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阳和 魏婉笛

　　李小梅认为在心脏中心小儿科，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作为儿科医生的价值，还能收获众多的爱和感恩。

体重不到50公斤的李小梅，却要身着10多公斤重的彩色铅衣工作。

　　李小梅的拿手绝活就是射频消融——通过心导管将射频电流引入心脏，消融特定部位的局部心肌细胞，从而阻断折返环路或消除异常病灶，治疗或根治心律失常。无数心律失常的患儿有她出手相助，重新恢复了心脏的正常律动，得以健康成长。而每每看到病怏怏的孩子又有了活力，李小梅最为开心，笑容也更加灿烂。
　　每周二，在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华信医院）新住院楼的心脏导管室，李小梅的身影总会如期出现。体重不到50公斤的她，却身着10多公斤重的彩色铅衣。这让纤瘦、柔弱的她多了几分女将军的英姿，手术室就是她纵横捭阖的“战场”。她脚踩X线机，适时地轻轻点踏，双手娴熟而灵巧地转动导管，如同蚯蚓般蠕动，锁定目标后即刻放电、消融。无论多么细微难寻的病灶，最后也都被她一一收拾。整个过程，没有鲜血淋漓，没有刀光剑影，却同样惊心动魄。
　　改写记录，把小儿射频消融手术的最小年龄降低到3个月
　　在小儿射频消融领域，李小梅的手术量一直遥遥领先于全国同行。到目前，我国一共开展了3000多例小儿射频消融手术，而李小梅一人就占了其中1000多例。2013年，年近六旬的她再次创下生命奇迹——成功完成国内首例3月龄婴儿射频消融术。
　　2013年春节前，李小梅收治了一名3个月大的多源性房性心动过速女婴。患儿小然然来自河南新郑，出生后即发现心律失常，心率持续在每分钟240次以上，最快时达到280次。父母抱着她辗转于当地各大医院治疗，但顽固的心动过速始终得不到控制。孩子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哭闹不停，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最终，他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到了心脏中心小儿科主任李小梅。
　　“小然然刚来时，体重不足4公斤。她心动过速之顽固，对药物的反应性之差，死亡风险之高，是我接诊的心律失常患儿中最棘手、最令人揪心的！”李小梅说。
　　婴儿出生后的正常心率应该是每分钟120～140次左右，而小然然的心率是正常婴儿的两倍，需尽快终止心动过速，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李小梅立即决定多种抗心律失常药物联合应用，静脉与口服药联合应用。
　　婴儿血管极细，加上之前经多家医院静脉治疗，可用的浅表静脉所剩无几。李小梅找来医院资深的麻醉科主任，帮小然然经脖子置入了深静脉导管，为临床用药提供保障。然而，接下来的药物治疗过程非常不顺。各种可用于婴儿的抗心律失常药物联合、不同组合甚至超量应用，均未能有效控制其心动过速。李小梅面临着“两难”：加大药量，药物毒性已显现；减小药量，心率将进一步增快，损伤心功能。接下来怎么办？
　　54天过去了，小然然仍在生死线上挣扎。除夕夜，李小梅接到医院值班医生带着哭腔的电话：小然然已经一天不吃不喝，对外界没了反应。屋外，喜迎新年的鞭炮声不绝于耳，李小梅却丝毫感受不到新春的喜悦。这天晚上，她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要不要最后试一把，给小然然进行射频消融手术？
　　她当然清楚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首先是患儿血管过细，术中血管穿刺可能失败，不能置入足够的导管导致手术无法进行，甚至发生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其次是导致小然然心动过速的机制并不清楚，手术没有成功的把握；另外婴儿心脏容积太小，导管在心腔中操作空间小，大大增加了手术难度。但想到这是挽救小然然的唯一方法，李小梅决心勇闯禁区。
　　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李小梅立即着手准备手术。为减少对孩子血管的损伤，增加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她连夜与导管生产厂家联系，调来全国唯一一根更适合婴儿的6F粗细的消融导管（正常的是7F粗）。为得到家长充分的理解，她反复与他们沟通，讲清楚手术的种种风险及失败的可能。
　　手术开始了。在最有经验的麻醉师给小然然实施麻醉后，李小梅小心翼翼地穿刺左右大腿根的股静脉，沿血管送入两根细小的电极导管。通过心内电生理检查，确定导致小然然心律失常的原因竟然是多源性房性心动过速。面对这一非同寻常的小儿心律失常，李小梅屏住呼吸操作：标测，放电消融，再标测，再放电消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全组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手术获得成功。监护仪上，小然然的心率显示恢复正常。手术室外，患儿家长朝走出来的李小梅深深作揖。
