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生和医院能够真正践行“治病救人”的职业精神（当然我相信多数医院和医生是这样做的），出问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和患者及家属沟通，医患矛盾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最近，一起医疗纠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医患关系和医患矛盾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不时就会跳出来刺激一下公众。
　　医患矛盾的恶化，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个要说起来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讲透的。从医患双方来说，似乎也难以把责任推给哪一方。不过，由于在医患关系中，医（医生和医院）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病人相对被动，因此，如果医生和医院能够真正践行“治病救人”的职业精神（当然我相信多数医院和医生是这样做的），出问题时能够积极主动地和患者及家属沟通，医患矛盾是可以显著减少的。
　　故从医的一方来讲，要消除医患矛盾，除了提高医术这个看家本领外，还要重塑医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精神。在这方面，我相信，每个医院都有对医生的医德教育和要求。但为什么医患冲突依然不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一些医院和医生缺少传统医者所具有的对生命的敬畏、悲悯和仁爱。在这个社会大转型的环境中，市场和商品的观念充斥着每个人的头脑。
　　我不是说市场和商品的观念有什么错，但显然，如果医院和医生被市场和商品观念主宰的话，那么恻隐和仁爱之心势必会弱化。相对其他行业，医院和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志业，恻隐和仁爱之心若弱化，后果就会更严重。
　　医术被儒家称为“仁术”，医生要求有“仁心”，所以有“医乃仁术”“医者仁心”的说法。强调“仁”，是儒家文化和思想对医生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医生在过去也叫做“儒医”。儒者，仁也。孔子的核心思想就围绕着“仁”字：“为仁由己”“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那么对医生，当然要做到基本的“仁”。
　　西晋人杨泉在《物理论》中对此有明确论述：“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之士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把“大医”界定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可以说，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医学和医家，儒和医是相通的，“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就是二者关系的生动写照。
　　可惜儒家的“仁爱”精神，在近代的变革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的流行，在医院和医生身上日见稀薄了。
　　近读友人写清嘉庆年间御医汪必昌之文，深为汪身上留存的儒家“仁爱”之心感动。汪本是书香之家，在当地颇有名望，但后来因为父老母病，家境渐入贫寒，出于谋生压力，他没有走向科举而是走上学医行医之路。汪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做到太医，告老还乡后，一边行医，一边著述，留有《聊复集》五卷和《伤寒三说辨》等珍贵医书。
　　汪必昌在《聊复集》中写道：“是集无浮文，无余白，一字一句，惟求实学。”其在《医阶辨证》自序中又写道，对疑似之症辨认后“再用前贤诸方，虚则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不致疑误，而病者不致含冤于地下。”这种精神和医德，正是我们当下欠缺的。汪在晚年把大量时间用在整理记录古今秘方，目的是让它传布后世，使人们少受一点疾病之苦。
　　这样的儒医仁心，恰恰是我们今天所欠缺的，而解开医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医院和医生多一些“仁术”和“仁心”。（邓聿文）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