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壮

　　管理是关键：构建完善的中医药管理体系
　　中医药行政管理和监督服务体系很不健全，呈现“高位截瘫”，从省、地市到区县，越到基层，中医药工作被忽视、受歧视的状况越明显，致使中医药发展政策和项目难以顺利贯彻落实。
　　据统计，全国只有19个省（区、市）设立了副厅级中医药管理局，仅有54个地级市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不少地级市连中医科也没有，许多县甚至没有专人负责中医药工作。
　　加强中医药管理必须做好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对管理部门职能进行调整和强化。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原主任王承德指出，中医药工作涉及面广，环节众多，而管理体制上是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和设计，应进一步明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主管部门的主导地位，调整完善部门职能，改变管理分散局面，同时加强地方中医药管理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温建民教授认为，在国家层面，应完善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相关部委参与的中医药工作协调议事机制，并由上而下，形成各部门统一协调、保障有力的组织领导体制。
　　政策是重点：确保中西医并重方针落实
　　2012年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投入对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畸轻畸重。中医医院院均年财政补助662万元，综合医院则达到1572万元，综合医院是中医医院的一倍多，但中医医院院均床位数仅比综合医院少18张。
　　中医服务可支配的资源明显不足。中医医院床均固定资产14.8万元，综合医院20.9万元，如全国中医医院床均固定资产达到综合医院水平，财政应补偿374亿元。由于资源不足，中医院人均年业务收入比综合医院少8.25万元。按中医医院职工数计算，中医院少收入603.4亿元。
　　中医类纳入医保收费的诊疗服务项目过少。在新的国家《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中，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只占4%，各地定价偏低。90%的中医服务项目亏损，导致一些中医医院弃中从西，有的中医疹疗技术濒临失传。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据此提出建议，在卫计委层面，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在大卫生体系中全力支持中医药发展。在政策措施上、资金投入上、项目安排上给予倾斜，弥补中医药事业过去的投入不足。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在研究工作、制定政策文件时，要时刻想着中医药，更多地考虑中医药的特殊性，切实体现对中医药的扶持促进。同时，在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中，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贯彻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国家相关部门应依照两个不同体系各自的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明确“平等地位、平级管理、平行运作”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建议，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制定医药价格政策要体现“并重”原则，依据中西两类医药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国家人事、医药、教育、科研等部门要单独设置“传统中医药”类别的执业资格以及医药临床、教育、科研、技术等领域的职称、职级管理制度；中药不但应该和西药区别管理，而且应尽快将中药证照审批和监管、中药人才教育和使用、中药商贸流通机构资质管理等中药管理职能划归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国家保证中西医药从业人员和运作机构平等参与各类医药相关的社会工作实践（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科研、产业等领域），特别是政府主导的各类医药保险制度的权利和机会。
　　改革是动力：在深化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院长王阶表示，拥有中医药和西医药两种卫生资源，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化医改要充分发挥这种资源优势。
　　中医药发展必须以医改为动力，一方面要依靠政府力量，另一方面要服务医疗需求，在改善民生、服务健康中彰显价值和作用。建立中医药发展的机制，根本点在于提高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深化内涵建设，挖掘技术方法，提升服务质量。
　　三级中医医院在中医医疗服务中居于重要地位，应探索创新机制，通过与基层开展技术协作、代管兼并、建立“医联体”等多种形式，实现中医优势资源的转移扩散，带动基层中医医疗的全面提高。他介绍，广安门医院兼并原大兴区中医院建立分院，不仅让当地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中医药服务，还输出人事、行政、财务管理机制，促进了分院的整体快速发展。
　　中医药服务潜力大，应借医改东风，乘势而上，在医疗、中药、预防、保健、康复、养生、文化、旅游、设备、器械、保健食品、健康产品、服务贸易等方面拓展服务市场，扩大服务人群。杨金生委员指出，中医类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没有充分发挥，表现在公立大型中医医院“看病难”，而民营中医医院、中医门诊部和中医诊所“吃不饱”。他建议，要通过完善机制鼓励民营中医机构发展，完善标准规范，加大扶持力度，改变目前民营中医机构小而散、杂而乱的局面。
　　温建民委员则从中医临床医疗现状提出建议。中医医院应体现中医药诊疗规律，不能跟着西医院走，“分科越来越细”，中医整体辨证、综合治疗的优势因此被弱化。同时，还要对目前科研体制、人员编制、服务补偿等内部机制进行创新管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完善中医药体制机制须“有本有源”，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旭东教授认为，要从学理上把握中医药知识体系的特征和规律，从实践中梳理中医药体制机制的方面和环节，分清层次、分门别类、分步推进，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的长期的过程。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