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琪

　　在席卷全球的人口老龄化“银发浪潮”扑面而来之时，人口老龄化对人口自身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决不亚于人口膨胀，由此引发的种种议论与纷争可谓沸沸扬扬，莫衷一是。然而，究竟什么是老龄化?我们对所谓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本身及其后果又有多少认知?如何正确看待老龄化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本文从探讨老龄化的社会后果入手，提出建构积极老龄化社会的社会管理新途径。
　　一、老龄化社会
　　(一)什么是人口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龄人口的比重，相对于年轻人口所占比重而言，呈持续增长的趋势。简言之，是指老龄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李竞能，2001)联合国 1956年发布《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社会含义》的规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14岁及以下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30%以下、老少人口比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0~14岁人口比)在30%以上、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上，即可认定为人口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宣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即可认定为人口老龄化。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可认定该国家或地区为人口老龄化社会。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3054.29万，占总人口的10.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8883.44万，占总人口的6.96%;14岁及以下儿童人口占总人口的22.89%;老少人口比例为30.41%;年龄中位数为30.85岁。(《人口研究》论坛，2009)按照国际规定，2000年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安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的高速增长，并且这种趋势将一直延续下去，预测到2030年，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到1975年为老年人口的平稳发展阶段。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4.5%到1975年的4.4%;第二阶段：1975年到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前期阶段。人口老年比例从1975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6.96%，初步进入老龄化阶段;第三阶段：2000年到2030年为人口老龄化的调整阶段。老年人口比例年均上升0.39%，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一是2000—2015年少儿人口增长率较慢，劳动人口迅速增加，老年人口增长加快;二是2015-2030年少年人口开始减少，劳动人口也出现下降，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第四阶段：2030年到2050年为高水平人口老龄化阶段。老龄化速度开始减慢，但老年人口比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李心海，2008)
　　(三)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
　　1、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到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根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到2030年，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3～3.3%，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
　　2、高龄化趋势明显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也在高龄化，并且呈加快发展的趋势。据人口普查资料，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由1953年的4.47%，1982年的6.6%，上升到2000年的9.6%。据预测，到2010年将达到2132万人，占老龄人口的12.25%。到2020年将达到3067万人，至2040年将达到5600万人，至2050年将达到9448万人，占老龄人口总数的21.78%，占世界老龄总人口的1/4。(李心海，2008)
　　3、空巢化加剧
　　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空巢家庭不断增多。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有2340多万65岁以上的空巢家庭老人，全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1][†]，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失能半失能老人接近3300万人。
　　4、地域分布不平衡
　　老龄化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1982年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1.5%，率先进入老年型城市。目前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而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地区间相差10～20年。与此相应，老龄化城乡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1.24个百分点，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而且老龄化速度也快于城市。
　　5、“未富先老”日益加剧
　　同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至10000美元以上。而我国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十二五”期间，我国依然面临“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到2025年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接近欧洲20世纪八十年代初水平，当时，欧洲大陆人均GDP已达10025美元，而我国预计到2025年人均GDP为5000美元。
　　“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三个新特征[2][‡]。
　　(四)对老龄化的理论阐释
　　1、人口老龄化
　　以人口学理论的视角，老龄化是人口再生产方式由传统再生产类型转向现代再生产类型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人口年龄结构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人口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人口处于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阶段时，人口年轻化是必然趋势;反之，当人口转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阶段时，人口老龄化也是必然趋势。(李竞能，2001)人口老龄化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成年型逐渐向老年型变化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进入老年型社会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口愈来愈多，特别是高龄老人愈来愈多。如果人口老龄化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以至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就会成为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
　　2、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理论认为，老龄化有个体老龄化和群体老龄化之分。个体健康老龄化是指一个人进入老年以后，在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仍保持良好状态，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生活质量较高，成为一个健康老年人。群体健康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成为老年型人口以后，健康老年人和健康高龄老人比重日益上升，而病残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比重逐步下降这样一个过程或一种状态。健康老龄化必须以个体健康老龄化为基础，但并不追求少数人寿命的显著增加，而是关注所有人寿命的增加幅度。
