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特派记者付薇文/图
　　阅读提示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共14次提到“养老”。随着我国加速进入老年社会，“如何养老”这一话题持续升温。去年的取消养老“双轨制”、农村和城镇养老保险合并等措施有力回应了人们的期待，代表们表示，期望今年这些工作能继续向前推进，让更多人享受到平等养老的权利。
　　高淑珍代表：希望将来乡亲们的养老金足够生活
　　坐在其他代表们已经散会离开的会议室里，全国人大代表高淑珍操着浓浓的乡音接受记者的专访。说到自己的养老问题，现年58岁的高淑珍代表显得忧心忡忡。说到自己因患类风湿而残疾的儿子，她更是两次湿了眼眶。

高淑珍代表

　　高淑珍代表来自滦南县司各庄镇洼里村，是河北省代表团中唯一一位身份是普通农民的代表。
　　接近60岁的年龄，高淑珍代表常常想起自己的养老问题。“我们村儿我这一拨儿都老了，孩子也少。按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第一胎是儿子的就不再生了，第一胎是闺女的可以再要一个。像我这个年龄的，最多是俩孩子，好多夫妇只有一个的。孩子少，好多孩子还在外头打工，一说养老，好多人都愁。”
　　对于如何养老，相比身边的村民们，高淑珍面临更大的难题。她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很不幸的是，她的儿子因为患类风湿而导致了腿部的残疾。因为儿子渴望读书，高淑珍从1998年开始把附近村子里因为残疾而不能入学的孩子们接到家里来跟儿子一起学习，并慢慢地把家变成了一个“爱心小院”，远远近近的残疾孩子都来她家吃、住、学习。“教一个孩子也是教，教两个孩子也是教。学会点儿文化，孩子们以后也能养活自己。”
　　在十几年间，高淑珍代表一家人共收教近百个残疾孩子，从不收任何费用。高淑珍代表说，现在仍在家里学习的残疾孩子一共是39个。然而，儿子的残疾，“爱心小院”的重担，让她不太敢想自己以后如何养老，“不知道怎么弄”。
　　她知道在乡里有一个“国家办的养老院”，但住在那里的都是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她身边的乡亲养老主要靠儿女，经济条件好的，儿女会多给些钱，也会给买一些商业保险，经济条件不好的就全靠儿女供养日常生活。村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孩子在外地打工的家庭很多，有的还为给儿子盖房娶亲拉下了“饥荒”，养老压力很大。
　　因为收教残疾儿童，高淑珍代表的家并不富裕。她目前只有一个养老途径：近几年来，女儿每年为她缴纳100元社会保险，等她到60岁时每月可以领取一些养老金。
　　“我也不知道会给多少。说实话，本来交得就不多，人家能给多少呢？”对于以后的养老收入，她并没有太高期望。高淑珍代表不善表达。在采访中，她并没有提到被评选为“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和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的事迹，只是感谢政府对她的“爱心小院”的照顾和支持。但是，这些光环并不能缓解她对自己未来的担忧。她对未来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自己和乡亲们的养老金能足够生活，能不给女儿增添太大负担。
　　边发吉代表：农村养老的领取标准应尽快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民盟河北省委主委边发吉说，目前虽然农村养老已经纳入了国家的养老制度框架，但是保障水平仍然较低，应该尽快提高农村养老金的领取标准，让农民能得到更多养老保障。

边发吉代表

　　去年，全国范围内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已正式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统一了缴费档次，并为以后不同养老制度的统筹乃至并轨奠定了基础。
　　但是保障的起步水平仍然较低。曾有学者测算，目前90%以上城乡居民都选择100元/年的个人缴费最低档次，加上政府的30元补贴，即便交满15年，个人账户上的养老金每月也不足17元，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城乡居民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金总数，而这个数额仍是比较有限的。2015年，国家首次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55元调至了70元。 而且，各省区市的经济水平差别导致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差距很大，根据2014年的数据，最高差距高达10倍。“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年社会。养老是尊重人权，是让老年人感到幸福，本来就不应该分三六九等。”边发吉代表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革成果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我觉得这是国家民主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民之疾苦，国之要事，我们要竭尽全力，坚决把民生底线兜住、兜牢。’希望农村养老的领取标准能尽快提高，尽快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好的养老保障。”
　　张建恒代表：早日实现养老金“双轨并一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恒认为，2014年公布的取消养老双轨制政策是在养老平等方面的一大进步，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早日实现养老金的“双轨并一轨”，让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平等享受社会养老机会。“我在上届人大会议期间就提过关于养老金制度建设的建议，现在看来，国家已经下定决心要推进这方面的改革了，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他说。

张建恒代表

　　张建恒代表提出，应该注意提高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级，不光要完善目前的省级统筹，还要尽快提升为国家统筹，以提高不同省份间的互济能力。
　　所谓“基础养老保险基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中的养老保险。 据了解，社会保险遵循大数法则，即集中多数人的基金来解决少数人遇到的风险，所以统筹层次一定要高，才能提高互济的能力。而目前我国存在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级过低问题。虽然根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已有28个省区市实现了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但是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调查显示，如果真正按照“基金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这一条件来进行衡量，只有6个实现了省级统筹，其余绝大多数省份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都是市、县级统筹。因此，提高基础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郭淑芹代表：高龄、失能老人怎么办
　　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郭淑芹建议，多建设一些“医养融合”的养老机构，以解决高龄、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
　　郭淑芹代表说，在独生子女成为养老主体的社会大背景下，家庭养老体系变得非常脆弱。而且老龄人口大多患有与年龄相关的疾病，随着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心脑血管、骨关节、痴呆、瘫痪等发病和致残几率增高，这就要求社会加快发展“医养护一体化”的养老产业。

郭淑芹代表

　　她建议，结合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综合实力相对较差的公立医院改制并引进社会资本，改建为具有慢性病、老年病康复保健服务功能的养老托管机构，解决好高龄、失能老人的医疗护理问题。这样一来，可以“一举数得”：不但满足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减轻家庭养老压力，而且完善了社会养老体系，同时可以分流综合性大医院的部分康复病人。 据了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健全高龄和失能老人福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的内容。
　　袁红梅代表：社区养老不是光挂块牌子
　　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北市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认为，社区养老作为居民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政策落到实处，为老人办实事。“要办社区养老，就得有能让老人真正在这儿呆一天的地方，能吃上爱吃的饭，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事儿，不是光挂一块牌子就能解决的。”

袁红梅代表

　　袁红梅代表说，从前的社区养老政策“有是有，就是不够细化”。她正在考虑，从北京回去之后就在她的社区筹备一个“托老所”，子女上班前可以把家里的老人送来、下班后再把老人接回去，“就像托儿所一样，只是照顾的是老人。”
　　对于做这件事，她想到三个现实问题：第一，要有场地；第二，服务人员要开工资；第三，服务内容得个性化。除了第三点是管理问题，第一和第二点可能都需要政府层面协调解决。 袁红梅代表说，建议政府把社区养老的场地需求纳入考虑，可以以几个社区为单位，置换出一个适合办社区养老的场所。服务管理人员的问题，则可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