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 珍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基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晓辉：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性学教授、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性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马晓年：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教授、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

方刚：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

　　●禁欲主义土崩瓦解，“后性革命时代”正在开启
　　●“多伴侣”明显增长，性教育和性安全却很落后
　　
　　30多年前，如果有人提到“性”这个字眼，所有人都会用异样的目光看待他，甚至给他扣上“没道德、不要脸”的帽子。
　　30年后，“一夜情”、“同居”、“小三”等与性有关的热词频繁见诸报端，“荤段子”、“性笑话”遍及朋友圈。
　　国外有媒体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性方面的“大跃进”。真是这样吗？未来的性将何去何从？岁末，我们请来四位性学专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中国人的性现状、性观念。
　　性态度：开放、宽容是主流
　　《生命时报》：近些年，中国人对待性的态度主要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什么进步和问题？
　　潘绥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禁欲主义已经土崩瓦解，性革命基本完成，中国人对性的确更宽容，也更开放了。21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性化”的时代，就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开始与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生活中“性”的色彩越来越显现，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变化。
　　不过，从日常角度看，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日渐加剧的贫富分化，使得性方面“有钱就变坏”的说法显得越来越有根据；网络的普及，为一夜情等“快爽”活动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客观可能性；“人际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备受推崇，导致性贿赂、潜规则等频频发生。
　　彭晓辉：性观念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使性观念不断改变与进步。根据社会阶层不同，我将国人对性的态度分为7级：禁锢、保守、传统、开明、开放、自由、放松。底层人群对性还处于较为懵懂、保守的状态，中层人群则逐渐开明开放，上层人群则更加自由。这种情况可能使某些权贵的性生活出现荒淫，应极力反对。
　　方刚：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很多人认识到性是自己的权利了。只要不侵犯和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行使性权利。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所以有时会出现冲突。
　　《生命时报》：性，作为一个社会话题，近些年在媒体、网络上频频出现，在过去几年，您最关注的性话题是哪些？为什么？
　　潘绥铭：我曾和学生卧底红灯区，调查“小姐”生存状况，关注艾滋病、性骚扰等等。此外，还比较关心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的一些标志事件。例如陕西发生“夫妻看黄碟被捕事件”后，汹涌的舆论实际上确立了一条民间规则：公权力不可以随意侵入私领域。随后，当地公安机关认错赔款，等于承认了这一原则。这算是对性私人领域确立的标志性事件。
　　方刚：我比较关注与性侵犯相关的一些热点，尤其今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青少年遭受性侵的案件曝光，我希望能够趁热打铁，借着反性侵犯的东风为中国性教育做些什么，促成性教育事业的完善和成熟。
　　性行为：“多伴侣”增长明显
　　《生命时报》：“找小三、包二奶”的人变多，大学生同居越来越常见，有人说中国人在性行为上变得随意了，您怎么看？
　　潘绥铭：根据研究调查，中国“多伴侣”现象增长明显。所谓多伴侣，是指一个人至今为止，与一个以上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多伴侣”包括再婚、试婚分手、婚外情等多种可能性。“包二奶”等属于这个范围，但并不是全部。在性行为上，人们可以选择的自由度变大，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近十年中，中国人自己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例如“性福”、“一夜情”等等，这都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现有的学术成果。从某种程度说，学术研究落后于“性之变”。
　　方刚：在个人性行为上，我认为不是随意了，是多元了。只要是当事人认真考虑、知情选择、自主决定的，都应该被尊重，都是他们性人权的实施，不应该以部分人的价值观来污蔑他们的选择。
　　马晓年：对大学生来说，年满18岁后，他们就有了自己选择的权利，所以外人不应对他们的同居过多干涉。但学校可以以性教育、规劝为主，如告诉他们这样会影响学业、会怀孕，并教他们如何预防性病。
　　彭晓辉：很多大学生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性已经发育成熟，有了正常的生理需求，因此不允许同居，是强人所难。在性教育最发达的瑞典，99%的青少年有婚前性行为，而且家长是鼓励他们在家里发生第一次的。
　　性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生命时报》：有人说中国性教育落后西方国家50年，您如何看待？您觉得性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方刚：与国外相比，我们的性教育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性教育是人格教育、人生教育的一部分，进行的越早越好。孩子有权获得正确的性教育，有权知道性是什么，亲密关系是什么，然后他们才有能力思考和判断自己应该怎样面对性的问题。目前，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比如会面临来自家长和社会观念的阻碍，一些学校考虑到性教育与升学率没关系，还很可能“费力不讨好”遭到家长反对，这让性教育的“萌芽”随时可能夭折。
　　彭晓辉：有制度、没落实，中小学老师知识能力欠缺是性教育最大的困难。在瑞典，他们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和完善的性教育体系，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都会接受系统的性教育，如果学校不设置性教育相关的课程，或者性教育课没有上满，学校都会受到处罚。
　　潘绥铭：我认为，在大学本科阶段，所谓“性教育”应该更加具有学术性，也就是引导大学生去分析全人类和全社会的性。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但是最近十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85年的时候，连医学在内，只有我一个人开设关于性社会学（Sexuality）的课程；但是到2012年，据我所知，除了医学，已经有11位老师在大学开设这样的课程，只不过名称并不统一而已。
　　性安全：是个综合的社会工程
　　《生命时报》：在性安全方面，中国人需要加强哪些方面？
　　马晓年：早在1985年左右，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作为破禁区之作，就给很多人“上了最难忘的一课”。针对现在的社会情况，我认为学会正确使用安全套、合理避孕是需要继续加强的部分。调查显示，六成中国人不会正确使用安全套。不过，近些年有些性教育者将安全套带进校园，在课堂上教学生使用，这就是一种性安全教育的进步。
　　《生命时报》：今年出现了很多关于性侵犯的新闻，您怎么看待性侵害案件？怎样教育幼女远离性侵害？
　　方刚：其实这方面的新闻从来就没少过，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每年都有，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只不过今年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今年从海南校长性侵案开始，这个议题就被广泛关注了。儿童性侵害不光指幼女，男童受性侵害的事件也非常多。我觉得性侵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全面的性教育，而不仅止步于强调防性侵。对于受侵害者，我们永远不该谴责他（她），而要帮其减少内疚，社会应该削弱对后果的负面渲染。一定要让受侵者明白，被人看了、被人强奸了，并不代表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仍然是纯洁的。
　　潘绥铭：性侵犯案件以前也不少，只是这几年曝光率高了。不管儿童性侵犯还是成人，都是有应对方法的。国际上对于广义强奸犯的研究已经至少有100年了，对策也多如牛毛。我们应该学习并引进过来，这是解决的根本。
　　彭晓辉：提升儿童性安全、减少性侵犯，是个综合的社会工程，不能完全靠学校性教育，民间机构、家长、社会组织以及媒体都有这个义务。
　　性走向：炫彩呈现，多元发展
　　《生命时报》：未来一段时间，您觉得中国人在性方面可能有哪些改变？
　　潘绥铭：随着性文化的弥散，会带来“后性革命时代”的“炫彩呈现”。性会变得越来越个体化，性文化推动者们也会逐渐将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救国救民式的性革命，逐渐转向为个人争取“性福”的日常活动。
　　马晓年：一方面，性作为一门科学，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尊重，人们会越来越懂得享受性带来的快乐。高潮、自慰、性玩具、性快感，这些词汇不会再让人们感到难为情。另一方面，一切新发明和新技术，都可能用于“性”方面，例如互联网、手机，甚至机器人。
　　方刚：未来性多元化将得到更大的空间，社会对性也会变得更加包容。▲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