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记者 胡德荣

马寄晓（后排右二）早年与四川简阳全国高级核医学研讨班全体教师合影

87岁的马寄晓仍每周出两次专家门诊。图为马寄晓在诊室为病人看片诊断　（胡德荣摄）

　　他由一位在旧社会靠勤工俭学走进医学殿堂的学子，成长为新中国核医学领域的翘楚；他白手起家，带领核医学科创造了领域内的许多个“第一”，他与人合著的《实用临床核医学》整整影响了一代核医学临床医师……
　　87岁高龄的他仍老骥伏枥，活跃于医院的门诊。他说：“只要医院还需要我，只要我还健康地活着，我就要继续为病人服务。”
　　2013年5月31日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核医学医师年会上，马寄晓教授接过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颁发的“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荣誉证书和精致的“鼎盛千秋”琉璃鼎纪念奖品，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其说我是在给病人看病，帮助病人康复，不如说是病人在给我‘看病’。在看病的过程中，我遇到不懂的、不清楚的，去查书，去上网，去请教别人，这使我在核医学领域继续保持着进步……”马寄晓的获奖感言让与会者感受到了一位医学老前辈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基础医学知识只有和临床实际操作相结合，才能学得深、用得活”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11岁的马寄晓耳闻目睹日本兵的滔天罪行，随父母住进南京的“难民区”。由于父亲是个穷裁缝，马寄晓只能断断续续地念完小学后，又在免费的华侨中学读完初中。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他没法继续读书，只好随外公去了安徽乡下。
　　或许是觉得医生是份不错的职业，1943年马寄晓在父母的叮嘱下，考入了汪伪卫生署举办的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医学检验。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寄晓经人介绍进入南京海军医院，开始做检验工作。不久，南京海军医院所有工作人员调往上海海军医院，马寄晓随之来到了上海工作。
　　20岁的马寄晓深感自己医学知识匮乏，但因经济拮据，遂在1946年考入了上海唯一一所允许工读的东南医学院医疗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了两头都不误，马寄晓起早贪黑，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在1948年年底，马寄晓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得辍学。买不起治疗肺结核病的链霉素药物，马寄晓就采用花钱很少的空气针注入胸腔内压缩病肺，每周一次，历时好几年肺结核才慢慢痊愈。
　　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马寄晓说：“其实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蛮好的，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基础医学知识只有和临床实际操作相结合，才能学得深、用得活。”
　　1950年，马寄晓看到上海市卫生局一则招聘广告，便立即报名，不久就被派到上海市第六人民院检验科工作。从曾经的国民政府的医院换到新中国的一家大医院工作，马寄晓格外勤快，也特别爱钻研。
　　从此，马寄晓把自己的一生都绑定在了这所医院。
　　■“同在一条起跑线出发，我们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1958年初的一天，注重医院学科建设的院长、院党总支书记朱瑞镛找已担任检验科主任的马寄晓谈话，“国内第一届同位素临床应用学习班将在上海的中山医院举办，医院考虑让你参加学习，学完后医院准备创建同位素实验室。”马寄晓听后二话没说，抱着极大的热情就去学习了。那年，他已经32岁了。
　　半年多的学习结束后，马寄晓就开始了上海六院同位素实验室的创建、筹备工作。对于已在检验科工作驾轻就熟的马寄晓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在核医学领域的摸爬滚打。　　
　　核医学是利用放射性核素有关物理特性与放射性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原理对疾病进行诊断性显像、检测以及治疗的一门医学学科。1958年，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大医院开展核医学诊断与治疗，马寄晓和他的团队涉足这一新兴的领域，自己标记部分放射性药物，自己研制显像仪器，在诊断核医学和治疗核医学的临床工作中边摸索、边积累，不断总结出经验，在专业杂志上陆续发表多篇学术论文：1962年，在国内首先进行邻碘马尿酸的合成及用碘131进行标记成功后，即进行邻碘131马尿酸肾图的儿科临床应用，第一篇对46人次患儿进行肾功能检查的论文发表在1964年第6期《中华儿科杂志》上；在甲状腺诊断中，应用碘131作甲状腺扫描，在1964年第5期《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甲状腺扫描的诊断价值》，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甲状腺检查的论文；采用北京协和医院王世真教授用以研究动物脂肪代谢的胆固醇，研制成国内具有独立自主的可供人体的显像剂“碘131—6—碘化胆固醇”，其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1973年还获得了上海市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　　
