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赴塞拉利昂特派记者　张建波

　　我叫张建波，今年28岁，是人民日报非洲中心分社记者，2011年12月来到南非工作。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金哈曼路医院靠近门口的长凳上。
　　今年3月，几内亚当局宣布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暴发后，疫情在西非地区迅速蔓延，7月后愈发严重。7月下旬，我受报社指派，紧急前往塞拉利昂。
　　由于经营塞拉利昂航线的9家航空公司中有5家航班暂停，我于南非时间8月14日乘零点40分的飞机前往肯尼亚，转乘肯尼亚航空的飞机经停加纳后飞抵塞拉利昂，全程共耗时近20个小时。从抵达当晚到后来的几天里，每天的采访任务都很紧。为了解当地情况，我曾徒步前往弗里敦阿伯丁区的主要码头、店铺和药店。
　　在这种特殊时期，许多人远离塞拉利昂而去，中国医生、中国企业却一直在坚守，让人感动。尤其是从中国来到非洲支援的医疗人员，奋战在医疗前线，所以很难采访到他们。
　　3月27日，我在采访中国援几内亚第二十三批医疗队当天，医疗队队员曹广却开始接受隔离。曹广结束隔离后，我有好几次打电话想采访他，又赶上他们正紧张地与第二十四批医疗队交接，最后几经周折才联系上。
　　而在采访因接触感染者而接受隔离观察的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王煜时，他刚结束隔离两天。王煜所在的医疗队在金哈曼路医院工作，因为这里接诊过埃博拉患者，来看病的病人数量有所减少，但王煜和医疗队其他成员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以前走廊里挤满了排队看病的人，现在很多人生了病也在家忍着，不得已才会来医院”。记者看到，由于穿着防护服，王煜满头大汗，仍在用英语同病人和当地护士进行交流。
　　一位全副武装的中国医疗队医生告诉我，“雨季是塞拉利昂最凉快的季节，但即便如此，穿防护服、戴手套、口罩、护目眼镜对医务人员仍是考验，穿上几个小时全身是汗。若是在旱季进行这样的个人防护，半个小时就是极限了。”
　　雨季的塞拉利昂，美得让人心醉。但这个国家被外界熟知，却是因为埃博拉。
　　有时，我戴着手套和口罩走在路上，人们会投来好奇的目光。在药店工作的法姆纳说，“店里的一次性手套，一副的价格是2000利昂（约合2.8元人民币）。”这么算下来，戴几个小时就要换下的一次性手套足够买两块面包了。在这里，个人防护用品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完全是奢侈品。
　　阿尔法在弗里敦开了30多年出租车。“十几年前战争结束后，国家慢慢稳定，游客也多了起来。可突如其来的疫情又打破了平静，跟近10年的战争相比，无影无踪的埃博拉更可怕。”阿尔法说。
　　塞拉利昂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我做好了继续坚守的准备。
　　“我一天天老去，女儿想去国外读书追求她的梦想，我希望她能离开然后重新回到祖国”，出租车司机默罕默德对我说，“如果没有埃博拉，塞拉利昂会有多美多好。我希望你离开塞拉利昂以后也还会回来。”
　　塞拉利昂，我愿继续坚守。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