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政策管理歧视三个瓶颈 搬走人才资金空间三座大山

本报记者 李红梅

　　去年我国民营医院增加了1000多家，公立机构的数量略微下降。民营医院的发展势头迅猛。近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3年主要工作安排》提出，进一步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十二五”医改规划明确，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的20%左右。社会资本怎么办医，尤其在90%的市场份额被公立占有的情况下？还有哪些“玻璃门”有待拆除？
　　公立医院扩张快，民营医院发展难
　　2010年底，国办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从制度上扫清了社会办医的障碍。社会办医有利于增加医疗卫生资源，扩大服务供给，有利于建立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40年前，台湾占总量70%的公立医院占据95%的市场营业额，现在25%的公立医院占据30%的营业额。”联新国际医疗集团总执行长、上海禾新医院院长张焕祯说。
　　2012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民营医院9786个，比2011年增加1000多个，公立医院总量略微下降。但从诊疗人次看，公立医院达到22.9亿人次，占总数的90.2%，民营医院只有2.5亿人次，仅占总数的9.8%。不仅如此，公立医院的诊疗人次增长迅速，去年比2011年增长2亿多人次。
　　公立医院规模扩张仍然比较迅猛，进一步挤压民营医院发展空间。“‘十二五’医改规划、2013年医改工作安排已经明确，严禁公立医院举债建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说。
　　然而，很多人发现，公立医院大规模、超标准新建或改扩建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且多为负债建设。新建的县级公立医院普遍都是两人间，还有不少单间、甚至套间病房。原卫生部提出，到2015年，每千人口床位控制在四张左右。中部某市千人口床位已达4.58张，其中心医院仍在扩建。
　　多个支持社会办医的文件明确指出，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但是，在公立医院仍在扩张的情况下，民营医院的发展空间受限，比如地段一般在偏远城区、郊区，办不了综合的，只能办一些专科等等。“大型公立医院不断扩张，盖大楼、购置设备，民营医院无法与之竞争。而在医疗服务薄弱的基层、边远地区，民营医院又无利可图，难以生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姚岚说。
　　社会办医需突破人才、融资难题
　　“民营医院要的不仅是优惠政策，更是一个公平发展的环境。这需要政府在医疗服务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公平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民营医院也能提供质量可靠、成本合理、服务便利的医疗服务。”刘国恩说。
　　从2003年开始，同仁医疗产业集团陆续在我国南京、昆明、焦作3个城市投资或参股，建起了3所三级民营综合医院，规划床位均在1000张以上。经过多年的长线投入和经营，南京的医院刚刚基本实现了盈亏平衡。
　　“从当前医疗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医院产业化程度较低，市场的发展空间比较大，但是具体的障碍比较多。”该集团副总裁姜东晖说。
　　在价格上，虽然说可以自主定价，但是民营综合医院起步时辐射半径有限，一般在新城区，人口较少，而且医保病人往往要求按国家价格提供服务。
　　在投融资方面，没有低息贷款政策，银行方面给民营医院贷款的条件较为苛刻，股东的压力非常大，而大型综合医院从建设到经营上的盈亏平衡往往要8—10年时间，回报周期长。
　　人力资源是医疗服务行业的最大成本。民营医院的起步阶段往往只能是“两头”人才，即退休的医生和新毕业的大学医学生为主，大量成熟医生难以从公立人事系统中流出。有些地方甚至规定民营医院几年内不准从公立医院招人。
　　“医生在我国有两个政府管制的条件，一个是执业资格，一个是执业场所。目前，多数医生仍是单点执业，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制约民营医院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刘国恩说。
　　今年以来，四川、上海、内蒙古等地出台实施办法落实国家指导意见。近日，作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的深圳，拟了一份医生多点自由执业的政策，直面人才流动的难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备受关注。
　　刘国恩说，多点执业政策的放开，等于把社会办医的血液放出来了，制约民营医院发展的一大障碍，将在放开社会办医市场和公立医院改革中逐步清除。
　　基本与非基本医疗服务划分不清晰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
　　“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根据‘保基本’的原则，医疗服务的提供要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并分别给予相应的政策。”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教授冯中越说，医疗服务的供给不存在公立、私立之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不一定就是公立机构，民营机构也可以提供，并得到政府对等的保障政策；提供非基本的医疗机构，应该走市场的政策，接受政府行业监管。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符合基本标准的可以纳入购买服务范畴，但必须专款专用。
　　那么，基本和非基本的界限在哪里？“临床上，并没有划定基本的范畴。目前，行业内将其理解为在现有医保水平下，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刘国恩说，利润空间狭小的技术、药品等服务，可以纳入政府基本医保的目录，由公立医院提供目录范围内大部分服务。“这是一个‘地板’政策，公立系统有责任提供那些利润薄的、赔本的服务，但民营医院也可以参与。但没有纳入的部分，主要由非公立机构提供。”他说。
　　去年9月14日，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温州作为国家社会资本办医联系点城市，目前形成“1+17”政策细则。其中，“1”是指《关于加快推进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实施意见》，“17”指涉及社会资本办医的土地、融资、人才、医保、奖补资金、联席会议制度等配套政策，较之从前政策有所突破。比如根据政策，公立医院在编医生转到民营医院后，若想回公立医院，办理简单手续即可，这在以前基本是不可能的。
　　“从今年的工作安排来看，鼓励社会办医政策延续了以前的基调，制度性的障碍基本上消除了，方向也很明确。当前该项工作进展较缓慢，与今年机构改革调整有关，同时各方对各项细化政策仍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比如投融资政策、多点执业政策等等，有待各方深化认识，共同推进工作。”刘国恩说。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