　　各种奖项也接踵而至：联合多家科研单位进行心肌灌注显像剂研究，1990年7月“一种新的心肌灌注显像剂—β—甲氧基异丁基异腈研究”，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上海市科技成果奖；1993年“针刺与针药结合治疗甲亢的临床疗效和免疫学机理研究”获国家教委重大贡献奖三等奖；连续10多年深入研究恶性嗜铬细胞瘤，1996年“碘131间位碘代苄胍治疗恶性嗜铬细胞瘤研究”获得了上海市科技成果奖。
　　随着科研成果的不断推出，马寄晓开始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和认可。他与中科院上海市有机化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合作，研制了一种新型肾上腺髓质显像剂，并用碘131标记后于1982年开始为病人诊断嗜铬细胞瘤，接着又将碘131间位碘代苄胍用于恶性嗜铬细胞瘤病人的治疗。为此，马寄晓等应邀先后在澳大利亚、日本的核医学会上作介绍。
　　“我们与兄弟单位同在一条起跑线出发，但之后的拼搏中，我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创造了核医学领域内许多个‘第一’。”尽管有了这些“骄傲”的资本，但马寄晓依然保持着一颗感恩之心。多少年过去了，每当马寄晓在核医学领域取得进步，受到院内外同仁的肯定和祝贺时，他总是说：“是老院长朱瑞镛高瞻远瞩地让我去学习核医学，我深深地感激他！”
　　■“想到能对我国核医学的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我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从1958年到新建的上海六院核医学科工作，到2013年荣获“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整整55年，马寄晓说：“我心无旁骛，心中只有‘临床核医学’5个字。”
　　也是因为这份“心无旁骛”，他在核医学领域不断有著作问世：主编了《核医学》、《实用临床核医学手册》、《医学影像学诊疗常规》、《临床心肺核医学》和《实用临床核医学》等7部核医学专著，主审了7部核医学专著，参与编写了17部医学专著。其中，他本人最为看重的是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刘秀杰教授共同主编的《实用临床核医学》，这部著作在1990年由中国原子能出版社出了第一版，1992年就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1993年又获得卫生部颁发的科技成果三等奖。10年后的2000年，出了第二版，2012年，又出了第三版。
　　编书的艰辛，马寄晓深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60开外的马寄晓与刘秀杰教授合作，开始着手主编《实用临床核医学》，以便让核医学医师、技术人员、各科临床医师等对核医学有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编写中，马寄晓和刘秀杰往返京沪多次，反复商议专著的框架结构。他们不仅自己编写重要章节，还团结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核医学临床专家、核研究机构专家共同撰稿，最后进行一丝不苟的统稿，确保专著的质量。
　　2012年《实用临床核医学》第三版出版时，国际核医学权威人士亨利·瓦格勒教授在该书序中高度评价：“中国核医学有了极大的进展。此书代表了世界核医学和科学的现代观点，我的中国朋友应为此感到骄傲。”我国核医学之父、中科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王世真教授不仅担任该书的主审，还为书写了序。
　　“想到能对我国核医学的发展起到一点促进作用，能为核医学临床人员、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一点学习参考，我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马寄晓如是说。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尤其要关注他们代谢性骨病的诊断和治疗”
　　作为一名核医学专家，马寄晓近20多年来更注重代谢性骨病的临床治疗。他说，上海是我国第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城市，截至2012年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67.32万人，占总人口的25.7%。而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亿多人，占到总人口的14.3%。“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尤为要关注他们的代谢性骨病——骨质疏松症的诊断和治疗。”
