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儿童占总人口20%以上，但儿童药品紧缺。国内市场90%药品无适用于儿童的剂型，部分特殊药品甚至供应短缺。”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儿童用药问题专题研讨会上，专家建议，政府可以对必要的儿童药品实行补贴政策，建立完善的合理用药机制。
　　儿童药品市场巨大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约有3亿儿童，作为药品消费的特殊群体，拥有近500亿元的市场潜力。
　　仅以感冒发烧为例，0～12岁儿童年平均发病率为3.72次，按每次发病5天计算，每天服用3包，即需感冒颗粒剂204.8亿包。儿童需要适合其生理特征的药品帮助其摆脱病痛的困扰，中国儿童药品市场实际容量巨大。
　　以广州市儿童医院来计算，2007年医院药房每个月零售价在400万左右，那么一年的销售量为14.6亿；该院每日就诊量在3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每个患儿每次看病大约要花44元左右，而全国约有3亿儿童，市场潜力有多么大毋庸置疑。
　　然而目前该领域的市场情况却不容乐观。我国儿童药品种类十分缺乏，这不仅表现在本土儿童药品牌稀少、生产儿童用药的专业厂家寥寥无几，90%的市场份额被为数不多的外资企业瓜分，更令人担忧的是，统计表明，国内市场90%的药物都没有儿童剂型，儿科医生在用药时靠经验积累，安全隐患巨大。
　　外资药企瓜分市场
　　安全性是儿童用药以及药品的第一要素。据了解，在美国等很多国家，儿童药品的开发做得比较好。
　　1997年之前，美国药品说明书很少标有儿童使用的信息。近年来，美国重点从法规层面推进企业在儿童药领域的研发。比如，在《食品药品现代化管理法》中用经济政策给予儿科用药6个月的市场保护期(即此期限内不允许其他企业仿制);对涉及治疗儿童罕见病的药品给予50%税收优惠、加快审批、7年的市场保护期等政策。
　　此外，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都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推动和促进儿童用药的研发生产。
　　据记者了解，在国外，一些厂家将成人用药通过成分或者配料、工艺的改变使其成为儿童用药，可以申请专利进行保护，从而在药品价格上通过高定价而得到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药厂的积极性。但是在我国药厂这样做很难在药品价格上得到补偿，回报比较小。
　　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下，强生制药、赛诺菲安万特等跨国药企在儿童用药和疫苗市场领域雄踞全球。
　　感冒发烧是儿童常见病，也是儿童用药第一大类，据广州标点医药信息有限公司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儿童感冒化学药前两名分别是：上海强生制药的伪麻美沙芬滴剂(艾畅)、仁和药业的小儿氨酚烷胺颗粒(优卡丹)，两者市场份额平分秋色，都是16.1%。
　　不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优卡丹”等含盐酸金刚烷胺的儿童感冒药禁用于1岁以下儿童，致使优卡丹面临被要求修改说明书、缩小使用范围的窘境，可能会导致市场份额萎缩。市场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味着儿童用药监管将进一步收紧，给一向以安全性著称的外企扩大市场份额带来更多的机会。
　　在儿科医生眼中，外企的儿童药亦有着比本土药企产品更稳定的疗效及可控的副作用，同时外企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有利于提高药品收入，多重因素使外企儿童药在处方药市场胜出。
　　不仅在处方药市场如此，在保健品领域，外资和合资企业也表现得非常强势。在儿童维生素市场，90%以上的份额都被惠氏、罗氏、施贵宝几大企业所占据。
　　推动发展需助力
　　“面对这么大市场，难道我们本土药企就不想跟外资企业拼一拼吗？就不想占领一定市场份额吗？儿童药品种类长期缺乏、儿童剂型药品短缺，根源还是研发成本所致。”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本土药企负责人说。
　　据了解，一种专门适用于儿童的新药，从项目确定到研发，其费用往往不是一家药企能承担得起的。我国儿童药物的研发只能说刚刚起步，2004年才开放了儿童临床药物试验基地的审批，全国目前有29家医疗单位有资格做儿童药物试验，具体到各个儿科专业，还非常少。以呼吸系统药物为例，眼下只有上海、沈阳、无锡、温州等6地的一些医疗机构参与试验，可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种类繁多，药品更新和淘汰速度又过快。
　　“研发者和生产企业有可能投入巨大，却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正是儿童药品长期缺乏的最主要原因。”业内专家称。
　　药企作为市场主体，往往是以赢利为目的，注意规避风险，在研制儿童药品方面仅靠企业的自觉是够的。政府方面又不可能有大量精力完全主导儿童药品的研制和生产，最终这种责任还是需要生产企业来承担。
　　“这就需要通过一个科学合理的政策性激励举措，来调动药品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在儿童药品的研发环节，政府方面有必要明确规定相关政策补贴，在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儿童药品经临床检验可以推向市场后，对药品生产企业予以税收方面的减免，以及给予开发创新药物的公司和企业一个延长的知识产权保护期。”上述专家建议。
　　据资料显示，英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制药商开发儿童药品，如减免由监管机构收取的手续费，免费提供专家咨询等，以保证儿童药品的研发速度和市场供给，这都值得我们借鉴。本报记者 戴明阳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