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救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说120是城市的“生命线”，院前急救医生就是生命的“守护神”，他们24小时值守，争分夺秒，整天跟死神赛跑。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其辛苦却常常不为人所知。
　　从今日起，我们推出“走近急救医生”系列报道，记者通过跟随采访北京、武汉、西安三地急救医生，真实记录他们的特殊工作状态，反映急救行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希望能引起社会对急救医生的关心和理解。
　　——编 者
　　
　　北京120急救医生王克信
　　自己都想躺担架上了
　　黄 蓓
　　12个小时，9趟出车，1碗盖浇饭，10分钟午休，这就是北京120急救医生王克信（图①）的一天。
　　7时50分，王克信刚赶到北京市120急救中心南区分中心，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便接到了第一个急救任务。他迅速套上工作服，司机孙谊已经将车开至院门口，两人匆匆赶往西草市，车子刚开出路口，接到了任务取消的通知，病人被999急救车接走了。
　　8时多，西交民巷的张奶奶不慎摔伤需要救治，正值上班高峰期，道路拥堵严重，拉响警笛的救护车依然在堵塞的车流中缓缓前行。
　　王克信说，去年，120急救中心要将一名临产孕妇送往医院，却在路上遇到了严重堵车，而所在路段又禁止鸣响警笛。当时，孕妇临盆迹象明显，情况危重，家属情绪十分激动，对司机的解释置若罔闻，最后在盛怒之下投诉了司机。
　　中午12时，北京宣武医院门口，病人的女儿正在焦急地等待，看到救护车，她快步走到车前，带着王克信匆匆走进ICU病房，她的母亲刘奶奶患有心肌梗塞，刚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需要转院继续治疗。
　　王克信将包着衣物的袋子垫在刘奶奶的头部，想让她躺得更舒服些，并轻声安慰：“你看，这胸口的线拆了，精神也很好，这病都快好了，别难过了。”女儿回来后，看着母亲脸上的泪水，握紧了丈夫的手，有些哽咽，三人一路沉默。上了救护车，王克信为刘奶奶装上心电监护仪，紧盯着上面跳动的线条和数字。
　　王克信说，他也碰上过一些让人心寒的家属。在一次抢救任务中，他将一名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可是并没有迎来病人家属的感谢，反倒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家属根本就不希望他父亲被救回来。那一巴掌，打在医生的脸上，疼在那位老父亲的心里。
　　一直忙到下午1时30分，王克信和孙谊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店，点了两碗盖浇饭、两罐可乐。一口冰凉的可乐入喉，王克信的脸上总算有了一丝轻松的神情。二人吃饭的速度和抢救病人的速度不相上下，从早上忙到现在，这是他们俩喝的第一口水、吃的第一口饭。
　　十几分钟午休后，王克信将通信设备状态更改为待命，投入到下午的紧张工作中。
　　“您好，我是120急救中心的医生，请问伤者现在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每次出任务，在到达抢救现场之前，王克信都要和伤者或家属进行沟通。
　　下午4时，王克信接到了救治摔伤病人的任务。在丰台区的一家商场，一名老人不慎在电梯上摔倒，头部流血，到达现场后，商场的工作人员将王克信带到伤者面前。王克信检查老人的伤势后，为她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测量了血压和心率，就近送往医院处理。
　　这一天，王克信的呼叫器不断响起，出了9趟车。“累是常态，不累才反常。最累的时候，我自己都想躺担架上了。”王克信笑着说。晚上8时，王克信才脱下工作服，走进茫茫的夜色中。
　　
　　武汉急救中心中南医院急救站医生徐芳
　　12小时出了8趟车
　　本报记者 付 文
　　上午9时，湖北武汉急救中心中南医院急救站医生徐芳（图②右一）就接到指令，一位胃癌病人因肺部感染需要立即转院。来不及和交班同事多说，徐芳就跑上了救护车。
　　“王师傅，你把口罩戴好，当心感染！”徐芳小声叮嘱担架员王先福。一名司机、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两名担架员，组成了一个急救团队。徐芳说，从事急救医生这么多年来，经常被病人和家属“言语侵犯”，有时甚至会被打。