　　3、积极老龄化
　　世界卫生组织将“积极老龄化”界定为“参与”、“健康”和“保障”。“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要积极面对老年生活，不仅保持身心健康状态，而且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要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积极老龄化”更加强调老年人口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而且是家庭和社会的宝贵资源，应主动参与社会的发展，即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活动。同时获得来自于政府、社会、家庭的包括在政治、社会、经济、医疗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积极老龄化理论旨在调动与发挥每一个老年人在体力、智力、技术等方面的潜能，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发展，同时获得自身的权益、需求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保障。在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使老年人有尊严的安度晚年，延年益寿，使社会更加和谐。
　　二、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使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又是一把“双刃剑”，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遇。
　　(一)对经济的影响
　　1、导致社会抚养负担加重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老年抚养比上升。根据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老年抚养系数，从1964年的6.39%，1982年的7.98%，1990年的8.35%，上升到2000年的9.92%，2007年又上升到12.86%。(《人口研究》论坛，2009)如果老年抚养比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总抚养比就会上升，使社会抚养负担加重。而事实上，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虽然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但由于生育率下降使少儿抚养比逐年下降，且下降的速度远高于老年抚养比上升速度，所以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2005年以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到2016年开始逐步回升，到2032年将超过50%。之后，人口总抚养比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到2050年将会上升到62%，社会抚养负担迅速加重。
　　2、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期
　　老龄化虽然会对劳动力资源产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就是“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学说认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值50%为“人口红利”窗口开启标准，那么我国“人口红利”期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启，将于本世纪30年代初关闭，历经40年。在这期间，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劳动力年龄结构较轻，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市场，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口红利”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3、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呈倒“U”型变化趋势。在2012年之前，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67.83%提高到72.73%;之后将开始呈下降趋势，到2050年降到61.64%。(《人口研究》论坛，2009)这表明劳动力资源储备日趋缩减，使得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逐渐减少。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化，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会上升。我国目前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劳动力内部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并呈现加速趋势。如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以上的年长者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24%，据预测，到2040年将上升到37%左右，成为劳动力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李心海，2008)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影响扩大再生产
　　国民收入在分配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从而影响到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5、引起储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使储蓄率降低或使储蓄率增长速度减慢。从过去人口发展历史看，老年人口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提高0.37个百分点，(田雪原，2006)这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必然有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非常有利。但到了一定的时候，特别是达到了严重阶段，也就是说到2020年以后，这个变化将会逆转，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老年人的储蓄将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从而会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影响。
　　6、引起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老年人的需求由于有着许多与青壮年不同，老年人相对特殊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人口群体的特殊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包括用于老年人的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新型产业、新的行业及服务业的兴起，将会形成新的发展机遇。然而，目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老年人口的消费倾向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二)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老年社会保障是为适应和满足老年人口在物质与精神等方面的需要而提供的各种支持和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以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口老龄化将会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
　　1、增加养老金的支出
　　随着老龄化的增长，离退休人员迅速增多，退休金、养老金支出将大幅上升，社会负担将逐渐加重。1990年到1999年，我国离退休职工数由3201万人增长到3727万人，年均增长5.5%;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离休、退休、退职费用总额)由396亿元增加到2421亿元，年均增长22%。退休金支出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由1990年的13.4%上升到1999年的24.5%。(李心海，2008)国际上认为，养老金的储备占到国民经济收入的10%或者工资总额29%定为警戒线。我国养老金将在2030年达到30%，突破这一警戒线。(田雪原，2006)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在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中国基本养老基金将在2032年左右开始出现收不抵支。
