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高低、人际关系是否和睦、家庭生活是否幸福，对一个人的健康长寿影响极大。

    1、长辈流传的良好家风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无道理。小鼠仔，眼见它爹妈打洞，一次、两次不会，天天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会了。

我的父母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是有口皆碑的正直人。父辈兄妹四人，一生从未吵闹过，更多的是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尊老爱幼，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

我是独生子，又从小成长在革命阵营中，因而家庭中人际关系简单、诚挚而淳朴。长者们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我对子女也要求严格。

我们有四个儿女。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由于家风比较正：儿孙们都相互友爱、互相关心；不讲究吃穿、不互相攀比多与少；从未因财物而闹过纠纷；每个人都在努力学习和勤奋的工作着；个个比较安分守己，对人从无坏心眼儿,也不看他人眉高眼低行事，更不吹牛拍马。

如：老大王大选，从小爱穿破旧衣服，他说：这样随便、不拘束；上大学时骑辆旧自行车，这辆车放在学校过道内不加锁也没人骑、更不会丢。为什么？因为，这车已被四五个人轮流骑了多年，太旧了，真是“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车，而且坐垫又咯屁股。可大选说：骑这车放心，不会丢！在学习上，他自入初中后，十分勤奋、刻苦。后来，在家中没有一块美元、没有一个亲属在国外的条件下，大选竟考上了美国新奥尔良大学，还取得了奖学金。不久获得了硕士学位。我把老大这带头羊管好了，下边的弟弟妹妹们就照着路子走。老二叫王小选，1987年2月，小选也自费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术学院学习，1989年5月获该院硕士，2004年11月18日竟当上了新西兰国会议员，并在初次国会上，用英语向全国讲演。小选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在西方国家成为国会议员的人，这是华人的光荣，是国家的骄傲。他成为国会议员之事，在网上，有诸多报道；新西兰的华人报纸更是以特大篇幅刊登着；在北京，2004年12月15日的《青年参考》和2005年2月24日的《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以及电视上也作了刊登报道。两个妹妹后来也都自费出国学习工作。并在竞争激烈的西方国家中都站稳了脚，而且表现优秀。

 2、家有贤妻良母

为了有共同的饮食生活习惯，当年我找了和我是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村的董宝云作妻。董家曾是有名的大地主，祖上还是个清朝的官员、书香门第。这家老二就是书画大师董寿平；老四董搢是个教师，有三女一男。其中，二女儿叫董宝云（即：是董寿平的侄女）。不过，土改中已被斗、扫地出门了，和我相识时家境十分穷困。我们经过短期接触了解，订了婚，并带她出来参了军。次年，我们在军队驻地的农村平房内，身穿黄色粗布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脚穿拥军鞋，备了些茶点，请了两桌军中的客人，热闹一阵，便完了婚事。

天津解放后，她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中学学习。高中毕业后,参加了机关工作。并长期一边上班工作；一边忙碌家庭事务。为了我能全力做保健工作、为了养育四个孩子身体健康和学业成才，她默默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我做保健工作后，平日无固定上下班时间，而且要外地出差，于是我每月的工资只留一点手头零用钱，其余（包括各种票证）全部交给宝云，由她统筹安排。那时，我们量入而出，富余时，四个孩子平分四份；拮据时，她根据轻重缓急统筹安排。日子过的不富、也不穷，倒也自在。 家中的一切开销，她每天都认真记账，而我从不过问，也顾不上过问。她说：记账是为了自己明白。

困难年代，她的一位女领导，关心地对她说：“小董呀！你要留点私房钱啊。这样自己方便些。”可她觉得：钱、票都在我手里，没必要再另留私房钱；留了，万一露馅儿，更麻烦。所以她始终没留；我也半个多世纪没过问一次工资的开销情况。

    六十年代初，一切必须物品要凭十几种票证生活。家中大小的毛衣、毛裤，全靠宝云来编织，孩子的衣服也都由她来缝缝补补；她曾用十几小块碎布头，为大女儿拼出一件假衬衣领子（只是领子，而无下身）；她经常把家中衣服大改小、小拼大。结果，使她练成了一个缝纫机能手。后来，竟自己能做出一件漂亮的西装上衣来。

特别是在“文革”的岁月，我父亲被迫害致死、我和母亲都分别被关起来，尤其在我被押送到大西北“干校”劳改后,家中两个七、八十岁的外婆、舅妈和四个年幼的子女, “造反派”每月每人只发15元的生活费，都要靠她一个人下班后照顾着；她上班时，还要背着“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任“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们的随意批斗、反复抄家。在如此困苦的日子里，若没有我妻宝云的艰难支撑,这个家真难以想象会成什么样子了。

2003年11月，我因患重度喉癌手术又一大难关。术后推进病房后，当夜要有人轮流值班护理，次日须急找护工等许多实际问题，都靠70岁的宝云一人来安排。在术后一个月的日子里，她经常不分昼夜地守候在我身边，加上众多朋友们的帮助，使我平稳地度过了难关，较快地恢复了健康。在我住院做喉部手术时，四个儿女都先后由国外回北京看望、守护。

至今，我和妻子董宝云已风风雨雨地度过了61年，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地维系着这个家，而且使儿孙们至今个个健康。

目前，虽然儿女们多在国外学习工作，可我们已经举办了三次全家大聚会；平日，他们不断轮番回京看望我们，又经常打回电话问安。每逢春节、中秋节、新年、圣诞节、父母生日、母亲节、父亲节等喜庆日子里，更是电话或贺卡不断。而且，还带动了七个孙辈们，寄来他们自己画的图画贺卡。这些，都令古稀之后的我和妻子十分欣慰。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