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小传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性社会学所所长，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性社会学和性别人类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是一位“性阅历”十分丰富的教授：他曾卧底红灯区，和“小姐”同吃住，调查性工作者生存状况；他曾带领团队对中国人的“婚前性行为”、“多个性伴侣”等进行大规模调查；他从事性社会学研究的30多年，也经历和见证了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剧烈变革的30年。
　　生命时报：今年年初东莞扫黄备受瞩目，您是国内“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能介绍下您“卧底”的情况吗？为什么要研究这方面？
　　潘绥铭：1998年，我在广东东莞完成了第一次“红灯区”社会考察。此后带领学生调查了全国21个红灯区和其中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研究这些主要是想从社会学角度了解其运行和各种社会关系。“红灯区”里充斥着性与金钱，性不坏，钱也不坏，可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就变得复杂了。钱的问题中国人讨论很多了，可是性的问题还没什么讨论。性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隐私，这么珍贵，承载这么多的意义，这么不可借用？性社会学必须要研究这些，回答这些。例如，研究中我们发现，近10年来人们对“小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骂到同情，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生命时报：人们普遍认为，“找小三、包二奶”、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常见，这与您的调查情况相符吗？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潘绥铭：我做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多伴侣”现象的确增长明显。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至今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多伴侣”包括再婚、试婚分手、婚外情等多种可能性。“包二奶”等属于这个范围，但并不是全部。我们不能单纯的说人们的性变得随意了，应该说是自由了、多元化了，只要当事人是自愿自主的选择，就应该被尊重。 
　　生命时报：夏天到了，性骚扰的话题又多了起来，您怎么看待性骚扰增多？
　　潘绥铭：事实上，这十年间，真正受到性骚扰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只是担心自己被性骚扰的人越来越多。调查还发现，在中国，性骚扰最多发生在平等关系（如同事、同学、熟人、邻居、业务关系）中，而不是人们认为的上下级之间。此外，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现在社会舆论对性骚扰的报道和呼吁多了，反倒有些夸大了普通人对自己被性骚扰的可能性。这种警惕性也给人们建立起一道防线，直接导致了性骚扰行为的减少。
　　生命时报：您曾说“做爱，就是一种革命”，为什么这么说？
　　潘绥铭：30年前，我和两个哥们儿一起看“毛片儿”，里面一些镜头让我们目瞪口呆，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夫妻的性爱次数虽然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所采用的性技巧种类却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中国夫妻对于自己的性生活也更加满意了，尤其是妻子的性高潮明显地增加了。这样的“性福”局面，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换句话说，爱是需要用心做的，这才是性生活的真谛，也是中国性文化进步的标志。
　　生命时报：有人说中国性教育落后，您怎么看？您是如何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性教育的？
　　潘绥铭：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85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性社会学（Sexuality）的课程；但是到2012年，据我所知，除了医学，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对于我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教育，就是早早放一些性方面的书给他。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家里买上一两本书，小孩好奇心强，很快就去翻看了。▲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