　　马寄晓解释说，老年人骨骼退行性疾病主要是骨质疏松症，其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主要为40岁以上进入绝经期的妇女以及50岁以上包括男性的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症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会带来髋骨骨折、脊椎骨折等情况，尤以髋部骨折最为严重。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有20%~24%的患者发生髋部骨折一年内死亡，一半的患者生活不能自理。“骨质疏松症及其并发症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寄晓更加意识到骨质疏松症防治的重要性。
　　1987年，马寄晓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约翰霍普金医院里第一次见到骨密度仪，想到自己早期在放射性核素骨显像的检查中，常误将良性代谢性骨病诊断为恶性肿瘤，他深感有必要深入进行代谢性骨病的研究。回国后，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92年建立了骨质疏松科，现已发展为骨质疏松和骨病专科。当时，医院的资金有限，为了筹集资金，马寄晓在分管副院长的帮助下，向企业家贷款，花了150多万元购买了一台“双能X线骨密度吸收仪”用于临床，取得了很好的诊断效果。
　　为了向更多的同行分享经验，马寄晓撰写了5万多字的题为《骨质疏松与骨密度》的文章，还自己掏钱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前来医院进修的学员，让年轻医生在核医学治疗中，学习怎样进行骨密度检查，了解与骨代谢相关的激素、骨代谢的生化指标、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以及双能X线骨密度吸收仪身体成分测量的原理和国际上的最新进展。
　　在老年人代谢性骨病，以及在骨质疏松和骨病专科领域，马寄晓和他的团队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多次全国核医学学习班上，学员们都感叹，上海六院马寄晓的经验交流让他们受益匪浅。全国核医学界同仁称马寄晓是一位关注代谢性骨病诊断和治疗的资深专家。
　　现在，87岁高龄的马寄晓教授还每周2个半天活跃在上海六院骨质疏松和骨病专科的专家门诊和特需门诊中。每星期五上午，他雷打不动地在7时30分就来到专家门诊2号诊室，一上午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患者，往往到了中午12时他还在耐心解答病人的各种疑问。　　
　　■“他把风险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别人的无畏无私精神深深教育了我”
　　担任过医院三届党委委员、三届工会主席的马寄晓，善于团结同志，关心职工冷暖。由他长期担任科主任的核医学科更是和谐融洽，不仅出人才、出成果，而且深受病人的信赖。
　　继马寄晓之后担任科主任、如今也已退休的朱瑞森教授说：“马寄晓是我们核医学科的元老，他的敬业精神人人佩服。按理说他都到了耄耋之年了，早该享享清福，可是他仍精神抖擞地出专家门诊，还担任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核医学科的教学门诊顾问。”
　　朱瑞森回忆起自己终身难忘的一个有关老主任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上海六院核医学科和上海市有机化学研究所一起进行113mIn-EDTMP和113mIn-DTPMP骨显像剂（用于诊断骨肿瘤）课题的研究。EDTMP和DTPMP药物合成后，经动物毒性试验证明安全，“马主任在这新药用于病人前，抢先在自己身上注射EDTMP 6 毫居里（放射性剂量单位），我第二个注射。”让朱瑞森更为感动的是，“到了年底，我被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其中一个事迹是以身试药的经历。马主任是第一个以身试药的，但他把科里唯一的先进名额让给了我。他这种把风险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别人的无畏无私精神深深教育了我。”
　　已被输送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当核医学科主任的侯永健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到大别山区考察克汀病。这是一种呆小症，其发病原因是小儿甲状腺功能低下所致。上海六院核医学科受邀协助考察工作。
　　“老主任（马寄晓）带领对甲状腺病熟悉的我和化验室徐竞芳老师前往。我们携带了百十斤重的甲状腺吸碘功能测定仪和发电机，翻山越岭到了患者的家里。发现这里的大多数克汀病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有的成年患者还使用着尿布。由于工作量大，老主任带领我们3次进山，与病人同吃同住，调查家族史，对每位患者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结果发现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肿大，有的有明显的甲状腺结节，并判断患者严重缺碘，以致体内不能制造足够的甲状腺激素，而这是患者自幼即出现脑发育障碍，并导致其严重智力低下、体形矮小的原因。我们将这些第一手资料提供给了复旦遗传所和当地的防疫部门。老主任那种吃苦耐劳、关心病人的故事，至今仍然感动着我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马寄晓所创办的核医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门诊一人一诊室，诊疗设备先进；核素治疗病房已由原先9张病床增加到20张，病房内具有完善的医疗设施、放射防护设施、监护设施、呼叫设施和病人休闲设施，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科室的成绩让马寄晓颇感欣喜。
