如果能赶上有两次试药，那我就发了。不过这样的事儿就发生过一次。”每次试验前问医生是否有副作用，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放心地配合试验，不会出现后遗症和副作用的。就算有小问题，我们也会马上投入治疗。”不过，在一次试药中，他看到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被两名医生扶出来，马上送去抢救了。“其实我知道试药肯定有副作用，每次都问一下，就是给自己个心理安慰，让自己有点勇气。”
　　小雷喜欢打网络游戏，一次在网吧，他的鼻子突然开始流鼻血，又很难止住，“我有点害怕了，后来鼻子也总流鼻血，经常冒虚汗，上个楼梯我都能上气不接下气。”他知道这可能是试药带来的影响，不过他还愿意继续做“药人”，因为“自在和收入”。
　　“肯定影响新药试药结果”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丛亚丽表示，从专门从事试药的人群角度来说，试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若短时期内参加多种药物的试验，不同的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反应，尤其对于风险较大的新药研究，对身体产生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可以说，职业的试药人是在用健康损害的风险来换取金钱。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应该存在如此谋生的手段。这与那些卖器官的人，本质上如出一辙。”
　　而职业药人的出现，同样会对处在试验阶段的药品产生影响。“药人”为了得到试药补助金，会在较短时间内试验多种药品，他们也会对医院或是药厂隐瞒自己曾短时间多次试药的经历，“这种情况下，新药的试验结果就会产生偏差，无法达到预期的对于副作用等的试验结果，从而对于药品在临床应用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丛亚丽说。
　　“中介吃完医院吃试药人”
　　李成在QQ中加入了7个群，“北京临床试验试药群”、“北京药物临床试验群”……每隔几天，群主就会发试药信息。“群主一般都是小中介，他们还不是头儿，是将头儿的消息发到网上，再组织大家去体检。”
　　网名休罗的群主告诉记者，他们是中介，但是属于低级别的中介。高级中介会花钱在一些医院拿到试药代理权，再将试药的信息告诉他们，由他们组织“药人”去体检。少部分的中介是以公司的名义注册，多数是个人行为。“高级的中介与医院和研究药品的人很熟悉，他们得到资源后，再找到我们发布消息找人。”
　　休罗的话在一位药企负责人那里得到了印证。这名负责人表示，每当有新药品要做临床试验时，他们都会找一些专门做试药的公司或是个人来具体操作，然后再由药企支付一定的费用。
　　休罗既是职员，也是一名“药人”。他只在报酬很高的时候才去试验一把，“有一次报酬是8000块钱，但是要求很严格，我没有通过，太可惜了。”休罗虽然没当上“药人”，还是会得到另外一笔收入。凡是通过体检的“试药人”每次试药报酬的20%至30%，都得交给他。“这些钱有一半得交给高级别的中介，他们每给医院成功推荐一个人，也会从医院拿几十块钱，所以高级别的中介可以吃两头。但如果我体检过了，就不用给他们交中介费了。”
　　丛亚丽说，对于试验方来说，如果明知道参与试验的是职业“药人”群体，甚至主动找一些中间人去间接招募这样的人群，实际上是把职业试药人作为他们利用的工具，“参与了对试药人群体的剥削。而这些职业试药人在某种程度上连小白鼠都不如。”
　　“想挣钱，也怕留后遗症”
　　“群主，有大活吗？”QQ群跳出了这样的信息，李成也经常在群里发这样的问题，不过他也很矛盾，“大活虽然挣得多，但是副作用非常大。我还没娶媳妇呢，想挣钱，也害怕留下后遗症。”李成不愿让别人知道他“药人”的身份，只是想挣点钱再回老家。
　　我国已经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三条规定：“申办者应对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提供保险，对于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或死亡的受试者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在丛亚丽看来，由于诸多原因，该规范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可操作性差。有的没有补偿，有的不为受试者办理保险。
　　“目前对于职业试药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法规和政策的监管和保护，我国只有较大规模的医学院校、研究机构和三甲医院，才设置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丛亚丽说，按照规定，临床试验开始之前，研究组须提前向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包括研究方法、目的、受试者人数等。试验的每一步都必须进行详细计划，包括药品的构成、试验中药品剂量的变化等。只有伦理委员会同意研究方案之后，临床试验才可以正式进行。
　　目前，伦理委员会承担受试者保护工作的重任。“但是，伦理委员会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一些伦理委员会虽然会对提交的书面内容进行审查，也会询问试验人群的来源等，但可以想象，对于此类人群的入组，难以通过此委员会来禁止。只有较少的伦理委员能够坚持持续审查一年时间，受试者和研究组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是试药人的主要保护途径，但有时也无法起到保护受试者的作用。对研究过程的控制依然‘无力’。”
　　丛亚丽一直在呼吁，伦理委员会不仅需要强化对受试者的保护，更应该通过提高研究者群体的意识，使对受试者的保障能得以实现。通过机构的一些规定和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等来提供一种稳定的保护，“目前，系统地保护受试者的合法权益十分紧迫。”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