　　2、增加公共医疗保障费用
　　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将大幅上升。从1990—1995年，我国离退休人员以每年平均6.1%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国有单位离退休人员保险福利费中医疗卫生费每年平均增长26.5%。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与在岗职工保险福利费中医疗卫生费比例约为2.2：1。(李心海，2008)随着离退休人员的迅速增多，这一比例还将不断提高，对政府预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也将产生愈来愈严重的影响。
　　3、挑战传统的养老模式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的进一步加速，特别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母在未来五年间，将集中步入“60岁”阶段，使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预计在2010—2040年间，20—30%的老年人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些老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经济保障将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传统的大家庭已解体，家庭保障功能被削弱，大量的纯老人家庭将面临保障缺失的困难。而且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高龄老年人不断增多，家庭供养能力下降，必然会对社会养老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削弱了家庭养老的能力。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如果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善，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将严重制约和谐社会构建。
　　2、对法制建设和社会伦理提出挑战
　　老年人属于社会中相对脆弱的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相对比较容易受到侵害。我国的《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虽然对家庭和抚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涉老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当属赡养问题。这既同法律有关同时也同社会伦理有关，它充分说明了我国现有老年人权益及保护的法律和法规需要继续完善的，也反映了我国适合与老年人生存相关社会伦理环境受到了影响。
　　3、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老龄化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独生子女家庭愈来愈多，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社会上的“独居”老人、“空巢家庭”愈来愈多，由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共同组成的“两代纯老家庭”也将愈来愈多，这些老人的生活起居、医疗护理、日常照顾等问题,往往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老龄化还会使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社会活力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可持续发展。
　　4、老年人口的管理服务社会化服务不足
　　在过去城市对老年人的管理服务基本上是政府包办，企业、单位自行管理。农村则以家庭保障为主，缺乏社会制度性保障。这种状况客观上造成老年人所享受的服务不均等。同时也造成企业、单位管理负担加重，社会管理服务资源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人口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在扩大。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共同作用下，出生人口率下降，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供养能力相对削弱，家庭提供照料老人的资源显得不足。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与人口老龄化形成反差，这是一对新矛盾，也是一个社会性难题。
　　5、老年文化教育事业有待发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新事物不断涌现。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不断学习，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党的十六大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新思想。而长期以来，中国的老年教育相对滞后，适合老年人的文化设施落后、匮乏，不适应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6、对科技进步有积极影响
　　身体健康、知识积累、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也就是老年人力资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利于科技进步的。
　　三、建构积极老龄化社会的途径
　　积极老龄化理论认为，积极老龄化社会是一个具有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能力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有能力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作用、不利影响，逐步解决因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使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等关系相互协调，使社会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一)拓展养老理念，构建积极老龄化社会
　　应当以全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养老问题。“养老”作为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观念一直传承下来，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当“养老”这个字眼开始频繁出现时，越来越多的概念都被赋予了“养老”的涵义，诸如“被赡养”、“年老体弱多病”、“精神孤独”、“养老负担”、“未富先老”等等。“养老”被固化为老年人“被赡养”的观念以致被扣上“沉重的养老负担”、“利益争夺者”的帽子。
　　从社会公正的理念来说，社会公正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评判，其实质是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各种义务由社会成员合理承担，每个人都应承担其所应承担的。(《人民日报》，2011)而要实现这种合理的分配与承担，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公正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体现了一种制度安排。
　　老年人因年龄因素使身体机能有所退化以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应获得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与社会成员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样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同样应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要用社会公正理念拓展养老理念，为老年人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的制度环境。养老理念应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不仅应当注重道德规范、衣、食、住、行、医，更应增加新的含义，实现健康、积极、幸福，和谐，实现“六个老有”的目标。
