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6月1日消息（记者孙莹 实习记者张立芳）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之声持续关注的试药老太休克状告拜耳索赔15万欧元案又有最新进展，昨天（31日）下午，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2006年，张老太参加了拜耳公司的新药临床试验,发生休克反应，被医院认定为严重不良事件。因拜耳拒不按《患者须知》的承诺承担赔偿责任，拒不出示保险合同，一审法院判决拜耳赔偿张老太5万欧元。张老太不服，提出上诉，坚持15万欧元的诉求。
　　从一审法院，也就是北京朝阳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新闻发布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司法建议之后，包括中国之声在内的很多媒体对此案的进展高度关注。二审中，拜耳公司将有哪些新的答辩意见？“神秘”的保险合同会否现身？
　　公开庭审在北京二中院5楼28法庭进行，中午1点左右，法庭还没开门，本台记者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就在法庭门外等侯，十几分钟后，有法官进出法庭，但每次都立刻将门锁上，一点半，有7位学生被允许进入法庭，占据了仅有的7个旁听席位。这时《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的记者也赶到了，但审判人员表示，旁听席已经座满，即使拿到旁听证，媒体也不能进入。记者很好奇，几位学生是何方神圣？
　　记者：我能看看你们的旁听证件吗？
　　旁听人：包都在别人那儿。
　　记者：你们身上不拿证的话，他们（法官）怎么知道你们来旁听呢？
　　旁听人：我们上午就来了，我们不是只听这一个案子，一直在这儿学。
　　记者：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呀？
　　旁听人：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进不了法庭，记者们只能在法庭外等候。“拜耳在二审中有怎样的答辩观点，会否出示新的证据”？庭审结束后，法庭门一打开，记者首先询问拜耳一方代理律师庭审情况，但却遭到了拒绝。
　　拜耳律师：对不起，我没有被授权在庭外发表任何意见。我得尊重我的当事人他的意志，我不能超过授权讨论关于这个案件的任何问题。
　　张老太的代理律师高梅向记者证实，保险合同在二审中“现身”了。
　　记者：高律师，因为庭审进不去，我们最关心的是在二审的庭审现场，拜耳一方是否出示了那份至关重要的保险合同？
　　高梅：出示了，他不是在庭审出示的，提起有一个质证的过程，5月28日，他出示了这份合同，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不公开质证，他提出这里涉及商业秘密。
　　不公开质证结束后，拜耳一方从上诉人一方将“合同”要回，公开庭审时再次出示，但上诉方认为这份合同已经不具备证据效力。
　　高梅：民诉法有规定，最高院的民事证据规则也有规定，只有新证据二审时才可以提交，所谓新证据必须是庭后发现的，或者原来因其他原因自己拿不到的，法院又没有主动去取证的，而他这份合同根本不具备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上诉方还认为，这份“保险合同”不是原件，并对合同内容存有疑问。张老太的儿子廖志杰说：我们原来拿到的英文保险总的里面就有两个地方和这个合同不一致，更何况当时签的是德国格林保险有限公司，可现在这个变了，成了德国格林工业保险有限公司。
　　廖志杰认为保险合同能体现出，拜耳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试药者存在国别歧视，廖志杰：这是一个跨国的联保，我也举证，在全世界一共有3例严重不良事件，包括我母亲，我说你们敢拿出你们在日本是怎么陪的吗？
　　如果试药发生损害，拜耳到底应该怎么赔偿呢？
　　高梅：他始终强调，一旦受试者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他们要按照试用地的法律赔偿也好，补偿也好。这就和拜耳向国家药监局申报的材料有出入，合同上是给受试者或患者，但在保险证明书上他说是给被保险人。拜耳始终不承认受试者是被保险人，他只认为你是间接的受益人。
　　上诉方发现拜耳提交的这份合同里没有细则，严重不良事件到底赔偿多少，根本就没有写明。
　　高梅：无论是国际医学大会的赫尔辛基宣言，还是国家药监局制定的行规，就是临床试验的规范，里边都有严重不良事件，属于新药试验的损害事件。
　　法庭建议双方调解，上诉方表示不拒绝。
　　廖志杰：这件事我得慎重考虑，因为我母亲都已经85岁了，再打起来又折腾她，又短寿几年，我只是保留这种权利。
　　高梅则认为，无论二审结果如何，张老太的坚持是有积极意义的。
　　高梅：一审法院也向国家药监局提出了一些司法建议，而国家药监局也是非常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司法建议，所以这个案子的结果对于现行法治的健全、发展，尤其是新药试验这方面管理上的进一步完善，是有积极作用的。

（责任编辑：秋彤）