　　他把这些更多地归功于自己曾领导过的团队。“科室的进步，主要取决于一心一意为科室发展、为病人服务的一群人。徐家麒主任医师在建科不久，事无巨细，深入工作，科室改建、迁院等工作主要由他负责。朱瑞森主任医师身体虽然不好，但是许多大剂量的放射性工作常身先别人，为嗜铬细胞瘤病人的诊治作了重要贡献。朱继芳主任医师在科内踏实工作，不计名利，团结同志，哪里需要她就出现在哪里。正是他们，包括许多医技兄弟姐妹的辛勤耕耘，使我们的团队跻身于国内核医学科前列。”谈到团队的一些骨干力量时，马寄晓对几位已经离开人世的主任医师大为惋惜，“他们中的叶德华主任药师走了，她曾先后制备了放射性胶体磷酸铬，合成了邻碘马尿酸等药物，解决了当时急需，促进了发展；姚中一医师也去了，他是核医学科最不怕辐射的人，在治疗大量甲状腺癌的病人时，从给药开始以及到外地给病人送药、随访，尽心尽力，得到许多病人的信任。我十分怀念他们。”
　　马寄晓感谢所有支持过他的人，这其中，也包括比他小一岁的夫人王慧珍。正是有了贤内助的默默支持，他才得以几十年全身心地投入核医学工作，并最终荣获“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马寄晓本人提供）
　　■记者手记
　　采访马寄晓教授共进行了两次。一次是在他家里，听他讲故事、谈人生；一次是在医院的诊室里，看他怎么看病，如何对待病人。
　　两次采访，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马老先生知识渊博、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在出门诊时，当听到一位温州病人说有医院给开具13260元一支的针剂，注射两支仍毫无疗效后，他连连摇头，嗤之以鼻。马老先生爱憎分明的性格由此可见。
　　22年里，倾注了马老无数心血的《实用临床核医学》出版了3版，他感慨万千地说：“这是中国核医学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获得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后，马老家里新添了一个小巧的立式玻璃橱，荣誉证书和“鼎盛千秋”琉璃鼎珍藏了进去。他说：“这份荣誉虽说是奖给我的，但更是奖给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群体的。”
　　■对  话
　　“我有两个‘不知道’”
　　记  者：马老师，我采访过许多耄耋之年的医学专家，但像您已87岁高龄了，还这样健健康康、潇潇洒洒地在看专家门诊的却为数不多。
　　马寄晓：我87岁了，人们都说我手脚利落，思路清晰，而且反应还快，主要是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我有两个“不知道”：不知道我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停止。只要医院还需要我，只要我还健康地活着，我还继续干核医学，继续为病人服务。
　　记  者：您的身体还这么硬朗，平时您都有哪些业余爱好？
　　马寄晓：我酷爱打乒乓球，在医院里还小有名气呢，不过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后来由于工作忙，岁数的增长，渐渐地不摸乒乓球拍了。但是我很喜欢欣赏足球，不过中国足球正如宋丹丹在小品中调侃的“看了让人更揪心”。我爱看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明年将在巴西举行。世界杯的魅力，在于它的拼搏精神，团队精神。我学习它的精神，把它的精神、激情借鉴到我的核医学工作中。
　　记  者：您养生也应该有一套吧，比如说，一日三餐饮食有什么讲究呢？
　　马寄晓：我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加30粒枸杞子和一调羹蜂蜜，已经吃了几十年。中餐、晚餐的菜肴以蔬菜为主，比较喜欢吃家乡的南京盐水鸭。
　　■马寄晓小传
　　1926年生，江苏省南京市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教授、主任医师。2013年5月荣获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现任卫生部核医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核医学杂志》编审专家，《上海医学影像》杂志编委会顾问，国际骨密度学会会员。
　　1958年从事核医学工作至今，对核医学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擅长内分泌核医学和骨骼核医学，以及核素治疗甲亢、甲状腺癌转移、恶性嗜铬细胞瘤、骨质疏松症等诊疗。研究的肾上腺皮质显像剂——碘131-6碘胆固醇于1978年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肾上腺髓质显像剂获1985年上海市卫生局科技成果奖；1986年参加“六五”国家科技攻关——核心脏病学的研究，获国家科委等部委颁发的奖状。
　　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或主审专著14部，其中，主编的《实用临床核医学》已出版三版，曾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