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贝贝 王 丹 韩 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一组数据被代表委员反复引用：我国高血压患者超过2亿人；糖尿病患者有9700万人，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数最多的国家；有3亿人超重，肥胖者超过1亿人，有2.5亿人血脂异常；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我国居民总死亡的85%，导致的疾病负担已占我国总疾病负担的70%。用“井喷”来描述我国的慢性病态势毫不为过，在代表委员看来，把慢性病“井喷”的态势控制住，绝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事，应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有效防控机制。
　　慢病流调需要持续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指出，慢病如今消耗了大量的卫生资源，中国很多课题组在做相关调查，但要么调查样本不足，要么调查区域受限，公众看到的都是零散数据。同行们出国开会作报告、查文献，用的还是外国人的数据。有的学者自己开展相关研究，申请科研经费，但到三五年资助期满时就得结题，而流行病学调查往往需要持续多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胡盛寿说，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有一个心血管方面的计划，他当时牵头开展中国第5次高血压调查。“但这项调查花完启动经费后，就再也做不下去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池慧指出，没有科学依据，就很难作出合理规划。国家层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关系到人口安全，中央财政应该对全国人口健康状态管理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
　　从被动医疗转到主动防卫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戴秀英说，科学研究证实，早期干预可以大大降低慢病的发病率。防控慢病“井喷”不应该决战在医院，应从以治疗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从专业行动向群众教育转变，让老百姓从被动医疗转为主动防卫。
　　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40岁之前求‘三高’（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40岁之后求‘三低’（血压、血脂、血糖要相对低）。”近几年，养生保健热愈演愈烈，一方面凸显全民对健康状况的担忧，同时也折射出老百姓对健康知识的渴求。
　　“健康教育需要相应的知识、技能、艺术与服务。”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姚树坤指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健康教育的主阵地，全科医生、乡村医生是健康教育的主力军，但主力军的健康教育知识与技能亟待提高；专科医生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也很关键，但他们因缺少技能，还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
　　姚树坤表示，应把健康教育作为全科医生、乡村医生的必修课，把健康教育作为其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任务。卫生管理部门要把社区慢病防控效果作为考核其公共卫生服务绩效的主要指标，并与个人薪酬紧密挂钩。医院必须对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教育培训，并对医务人员的落实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李立明认为，应在大众传媒广告发布审查、电视购物广告监管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发现和查处存在虚假健康信息的广告宣传。加强对涉及健康信息网站的监管，实施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认证。
　　戴秀英建议，慢病防控应充分发挥妇联、科协和爱卫会等群团组织作用。比如借助妇联的7万个妇女之家，倡导少盐少油的饮食习惯，并让她们督促家人运动，以家庭为单位提高慢病防控率。
　　多部门合作模式未形成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郑奎城说，国内慢病防治项目研究结果显示，慢病防治每投入1元产生的效益为4.98元，且干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戴秀英说，从2007年开始，原卫生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中国疾控中心连续7年在全国发起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这项仅依靠卫生系统发起的全民干预，效果不太理想。慢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以卫生系统为主，其他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戴秀英建议，国务院成立跨部委的“国家健康促进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民健康、慢性病防控的法律、政策、规划和工作机制制定，加强政策协同和措施联动，及时解决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相关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说，卫生部门应与文化部门携手，将健康文化教育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例如，在城乡文化服务机构建立健康文化传播工作组；建立城乡健康文化传播工作组间的沟通联络机制；打造试点健康文化传播标杆区域、标杆组织、标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
　　也有委员建议，人社、卫生部门应当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社区用药报销政策，为慢病患者用药提供方便。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