　　积极老龄化的价值取向就是要超越养老资源和能力的丧失对老年生活和老龄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实现最终幸福的老龄化。按照“积极老龄化”“参与”、“健康”和“保障”的思路，既应该鼓励和支持家庭对老年人进行赡养，又要积极倡导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制定“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和计划，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参与和保障，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首先，全社会都要关心老年人，努力营造支持良好环境，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使他们有平等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生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第二，加强基础生物学对衰老机制的研究，使老年人具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提高其生命质量。第三，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从社会公正的角度保障老年人获得各种合法权利的使用，积极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构建积极老龄化社会，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将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合理配置资源，从物质基础、制度安排、健康促进、政策支持等方面，积极做好各种准备，营造一个保障老年人生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充分保障老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
　　(二)尊重老年人价值，发挥老年人潜能
　　美国学者理查德﹒A﹒波斯纳在《衰老与老龄》著作中对衰老和才能的关系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洞见：人的才能是多维度的，衰老过程并不是带来所有维度才能的下降，某些维度(如经验与智慧形式的固态智力)非但不下降反而上升。而不同职业对于才能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对于一些需要更多发挥固态智力的职业，例如中医、律师、学者、管理者等，往往是年长者才有卓越的表现。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到70岁时只用了大脑潜能的5～10%，还有90～95%的潜能尚待开发。老年人群中蕴藏着巨大的智力资源和敬业奉献的精神资源。在我国1.5亿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离退休干部，有1/5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其中1/3的人至今还受聘于现职岗位上，带领研究生、博士生，攻关尖端科学，继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充分挖掘老年人之所长，消除年龄歧视，重视老年人价值，创造有利于老年人参与社会、发挥余热的政策支持环境。
　　管理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即以“能力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能本管理。在现代，人们对物质方面的兴趣开始淡薄，而对人的创造能力的关注日益增长。面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许多思想家从文化价值和人性上思考，认为实行“人的革命”是避免高代价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人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和智力，把人塑造成“能力人”。( 人才市场报，2008)对老年人实行以“能力人”为基础的能本管理，应充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充分调动老年人的智力资源和工作能力，发挥其潜能，以体现老年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强化老龄工作，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解决老龄化问题，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老龄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千家万户和每个人的利益。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党政领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基本方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大胆创新，开拓进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统筹解决老龄问题的新体制新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老龄工作格局，完善老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强化老龄工作，就要关注老龄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和盲点。当前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是老龄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中央已经确定了基本框架，但在具体制度设计实施方面还相差深远，其中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目前只是处在试点阶段;老龄的热点问题在于空巢老人的照料;难点问题在农村，农村传统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忽视老年人群体的价值，如何发挥老年人自身作用和潜在的价值，是老龄工作的一个盲点。
　　为适应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新要求，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社会管理理念尤为重要。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就要在强化老龄工作中眼光长远，大胆创新，构建一个适应积极老龄化的中国特色助老体系。中国特色的助老体系是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老年、全过程、全方位，集文化、政策、产业、单位为一体的大服务体系。助老的“老”不仅仅是指对老年人提供的各种帮助，也包括对老年家庭、老年机构、老年社区、老年产品、老年产业、老年文化和老年事业提供的经济、文化、人力、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社会支助(穆光宗，2008)。强化老龄工作，要有助于维护老年人自尊、独立、参与、欢乐的权利，帮助老人体面地、幸福地度过晚年，而不是让老年人失去独立性和人格尊严。在老年人遇到功能缺损和资源缺失的情况下，扶助老年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了构建“积极老龄化”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要具备战略性的思维和准备，着眼于应对老龄化战略体系建设、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老年宜居环境体系建设、老年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老年健康支持体系建设、老年群众工作体系建设，全方位做好准备，消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就业、教育体制和社会养老制度还不够健全，现实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还存在很大差距，很多人不敢奢望依靠社保来养老，而“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也无法传承“养儿防老”的养老方式，这就为创新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从传统的、单一的模式逐步走向现代的、多元化的模式，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形式多样、网络健全的养老管理与服务新格局。
　　参考文献：
　　1、李竞能编著，《人口理论新编》，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3);
　　2、《人口研究》人口与发展论坛：中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保障60年回顾及探讨，2009(5);
　　3、李心海，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2008;
　　4、田雪原，博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专题研讨，2006;
　　5、西方管理理论发展新趋势，人才市场报，2008.(4);
　　6、呼吁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人民日报，2011.2.16;
　　7、穆光宗，构筑中国特色助老体系，2008。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