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京三家医院的跟访报道

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治疗病房主任杨可冰。北京回龙观医院供图

北京老年医院临终关怀病房护士周艳青。北京老年医院供图

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王淑珍。北京朝阳医院供图

　　近年来，我国暴力伤医事件频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医患双方不信任。北京市医管局连续两年组织“医患双体验”活动，旨在增强医患之间的理解和信任，重塑和谐医患关系，化解医患信任危机。近日，本报3名新入职的记者参加“医患双体验”活动，深入3家不同的医院，体验了精神科医生、临终关怀病房护士、妇科医生等不同岗位，跟随医务人员出门诊、查房，记录他们的辛劳工作。今天，我们推出这组报道，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编者
　　
　　北京回龙观医院杨可冰
　　医生和病人一起坚持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饮酒？”“一般喝什么酒？白酒、啤酒还是其他？”“什么时候喝得凶？”“想戒酒，您自己有没有决心？”……
　　8月22日上午8点，记者跟随北京回龙观医院酒依赖治疗病房主任杨可冰出门诊。面对各种前来戒酒的病人，杨可冰总是不厌其烦地从这些基础问题开始。既向患者提问，也向家属提问，从中掌握病人饮酒的历史，也借此观察病人关于戒酒的态度以及考察病人的记忆能力。
　　杨可冰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毕业后到北京回龙观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
　　又一位病人走进门诊室，这是当天第四位前来咨询戒酒的病人。病人坐下时身体略微有些颤抖，这让杨可冰有些担忧，但他依然沉稳地与病人沟通。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
　　“就这几年喝得多点，就这几年的事。”病人显然有些回避问题，没有正面回答。
　　“那您来说吧，您老伴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面对病人的回避，杨可冰转向病人的家属进行询问。
　　“大概就2011年开始喝得厉害，都管不住……”病人家属也没有完全理解医生的意思，开始抱怨病人饮酒影响正常家庭生活和工作。
　　“您稍等一下，听明白我的问题，您老伴从什么时候开始饮酒，咱们慢慢一步一步来。”在适当的时机，杨可冰打断了家属的抱怨，再次重申了自己的问题。
　　“几岁开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俩结婚的时候他就喝酒了。你自己说，几岁开始喝酒？”家属说。
　　面对亲人的提问，病人终于不再回避：“十几岁吧，快20岁的时候开始喝。”
　　“快20岁开始喝，您今年50多岁，那得有30多年的饮酒史了。喝酒的时间挺久的。”杨可冰对病人及其家属说。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喝酒喝得凶了？”
　　“就这几年，就这几年。”病人急忙回答。
　　这样的对话还在继续，病人一直在回避，家属总对病人抱怨，沟通一直不畅。杨医生则不急不躁，耐心倾听，不断重申问题，引导病人和家属准确回答。除了了解病人饮酒的情况，杨医生还通过一系列的身体及心理状态检查，观察酒对病人身体机能的损伤情况。“饮酒过多会损坏人的肝脏、认知能力、记忆能力及情绪控制等。”杨可冰说。
　　“任何行为上瘾，甚至只是养成习惯都是很难戒掉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每天早餐都得吃油条，养成习惯了，让他早餐不要吃油条，对他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很难改变的。”杨可冰这样说道。
　　10时30分，借着病人做检查的空隙，杨医生才有机会喝口水，去趟卫生间。还未等杨医生回到门诊室，病人已先到一步。回到门诊室的杨医生再次投入到工作中。11时40分，杨可冰结束了上午的门诊，他说：“赶紧去食堂吃饭，病房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呢。”
　　13时30分，回到病房区的杨可冰开始查房，一一问病人：感觉如何？症状有没有减轻？有没有觉得舒服点？他不时提醒病人要穿好衣服，别着凉。这种朋友式的问候，让病人减少了心理负担。
　　16时30分，病房进行了早晚班交接，但杨医生的工作仍未结束。他说：“物质依赖的治疗是长期的，病人要坚持，家属要坚持，医生也要坚持。”
 
