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患者家属 张远翠

    患者女儿张远兰说——
    如雷轰顶，母亲罹患癌症
    三年前，我的母亲偶尔发现头颈部有一个小肿块，就去做了个小手术。做手术的医生很细心，做了病理切片检查，检查结果让我们姐弟三人如雷轰顶——转移癌，在省肿瘤医院确诊为鼻咽癌，而放射性治疗是治疗鼻咽癌的首选治疗方法，我们决定让母亲接受放疗。
    在查出癌症前，我母亲的身体虽然弱点，但也没什么大毛病。可是放疗开始后，母亲的身体变得更弱，口腔出现了炎症。我们姐弟三人与父亲轮流照顾母亲，三个半月里共接受了60次放疗。我这才晓得，陪护病人是多么辛苦的事。
    母亲出院后，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慢慢康复，先是一个月一次，后来改为三个月一次，再后来改为半年一次到省肿瘤医院复查，每次复查的情况都蛮好，我们的生活逐渐回到原来的样子。
    并发症，让全家再陷困境
    两年后，新的问题出现了。母亲慢慢变得任性起来，脾气很大，像个小孩一样。我和妹妹觉得不对劲，“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我当时就这么想。
    我带母亲到县医院做了CT检查，那天正好有一位省级医院的专家来为别的病人会诊。他看了片子后对我说是癌细胞转移到脑子里了，要采取手术治疗或者化疗。专家走后，CT室的一个小伙子对我说：“我觉得不像转移病灶，但是我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推翻专家的判断，还是再找几位专家一起看看吧。”并陪我到西安交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省肿瘤医院，请专家看了CT片。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地诊断为“放射性脑水肿”。母亲再次住进了省肿瘤医院，毛病时好时坏，住院出院，再住院出院，来来回回好几次。这样大约过了大半年，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后来连我们姐弟仨都不认识了，全家人都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崩溃边缘，我们遇到王医生
    大部分人的想法是：生大病就得去大医院治疗，否则就是对父母没尽力。就这样，母亲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住院后的第三天，科主任和王医生来查房，说王医生是医院神经科的专业人才，以后我母亲的治疗就由他负责。王医生边听病情介绍，边给母亲检查。当时我母亲因为神志不清，有些狂躁不安，对检查极不配合。王医生很有耐心，用一只手按住她的额头，另一只手翻开眼皮检查，动作敏捷、轻柔。
    当天，王医生好几次过来看我母亲，也详细地问我母亲发病时都有哪些情况。第二天下午，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到办公室来坐坐，我想跟你说说你妈的病，商量下治疗方案。”到了王医生办公室，桌上摊着我母亲厚厚的病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很累了吧？”
    的确，母亲的病已经快一年了，每天神志不清，严重时必须有三个人陪护着，父亲年纪大了，天天陪母亲哪儿吃得消？我们请了保姆，加上姐弟仨连轴转，才勉强应付过来。说实话，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已经达到了能承受的极限。
    柳暗花明，母亲的病终有起色
    “很累了吧？”简单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感动。接着，王医生说他在医院看过这样的病人，后来都好了。“这两天我看了所有的病历资料，我认为应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接着，他向我详细说明了治疗方案、为什么要这么改的目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我听不太懂，但已完全接受：“王医生，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治吧，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治疗方案改了，一天，两天，三天，母亲没有任何改变，只有用镇静药的时候才是安静的。王医生还是一天来查好几次房，有两个晚上还被值班医生叫来会诊。
    大概半个月后的一天，守在母亲病床旁的姐姐突然打电话来，说母亲认得她了。这以后，母亲一天天地好起来，王医生还是老样子，每天笑眯眯地查房，隔两三天调整一下用药。母亲的病虽然好了很多，可还是经常会使性子。有一天，65岁的她就坐在地板上，怎么劝都不肯起来。王医生正好过来，温和地对我母亲说：“怎么啦？别坐地上哦，地上凉的，我拉你起来。”母亲居然马上起来了：“好医生，我听话的。”以前母亲一直叫他王医生的，就这样，王医生变成了好医生，而且一直叫到了现在。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医生对病人可以做到像我们子女一样，甚至更加耐心。
    一个月后，母亲出院了。出院两个星期后，我接到了王医生的电话，他很仔细地询问我母亲的情况并叮嘱再过两星期要来复查。每隔一段时间，王医生就会打电话过来，母亲有个咳嗽什么的，我也及时打电话给王医生，他总是耐心指点我们该注意什么。
    世事难料，母亲又患老年痴呆
    2011年上半年，母亲又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行为，喋喋不休地说些陈年旧事，而刚说的或做的转眼就忘了。有一次，她一个人走到外面甚至忘了回家的路。这次父亲很警觉，立即告诉我们，很担心母亲的病是否复发了。我把母亲的一些生活细节告诉王医生，他一听就跟我说，这次的病应该跟上次的病没有关系，有可能是老年痴呆，尽快过来检查一下吧。经过检查，母亲确实得了老年性痴呆症，而老年性痴呆目前没有针对性的药，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延缓它的进展，不能彻底痊愈。王医生建议平常不能让母亲一个人呆着，更不能让她一个人外出，要每天反复地跟她讲一些需要记忆的东西，并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摆放碗筷、洗碗等，让她感觉到家人的关心而不是嫌弃。
