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医患矛盾较突出，记者在天津调研

本报记者 朱 虹

　　【核心阅读】
　　天津医调委有一些“法宝”：制度上，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必须经医调委调解，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必须加入医疗责任保险。资金上，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保证了医调委的第三方独立性。但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瓶颈：目前还存在人手不够、工作压力大等问题，面对医闹时效果也相对有限。
　　
　　罗欣（化名）的母亲因摔伤右髋入住天津某三甲医院，接受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没想到手术后出现急性心梗，抢救无效死亡。罗欣不能接受“换个髋关节人却没了”的结果，来到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为他们调解的是刚从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退休的主治医师姜兆理。双方在陈述时，罗欣的话不多，只提出10万元的赔偿，医院的代表却强硬地坚持“是手术风险的范畴”。
　　“心电图有明确异常时有没有请心脏科会诊？有没有针对心脏问题的术前讨论和评估？”姜兆理向院方提出了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还咨询了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专家认为，医方对患者心脏疾病未予术前评估和讨论，术后关注不够，存在过失，但患者的死亡其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故医方应承担30%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应赔偿20.5万元。罗欣和院方都接受了调解结果。
　　这是天津市医调委经手的一个案例。近年来，医患矛盾较突出，各地纷纷建立医调组织。医调委有效吗？靠什么路径保障效果？记者展开调研。
　　靠制度叫停医患私了
　　天津市医调委成立之前，出了纠纷，花钱私了往往是很多医院的选择。
　　“那时，医疗纠纷主要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种途径解决。”天津市卫生局医疗服务监管处处长葛乐介绍，“三种途径各有弊端。医患双方协商常常由于情绪激动、矛盾激化而谈不拢；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人们通常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是一家人，难免袒护医院；到人民法院诉讼，程序复杂，一个案件常常要拖几年甚至十几年，耗不起。”
　　这种情况下，为了向医院施压，有的患者殴打医生、停尸闹丧、强占病房，甚至出现了职业“医闹”。在各医院的院长们看来，最头疼的不是患者依法维权而是“医闹”，医院只能和患者私了，花钱买平安，进而形成“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不良示范。
　　2009年2月1日，天津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了第一个省级人民政府令《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两项机制，断绝了私了的后路。
　　办法规定，索赔金额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无权自行协商解决，必须经医调委调解。违反规定私了的医疗机构可能面临党政领导免职、医疗机构降低等级、与财政补助挂钩的考核一票否决等严厉处罚。
　　医院不能再随便出钱赔偿患者，并不意味着患者的正当权益无法保障，取代医院进行赔付的是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理赔业务的保险公司。2009年起，天津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和市卫生局签订《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承诺书》，加入医疗责任保险。每家医院根据医疗服务数量缴纳不同数额的保费，保费与医疗责任赔付挂钩，医疗纠纷少、赔付额低的医院，下一年度续保费用优惠幅度最高可达50%，反之续保费用最高涨幅可达上一年度的3.5倍。
　　2008年天津市发生医疗纠纷1142件；而2009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439件，比2008年相比下降62%。
　　靠独立、专业保公正
　　天津市司法局基层处处长杜军介绍，天津推行的独立第三方调解的方式不收取任何费用，由政府全额出资购买服务，确保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地位。医调委的办公地点、经费及调解员工资均由天津市政府支持。
　　天津医调委主任欧阳澍介绍，医调委共有专职人员22人，其中从事调解工作的19人。每次调解由一名调解员和一名助理调解员参加。调解员都是有着医学工作或政法工作经历的老同志担任，助理调解员是法学和医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来到医调委的纠纷双方都要在调解员的主持下，走厘清事实、分清责任、依法赔偿的程序。
　　此外，天津从全市医疗机构遴选了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医学鉴定经历的211名医学专家，28名法学和保险领域的专家，组成了专家咨询委员会。
　　一旦发生纠纷，医调委在调解时首先要判断院方是否存在过错。统计数据显示，5年来医调委受理的2304起纠纷中，判断医院没有责任的只有约100件；市卫生局共召开59次937个案件的分析会，吊销了两名医生的执业证书，10人被暂停执业6个月到1年；平均调解成功率为87.5%。
　　靠联席会应对医闹
　　大部分患者及家属都能理性解决问题，化解纠纷，但欧阳澍承认，“医调委不是万能的，还是会有少数人选择极端途径。”
　　对于可能出现的恶性伤医乃至“医闹”行为，《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实施后，卫生局、司法局、公安局、保监局、医调委等部门建立联席会制度并制定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在“医闹”等恶性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到现场办公，及时引导医疗纠纷进入调解程序。此外，对于恶意敲诈、“医闹”影响恶劣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处理。
　　目前，《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条例》已经被列入天津市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天津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王贺胜表示，通过立法，能更好打击医闹。
　　除了问题的复杂性，医调委自身也面临压力和挑战。有的患者和家属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大骂调解员，当场摔了杯子，还闯到欧阳澍的办公室大闹，“信不信我现在就卸你一条腿。”“这种阵势我见得太多了。”欧阳澍说。
　　此外，学习压力大、人才短缺都是现实问题。欧阳澍说，每位调解员都要同时处理二三十件纠纷，新调解员补充不上，这些都是制约医调委发展的瓶颈。
　　医调委是发生问题之后的疏解平台，想要真正解决当前医患矛盾问题，在王贺胜看来，还是要从根子上想办法。
　　“我国目前优质医疗资源还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排几个小时队去挂号，等几个月住不上院，谁心里都会有火，而另一方面大医院的医护人员超负荷运转、工作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
　　王贺胜说，矛盾的解决需要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不断改善医疗卫生供给，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