　　回到病房的小然然能吃能喝，一天天长大，还会冲着来查房的李小梅微笑。那甜甜的、天真的笑容让李小梅开心不已，每次查房总忍不住逗逗小家伙。
　　让李小梅自豪的是，小然然还是目前国内接受射频消融年龄最小的孩子。在这之前，接受小儿射频消融手术的最小年龄是6个月，也是由李小梅多年前完成的。如今，她又一次改写了记录，把小儿射频消融手术的最小年龄降低到3个月。
　　“在我手里，射频消融手术没有死过人”
　　作为我国小儿射频消融技术应用的第一人，李小梅在这个领域已经摸爬滚打了20年。
　　上世纪90年代初，射频消融技术刚刚起步。1991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胡大一教授从美国学习交流归来，带回了这一新兴技术，用来治疗成人心律失常。但儿科领域也需要射频消融技术治疗儿童的心律失常，谁才能担当这一重任呢？胡大一教授把目光瞄向了自己的同事李小梅，希望她能把小儿射频消融技术做起来。
　　“当时，我还在德国留学，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射频消融，而且不能想象预激综合征怎么能通过射频消融技术来治疗。”李小梅回忆说。但在胡大一教授看来，李小梅是做这一技术的不二人选。
　　出国前，李小梅已经在小儿心律失常的检查和诊断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小儿心内科专家，她从1985年起就开始应用介入方法对患儿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前的心导管检查和对小儿心律失常的心内电生理检查诊断，并于1990年在《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小儿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腔内电生理检查》。在此之前，这一领域国内尚无人涉足。
　　当时，对于小儿预激综合征的治疗是开胸手术心外膜标测治疗。这在当时已属先进技术，仅有少数心外科医生掌握，但其创伤大，效果也不甚理想。
　　1993年底，在德国Essen大学攻读完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李小梅如胡大一教授期待的那样，开始致力于应用射频消融治疗小儿快速型心律失常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小儿射频消融手术很难，起始阶段更难。主要体现在：第一，穿刺血管有难度，因为小孩的血管非常细小，穿刺难度明显高于成人，需要小心翼翼地穿以避免血管并发症。第二，管子要置到位，也是一个难点，特别要求操作灵巧，并充分理解心脏结构。第三，心内电生理机制复杂。就是把管子送到心脏里面，做小儿心内电生理检查，来确定心律失常的机制，也要有扎实的电生理基础、丰富的经验和悟性。”李小梅清晰地记得，1994年4月的一天，她开展了第一例儿童射频消融手术。紧接着，7月份，她又完成了第二例手术。此后，她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娴熟。
　　李小梅是一个特别注意总结、学习的人。每一次手术后，她都会把患儿的详细情况记录在本子上，包括患儿的年龄、病情、手术时间、术后情况等都无一遗漏。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1994年到现在，她所记录的几大本病例，见证了她从稚嫩到成熟的转变。
　　随着手术量的增加，李小梅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慕名来找她看病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还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时，李小梅做的小儿射频消融手术量就位居全国第一。
　　2009年，她调到了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许多患儿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她的新去向，追随过来找她看病。如今的她更繁忙了，做的手术越来越多。2013年一年，她的手术量就突破了200例。尽管这其中有很多都是高难度的手术，但李小梅欣慰的是：“在我手里，射频消融手术没有死过人。”