    因为母亲身体不好，父亲舍不得让母亲干活。现在，根据王医生的医嘱，吃完饭后，我们会围着看母亲洗碗，并不时夸奖她：“妈，你越来越能干了，碗比我们洗得都干净。”说也奇怪，每天干点活反而让母亲的精神越来越好，现在，我们还会让她洗双袜子、擦桌子什么的，我们都看着她做，经常鼓励她，母亲就会笑得很开心，别人说什么也不信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我想除了吃药以外，应该还有王医生所说的行为治疗的功劳。
    我们是医患，更是朋友
    母亲生了这样两场大病是不幸的，受了很多苦。可反过来说，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她碰到了这么好的医生。想想三年前为母亲的病辗转各家医院求治，而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母亲还有现在这样好的生活质量。“医生不光要把病人的命救回来，还要尽可能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我经常听王医生跟年轻医生讲的话，而且他还把这个观念灌输给病人和家属，因为他那里有很多中风病人，王医生经常在病房里指导年轻医生、护士给病人做康复锻炼。有时，他还手把手地教家属怎么做偏瘫的功能恢复锻炼。
    王医生现在比以前更忙了。我们信任他，家里谁有个小病什么的都找他看，他也从不推托，几乎成了我们全家人的“保健医生”。有时候他会说：“我也不是什么都懂的啦。”然后联系相关的专科医生给我们看病。我们家与王医生除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外，更多的时候像好朋友。
    王建明副教授说——
    上班第一天，我碰到了棘手的病人
    那是我到北京协和医院上班第一天遇到的重病人。当时科主任安排我熟悉环境以及分管的病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放射性脑病患者。这位大妈刚入院两天，神志模糊，躁动不安，得靠镇静剂维持平静，当时我就对治疗方案发生了兴趣。放射性脑病都是头、颈部发现肿瘤使用放疗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治疗效果不太稳定，一般在医院是比较少见的。而我恰巧治疗过这种病例，而且还治好了。虽不敢说对这个病人有多大的把握，但总算是有一些成功经验吧。既然医院把我当作人才，总得拿出点本事来的。
    当天下午，我仔细翻阅大妈的所有病历，以前几家医院的治疗方案基本大同小异，都中规中矩的，挑不出啥毛病，但很多细微之处还有斟酌的余地。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对病人来说都是“双刃剑”，医生只有深刻了解它的秉性并熟练地使用它，才能成为医生手中斩除病魔的利剑。
    医生是危重病人家属的心理支柱
    看得出来，这家人对治好这个病已经没有信心了。也是，这么长时间了，天天侍候这样的病人不光身体累，心也很累。而且去省级大医院治疗过还是这个样子，家属越发没信心。听住院医生介绍，子女们决定把老人家送到这儿住院其实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我决定好好找她们谈谈。
    与我谈治疗方案的是她们家的大女儿。其实治疗方案变动不大，我只是想把我对这个病的想法告诉她，希望她们不要丧失治疗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家属对病人的心理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医生有必要对危重病人家属提供心理疏导或者支持。但现在的医患关系让很多医生害怕原本想安慰家属的话最后变成了他们吵闹的证据，因此可能存在的风险还是必须要说的。可是这个家属没等我讲完话就对我说：“王医生，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治吧，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家属的信任让我感动
    治疗方案改了，我很清楚几天内患者的病情不会有多大改变。可是这几个家属还算沉得住气，他们也不问为什么，还说我们相信王医生，你就按自己的想法治病吧。有两次大半夜，大妈出现一些不适症状，他们还要求值班医生把我叫过来。我马上赶过来处理让他们很感动，我也被他们感动着。最让我感动的是大妈的爱人，70多岁了，每天看着老伴，又耐心又仔细，寸步不离，让我们病区的小护士们很是羡慕。大概半个月后，大妈就开始好起来，先是家里人全认得了，不吵闹了，大小便也知道自己解了，各项生化检查也显示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大妈就叫我“好医生”，一直叫到现在。
    大妈出院了，我定期给他们家打电话，提醒家属应该注意的事，要求他们按时回医院做相关检查。去年上半年CT检查已看不到脑水肿区域，可以说已经痊愈了。后来，大妈又到我这儿住过两次，最近的一次是因为老年性痴呆，经过治疗，现在情况也比较稳定。
    我想我与这家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超越医患关系的友谊。因为她们的信任让我感动，并让我知道作为医生需要这份感动，更需要这份信任。其实，我与大妈之间也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就一些医生平常都在做的事，竭尽全力地治疗每一个病人，不管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

（责任编辑：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