　　治病需要爱心与耐心（记者手记）
　　酒依赖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医生、病人、家属的全程参与。
　　患者家属迫切希望医生能快速、一劳永逸地让病人摆脱酒精的影响。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后，若没有出现预期效果，许多人倾向于埋怨医生，放弃治疗。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家属对治疗的难度、长期性及反复性没有足够的准备。由于家属莫名的急躁和焦虑，许多治疗过程就在这种焦虑和不信任中被打断，只能增加病人治疗的难度。
　　治疗过程的沟通交流，能帮助患者建立起对医生的信任，谨遵医嘱，一步一个脚印进行治疗康复。通过这次体验，记者为医生的尽责动容，也真心希望家属对医生多一分信任，多一分耐心，与医生并肩作战，共同陪伴病人康复。
　　
　　北京老年医院周艳青
　　看见最多的就是死亡
　　本报记者　王浩
　　医院是大多数人离开世界的最后一站。8月22日上午8时，记者来到北京老年医院，跟随临终关怀病房护士周艳青体验护理工作。她从事护士工作已25年。
　　交班时，夜班护士交代了每一位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注意事项，周艳青开始一天的工作。临终关怀病房共有20多位临终老人，她负责其中6位老人。
　　周艳青在病房认真检查每位患者的身体状况。查房后，紧接着做日常护理，包括配液、输液、吸痰、测血糖、量体温等，还需要执行医生临时医嘱。她像陀螺一样一刻不停歇，来来回回穿梭在配药室和病房之间，连看一眼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有些看似简单的护理工作做起来十分费力。”周艳青此刻正在给一位昏迷的老人打针。患者长期昏迷，上肢蜷缩，在护工的配合下，她先把患者的胳膊抬起来并固定住，然后仰着身体，仔细地寻找血管。旁边工作人员开玩笑说，周护士的打针姿势难度真高。
　　临终关怀病房的病人长期昏迷，能交流的寥寥无几。周艳青推开一间病房的门，对记者说，这位王教授还能做简单交流，每次来换药，她都和他说说话。
　　“王教授，您还认识我吗？”
　　“认识你，你是我住过的三个医院服务态度最好的护士。”
　　“那我是谁？”
　　“你是小李。”
　　“我是周护士。”
　　周艳青转过头对着记者苦笑。王教授虽然能说话，但是意识不是特别清楚，而且因为白内障完全看不见。
　　和病人无法交流，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难度。根据病人的描述作判断，有些症状需要及时告知医生，有些症状进行普通护理就行。周艳青无法获得病人真实感受，只能靠经验来作出判断。
　　忙完日常检查和护理，执行完医嘱，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这是周艳青一天难得可以喘息的时段。简单地吃过饭后，她回到办公室开始填写各种表格。她说：“坐着填写表格，对我们来说就是休息。”
　　“我们人手真的太少了。”这时赵护士长走过来说，“美国医院护士和病人比例可以达到1∶1，像周护士一个人就负责6个人，工作量真的很大。”
　　13时，同样的流程再次继续，配液、输液、测体温、测血糖、执行医嘱……
　　下班前，有护士进来提醒某位患者停用所有的点滴。周艳青说，这位患者因为长期卧床，血管和骨骼已经畸形，外部进入的液体无法顺畅地在体内流通，和他的家人商量后，决定停止输液。没有了药物帮助，病人很快全身感染，最多也就几天的时间。
　　一位护士进来对周艳青说，下周你回来上班，可能就见不到22床的病人了。医生说她最多只能坚持2天了。
　　16时，周艳青交接班，结束一天的工作。她说：“我们见的最多的就是死亡。”
 
