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余运西 孟小捷

　　让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科学、有效的救治，是郭建勋（左）坚持科研创新的最大动力。

　　一张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卡片，在上面一勾一画、一翻一折便能全面、快速、科学、准确地记录和显示患者的伤病信息。这一被业内人士称为救命“魔方”的检伤分类卡片，为患者铺设出一条从院外到院内紧急救治的绿色通道。它的研制成功结束了由外国学者引领检伤分类领域的历史。这一成果源自一位基层急救医生20多年的实践和智慧。
　　在今年第4期的《中华灾害救援医学》杂志上，主打栏目“专家论坛”共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国际救援队首席医疗官、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等人，另一篇则出自山西省吕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郭建勋之手。这篇有关“检伤分类”的研究文章，颇得郑静晨院士的认可。作为杂志主编，他特意将其安排为当期“专家论坛”的开篇之作。
　　郑静晨院士的肯定让郭建勋这位在基层医院工作20多年、一路摸爬滚打却从不放弃创新梦想的急救医生坚信一点：“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只要你敬业、努力，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
　　研制一种更科学、更实用的急救标识卡势在必行
　　1989年郭建勋刚调到吕梁市人民医院时，领导让他先去急诊科锻炼，然后再回去干他的骨科专业。没想到，他不但把医院这最苦最累的活儿一直干了下来，还干得津津有味，甚至雄心勃勃地做起了前沿科研。
　　作为一位急救医生，应对突发事件、参与紧急救援是分内之责。但每一次参与救援，郭建勋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字——乱。“投入的人力物力虽多，但效率较低。特别是信息发布不一致，公安、交警、消防、医疗往往不能合理协调，非常被动。”郭建勋说。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伤员数量大，伤情复杂，重危伤员多，转运、分流困难。一幕幕熟悉而又艰难的救援场景让郭建勋越发清晰地认识到，群体伤员的救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各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综合协调，而信息资源的共享是基本保证。“从汶川大地震到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显现出一个硬道理，那就是科学救援。不论什么样的灾情、环境、救援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检伤分类，分清轻、重、缓、急，然后按先抢后救、先急后重的原则进行处理。”郭建勋说。
　　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检伤分类卡，也缺少统一的分诊标准。“国内对检伤分类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各地的做法也不同，有的采用一些简易的彩色布条、硬纸卡片、硬塑料牌、彩笔勾画等方法标记患者的病情。大家各行其是，救援一线采集的信息无法有效地传送给后方，严重影响了急救效率。”郭建勋说。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就无法从宏观上对伤亡人数、伤情轻重和发展趋势等作出全面的考量，直接影响救援决策。
　　此外，现代社会的群体性伤害事件不再以单一的外力性、物理性伤害的形式出现，生物性、化学性、辐射性伤害事件也在不断发生。郭建勋认为狭义的检伤分类一词及其运用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突发事件救援的需求。研制一种更科学、更实用的急救标识卡势在必行。郭建勋检索了国内大量关于检伤分类的文章，发现大多是在国外方法的基础上略作改动，缺少实质性的研究。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结束后，他在科里毅然作出了两项决定：设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启动“急救一卡通智能腕带”研究项目。
　　一份瞬间勾画出的急救病案，一本翻不完的急救大词典
　　郭建勋的第一步便是检索国内外文献，回顾以往有关大型救援的报道、论著。为此，他查阅了相关论文90余篇，专著11部，同时收集先进国家、地区的检伤分类标识卡与标识腕带实物或图片100余种。从有关急救方面的参考书中，他摘录出300多个关键词，努力找出它们的共性与规律，缩减为既有代表性、表达性又有全面性的元素，并根据这些元素的重要性、紧迫性、发生的频数进行排序。