　　李小梅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经心内膜起搏治疗小儿缓慢性心律失常，率先植入左房左室心外膜电极永久性心脏起搏器以保护患儿心功能。患儿最小年龄为出生后1个月。这些成绩奠定了她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2013年，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小儿心律失常工作组成立，李小梅当选为组长。她说，她接下来要致力于小儿射频消融和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的推广和规范工作。这种责任感源于她掌握的数据：“小儿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发病率在3％。～4％。，我国每年此类新生的患儿有46800～62400人，治疗的需求可见一斑。”另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是，目前，能做小儿射频消融技术的医院全国才8家，一共做的例数也就3000多例；而能做成人射频消融的全国有700家医院，手术例数达35万～40万。
　　“我这一生没白活，还做了些有意义的事”
　　现在，年近六旬的李小梅每个工作日都过得紧凑而忙碌。通常，她早上7时准时来到病房，向夜班的医生了解孩子们的状况，7时45分参加心脏中心主任会。接着，交班、查房，带着医生把病人从头到尾看一遍。到了9时，她开始出门诊或手术。遇到寒暑假看病高峰期，经常到中午1时，她上午的门诊还没有结束。每周二是李小梅的手术日，高峰期她基本每周都得做八九台手术，最多她一天做过7台手术。
　　周一下午，是李小梅跟患儿家长进行术前谈话的时间。这是她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李小梅说：“从我第一天做手术起，所有的手术我都要亲自和患儿家长谈话沟通，谈话内容包括疾病原因、手术原理、手术成功率、复发率、可能的并发症和术前术后注意事项，以获得家长的充分理解和信任。作为医生，我们要是处处为孩子着想，家长一定能感受到。”
　　除了临床工作，李小梅还有很多会议、外院会诊、课题研究、教学工作要做。作为博士生导师，带教学生也是她的重头工作。目前，她手头指导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有3名，博士研究生4名，还有1名博士后。
　　性格温和的李小梅在学生眼中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严师。从选题敲定到督促研究再到写论文，每一个环节她都是严格把关。“写论文时，李主任改得非常认真，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等到论文要发表时，她还要总结，找出哪些不足，修改后再发表。”李小梅的博士生刘海菊说。也因为如此严格，李小梅和她学生撰写的论文都发表在国内外的核心学术期刊上。
　　在临床实践中，李小梅要求手下的年轻医生“稳扎稳打求进步”。由于开展小儿射频消融治疗的高难度和高风险，医院里除了李小梅，还没有其他医生能独立操作完成这种手术。助手的每一步操作她都死盯着，绝不允许出并发症。
　　“即使患儿出了血肿，虽不是很严重，我还是把他们骂得很厉害。”李小梅这种近乎苛责的要求，是缘于她对病人的责任心：“病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我必须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给予他们最好的治疗！”
　　李小梅对于好大夫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替病人着想”。做射频消融，进行心内电生理检查，都有放射性。为了保护孩子，李小梅会在孩子身体底下铺上一块铅衣，尽量把辐射降到最低。而对她自己的健康，李小梅“没想过”。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多年手术累积的辐射量致使李小梅的白细胞长期处于正常值的最低限。严重的时候，她的白细胞只有3000多（而正常人的白细胞通常在4000～10000）。为此，李小梅不得不暂时停止手术。可只要白细胞数一升上来，她就立马恢复手术。她放不下孩子们。
　　尽管很忙、很累，但李小梅却过得很舒心。因为在心脏中心小儿科，她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她作为儿科医生的价值，还能收获众多的爱和感恩。在病房走廊的墙上，挂着一幅幅艺术作品。有十字绣，有字画，还有合影照片，这些患儿家长留下的纪念品把病房装饰得如家园般温馨。在她的办公室，还收藏着各种祝福的卡片，是那些从她这儿走出去恢复了健康的患儿的馈赠。
　　看着这些，李小梅偶尔会感慨：“我这一生没白活，还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图片由李小梅本人提供）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