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　周彦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近期提出“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这意味着，高校和公立医院将探索废除事业单位人事编制制度。由于医疗卫生行业争议更多、反应更为强烈，本文主要分析去编制改革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影响。
　　事实上，取消事业单位人事编制制度是大势所趋，这种以“身份”区分待遇的制度，束缚人员流动、抑制竞争、制造不公，既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格格不入。而对被改革者来说，根据相关方案设计，取消编制并不会致其利益受损，失去的只是束缚，得到的则是自由。
　　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取消编制后政府如何管理公立医院。根据目前的改革思路，取消事业编制之后，公立医院仍然“保留事业单位性质”，政府管理上可能仍然体现为行政化管理方式。
　　即便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但只要员工能够自由流动，外部存在有效竞争，取消编制后也能够大大改善效率。取消编制走向全员合同制后，医生就能够自由流动起来，就会倒逼行政级别淡化，管办分开自然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取消编制是改革手段，管办分开是自发形成的改革结果。
　　令人忧虑的还有财政投入的多寡。财政投入是政府管理公立医院的抓手，公立医院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挂钩，按照编制数拨款，是典型的“财政养人”，既不合理，也没有效率。
　　取消编制之后，政府财政投入的方式就可以更加灵活科学。其一，可以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财政补助，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其二，对于科研和重点科室建设，可以采取事后奖励的财政补助办法；其三，对于承担教学任务的医院，财政支持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养出来的医生向全社会输送，输送的医生数量越多、水平越好，财政补贴越多，这其实也是一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此外，取消编制之后，财政不再按照人头拨款，除特殊地区外，不再支出人员经费，公立医院的薪酬制度也可以随之调整，放开工资总额限制，赋予医院自主分配权。
　　业内还有一个忧虑，即取消编制后，医院难以吸引人才，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由于体制内外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大，导致从业人员特别在乎编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政府通过控制编制数量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公立医院依赖编制来吸引医生。这种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导致供求严重脱节，每年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多，却有不足40%能够进入医疗机构成为医生。
　　取消编制后，公立医院不再受人员限制，可以按实际需要招人，民营医院也获得了更为公平的人才竞争环境，而医生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就业，不再被编制左右，通过医院提供的良好工作环境、薪酬福利待遇、发展空间，自由选择工作单位。医生和医院成为人力资源市场上的平等签约主体，对于实现医生自由执业而言，是个很大推进。
　　尽管自由执业尚未实现，但只要医生可以流动起来，对分级诊疗就会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分级诊疗的本质是形成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而非划分医疗机构的行政级别。哪里有需求，哪里有市场，在没有行政阻碍的情况下，包括医生自身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自然会及时响应社会需求去开办各式各样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医疗机构，细分市场、谱系多样、既充分分工各展所长又紧密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就会自然形成。
　　部分医生担心取消编制后会影响医生的收入水平。事实上，公立医院医生整体收入水平已经很高，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规范、不透明，二是医生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很不合理。需要通过优化内部分配结构，推动医生群体收入的规范化和透明化。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垄断地位，消除一些医生利用公立医院行政垄断地位获得非人力资本收入的可能；其次是消除一些医生利用行政权力获得非人力资本收入的可能；最后是消除一些医生利用铁饭碗身份获得非人力资本收入的可能。其中，取消编制是关键一环，是去行政化和消除公立医院行政垄断地位的关键。通过这些改革，实现医生人力资源配置消除特权、自由流动、优胜劣汰，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朱恒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彦：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