　　那么，这么多的词组和元素，如何组合才最佳？这个问题让郭建勋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天他突然想到曾经学过的五笔输入法。最后，他将其缩减为25个诊断元素、16个治疗元素、5个转运元素、14个分级元素、12个标志元素、12个信息元素，并用疾病路径管理的ABCD符号与国际通用的红黄绿黑颜色组合起来，既标记出患者的受伤程度，也与路径管理接轨，一举多得。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元素放到一个一目了然的载体上，而且这个载体还要能书写、折叠。首选无疑是纸质卡片，但纸片不能适应湿性环境，那就必须有防水袋。元素在卡片上的排列，也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既要注重科学性、实用性，又要讲究美观；区域排序既要符合人体解剖、生理学特点，又要尽量贴合统计频数。单是卡片的换色折叠问题，郭建勋就用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去琢磨。有一天，他看到街边的孩子正在玩折叠魔卡和魔方，立刻受到启发，突破难题。
　　平时，不管吃饭、洗澡还是上厕所，一有时间他就思考或摆弄手里的卡片。为了突破印刷上的难题，他背着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出差，遇到这方面的专家便揪住不放，让人家进行现场指导。每次参加学术会议，他都会利用休息时间把卡片发给与会者，然后硬着头皮到专家的房间征求意见。由于英语水平有限，有一次为了和世界灾难救援组织的专家交流，郭建勋托了好几个朋友找到一位翻译，以15分钟1000元的不菲代价，来换取专家的指点。
　　近两年时间过去，主卡终于设计完毕。这款“急救一卡通智能腕带”外观看起来似一张普通的名片，内涵却十分“强大”：不仅可用于各类群体性伤害事件的现场检伤分类、急救、转运、检查、住院的绿色通道指示与基本信息识别，也可用于其他各类急诊病人的现场急救和入院诊治过程。这一成果在2011年第十七届世界灾难及急救医学学术会议、第九届中国国际现代救援医学论坛大会上交流后，受到国内外救援组织的关注。有急救专家表示，它把原来需要十几分钟完成的记录缩短为十几秒，使院前院内急救有机地衔接在一起，“不仅是一份瞬间勾画出的急救病案，也是一本翻不完的急救大词典”。目前，这一成果已获国家专利，并于2011年获吕梁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当年山西省唯一入围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创新奖的专业技术项目。
　　科研无处不在，关键看你是否有心
　　在基层，搞科研创新似乎是个奢侈的话题。
　　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上，郭建勋就遭遇过“偏见门”。会后，一位点评专家曾这样对他说：“你的研究确实很神奇。但给你一个建议：课件上最好不要写你们医院的名字。基层医院的研究很难被认可啊！”听了这句话，郭建勋的心里一时间五味杂陈。
　　可在郭建勋看来，基层恰恰就蕴藏着丰富的科研资源。“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非常强的学科，基层医疗一线工作者就是第一实践者。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高端设备，技术含量低的部分反而做得非常不人性化。这主要是脱离了工作实际，没有使用者的参与所致。所以，占很大比例的基层医务人员，不仅要做好把科学技术转换成‘生产力’的工作，同时还要有科研的意识，把自己的‘生产力’用科学的方法展现出来。”
　　干急救这么多年，郭建勋深感急救这个专业科研能力相对较弱。“随便走到哪里，我总能听到同行说这么一句话：‘我们科研水平差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条件’。”这样的论调他颇不以为然，“赵本山的小品大家都爱看，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艺术水平高，主要是他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别看我们是星光大道出来的，不一定就比音乐学院的差！”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曾问郭建勋：“你这个卡片看起来简单，却有很深的科学内涵，做起来一定不容易。你的研究基金有多少？”“只有5000元。”郭建勋难为情地说。这位专家拍了拍他的肩，对他说：“有很多人认为搞科研是科研机构的事，总是借口说没有搞科研的条件。你没有设备和条件，就凭一腔热情做了这么重要的发现。回去后，我要把你钻研这个课题的过程，当做教育研究生与年轻大夫的素材。让他们知道，科研无处不在，关键看你是否有心。”
　　有心、勤奋并执著的郭建勋，在急救医学领域已先后开展了10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20余篇，获得国家专利2项，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两年获得山西省科技奉献奖。时下，郭建勋最大的梦想是自己研制的检伤分类法能写入医学教材，成为行业标准，进一步申请国际专利，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群体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急救与管理软件平台，实现从急救的现场分类到患者安排住院的无缝对接，“不管病人来自哪个地区，送到哪所医院；不管病人走到哪一个环节，只要见到卡片的内容就知道该如何应对，让患者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科学、有效的救治”。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