　　“司机和担架员都是男同志，出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替我们挡着。”徐芳说。见惯了生老病死，徐芳的性格早已“磨”平：“患者和家属的焦急情绪，我们都能理解。”
　　从2004年大学毕业至今，徐芳已经干了11年急救。按照要求，上24小时班可以休息48小时，但这只是“名义”时间。值班结束后，还要给车辆消毒、填写值班记录，有时还要去开会，休息时间根本不到48小时。临近下班接到任务，徐芳还得出车。
　　“这趟要送一个结核病人。”下午3时许，徐芳又出车了。从早晨开始上班至今，徐芳已经连轴转了6个多小时，连午饭也没吃。
　　“水果湖社区有一名老太太摔伤，头部血流不止。”刚回办公室没多久，急救中心又传来指令。马不停蹄，徐芳带人立即前往。
　　到了小区门口，许多社会车辆无视救护车鸣笛，挡住了去路。“像这样真是很无奈，那头病人正等着我们抢救，这头又过不去，恨不得长对翅膀飞过去。”徐芳说。
　　堵车10分钟之后，徐芳才赶到为摔伤老人止血，包扎完毕立即跑到电梯门口按电梯，两名担架工抬着老太太就进了电梯。“我们搭班子三四年了，工作起来很有默契，彼此一个眼神就能明白意图。抢救病人，动作一定要麻利，尽全力节约时间。”
　　返程路上，徐芳一边盯着心电监护仪，一边询问家属病人有无药物过敏史。10多分钟后，救护车顺利到达中南医院。徐芳小跑着进入急诊室，仔细向接诊医生介绍病情。
　　“妈妈，我来看你了。”刚走出急诊室，徐芳7岁的女儿就跑了过来。当天是周五，好几天没见到妈妈，女儿缠着爸爸带她来医院。“多亏家人理解，才能坚持下来。”徐芳说，最初家人都不愿意她干急诊，但拗不过她。现在家里都是丈夫做饭，女儿说爸爸做的饭比妈妈做的好吃，也是这么多年练出来了。
　　和女儿见面不到10分钟，指令又到了。临近中南医院的一所高校内，一名大学生醉酒不省人事。“一二三，使劲！”这名大学生体重接近180斤，徐芳招呼了几个同学帮忙把他抬上担架。“你感觉怎么样？想不想吐？”徐芳问。话音未落，醉酒学生吐了，车厢里弥漫着难闻的酒气和腥味。
　　晚上9时半才下班。这一天，徐芳12个小时出了8趟车，行程200多公里。她说：“今天白天算是正常情况，晚上急救电话相对少一些，我最多的时候一天出了18趟车。”
　　
　　西安急救中心长安医院急救站站长李乃利
　　每天都像在冲锋打仗
　　本报记者 姜 峰
　　拨打李乃利（图③右一）的电话联系采访，或许是巧合，他的手机号后三位数字，恰好暗示了他的职业：120。
　　他是西安急救中心长安医院急救站站长，做院前急救工作15年，由部队转业到西安急救中心。李乃利坦言，在120比在部队更像是打仗。
　　5个急救车组，24名工作人员，一天白班，一天夜班。白班早上8时到晚6时，夜班晚6时到次日早8时。24小时分分秒秒都有人在值守，每天出诊频率在20次左右，这就是李乃利和同事们的工作节奏。
　　急救站两间办公室，无一例外都支着供值班人员小憩用的架子床。床头的电源插线板上，插着各式手机充电线。“大家的手机随时都在充电，一接到120调度电话，抄起手机就奔赴现场。”李乃利告诉记者。
　　“战斗”从一早就“打响”了。8时28分，西安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中心打来电话，“朱宏路与凤城二路交口，发生车祸。”李乃利带着护士、司机飞奔而出，坐上急救车驶向现场，在路上与报警人联系，咨询现场情况及患者病情，并安慰着患者家属。
　　9时52分，在龙首北路东区，一位突发冠心病的97岁老人被李乃利和护士用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第一时间送往中心医院。
　　12时24分，刚刚吃了一口午饭，调度打来电话，李乃利把餐盘一推，带着同事上车赶到了城北客运站，将一位发生抽搐症状的25岁女孩带回了长安医院救治。
　　下午1时45分，草草扒拉了两口饭，还没来得及利用午休时间打个盹儿，李乃利和同事们的身影就出现在赛高街区，将一位62岁遭到头外伤的郭女士接回了长安医院急救。
　　下午5时46分，白班10小时，已出诊10次，还有15分钟下班，疲惫不堪的李乃利正准备跟晚班的同事交班，一通电话，他又立即赶赴凤城八路和太华路交口，进行今天白班的第11次出诊……
　　“精神始终高度紧张，每天都像在冲锋打仗。”李乃利回到急救站感叹，等待着不知何时会突然响起的电话声。白班和倒班休息期间也不轻松，遇到自然灾害或突发公共事件，急救人员都是第一时间冲到现场。
　　工作繁忙，家里自然顾得就少。“爱人是护士，我俩都忙，儿子上学，70多岁的老母亲在家做饭。”李乃利憨憨一笑，“我们要是撂挑子不干了，多少本来能活命的患者说不准就悬了，辛苦点，值！”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