　　为生命赢得最后尊严（记者手记）
　　临终关怀病房是北京市老年医院的特色病房。这里不像急诊室那样喧闹忙碌，不像ICU那样时刻处于备战状态，而是非常安静，只有护士和医生偶尔喊话的声音。每个病人也都保持相同的姿势，静静地躺在床上，手里握着卷成柱状体的毛巾，以防止手掌长期蜷缩产生变形。全身插满管子，头上的机器嘀嘀地记录着生命的迹象。
　　这些老人被医护人员精心照料着，安然地去世。我国未富先老，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超过10%，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越来越多。但是临终关怀在我国还受重视不够，提供相关服务的医院和社会组织力量十分有限。临终关怀不只是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更需要对生命的敬畏。周护士事无巨细，即使再平常不过的输液，她都要反复确认，这种较真的劲头实际上是对老人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
　　医院是每个人生老病死的地方，也是让人对生命产生敬畏的地方。暴力伤医挽不回生命的尊严。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医患双方需要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携手为生命赢得尊严。
　　
　　北京朝阳医院王淑珍
　　病人的信心来自医生
　　本报记者　王观
　　8月27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朝阳医院，跟随妇产科副主任王淑珍进行查房。
　　14时，她刚刚做完手术开始吃午饭。此时休息室的桌子上还有很多未开封的盒饭。这对于王淑珍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她说：“一台手术几个小时，午饭不能按时吃已经是常事了，3点前能吃到午饭就很满足了。”
　　52岁的王淑珍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已经在医院工作了29年。记者问她，妇科是不是相比产科要轻松一些？王淑珍苦笑着说：“也不轻松。”话音未落，一旁吃饭的另一位医生说：“妇科是持久战，产科是游击战。产科一台手术两个小时也就结束了，妇科有时需要五六甚至七八个小时。”王淑珍补充道：“有的年轻护士上完夜班第二天接着上一天白班，真的是特别辛苦，很不容易啊！”
　　妇科的病房位于朝阳医院D楼妇科二病区。吃过午饭，王淑珍开始查房，一个一个床位地看，对每个病人都细心地询问：“手术做完感觉怎么样啊？”“今天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边询问边亲自走上前去做妇科按压检查，查看病人治疗信息及恢复情况。她医术手法熟练，待人随和，做事干练，病人们都很信赖她。
　　查房不只是了解患者的病情发展，还能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增加医患互信。前段时间查房，有一位住院的老太太突然拉着王淑珍的手说：“王主任，我错怪您了。”原来老太太之前想挂王淑珍的号，发现她每周只出诊两次，心里责怪怎么能只出诊两天呢？住院后才知道，门诊只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医生也得看住院的病人，还有很多手术需要做。
　　除了病房检查，王淑珍还需要带新住院的病人到妇科检查室做检查。妇科检查室只有一张检查床，需要病人挨个进去。
　　“等一下，没有铺一次性床单，你怎么就坐上去了？”在检查床上检查，需要铺上一次性床单，防止不同病人间交叉感染。王淑珍善意提醒，就好像是患者的家属和朋友。
　　“这是第五个疗程了吧？”王淑珍边写治疗单边对一名化疗的患者说。她记着每一个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位60多岁的患者卵巢癌术后6年复发，每3周来一次进行化疗，当天刚好是新一轮化疗。王淑珍戴上手套，熟练地拿出一次性窥器检查：“恢复得挺好，最近没有什么异常吧？继续做一个疗程吧！”病人说：“啊？我觉得不用做了，已经挺好了。”王淑珍语气严厉地说：“那可不行，按照治疗规范你还得再继续化疗……你再坚持坚持，才能好得彻底！”病人像孩子一样乖乖地听着 “教导”，笑着离开了。
　　“你出现这个症状多久了？”这是一位新来的50多岁患有宫颈癌的外地患者，王淑珍在出门诊时安排她住院治疗。“你确定吗？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症状？”王淑珍眉头紧锁，显然对患者支支吾吾的回答表示怀疑。她语气放平缓，继续耐心地询问：“你生过几个孩子，都是顺产吗？”“那你最近一次出现不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出血？是什么样的？”听着患者的回答，王淑珍紧锁的眉头慢慢地舒展。
　　“好的，下一个进来吧！”就这样，王淑珍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对每个病人进行检查，完成了下午的医疗查房和检查。
　　17时，记者和王淑珍道别，但她还要留在办公室，与其他医生对第二天需要手术的病人进行再次讨论。
 
　　医生辛苦超乎想象（记者手记）
　　结束在北京朝阳医院的体验，我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医务人员连轴转，辛苦程度超乎常人想象。他们有时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按时休息，身体上心理上都承担着巨大压力，自己的家庭疏于照顾，还对病人担负着重要责任。
　　人们常说“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很多时候源于患者不理解医生。而要消除社会对医生的误解，媒体是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在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医生询问记者，身边有没有从事医务工作的朋友或亲戚？我感受到他们渴望被理解的心情。事非经过不知难，真正体验医生工作的辛苦，才会从医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一分理解，多一些宽容，医患关系才能更和谐。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